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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地知道，虽然这两年在科研上取得了一点成绩，但是往后将越来越困难。
这就犹如跳高运动，运动员在跳低杆时，成绩上升得很快，往往几公分几公分地增加；可是随着跳杆的提高，特别是接近极限高度时，跨越则越来越困难，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就科学研究的水平而言，我校虽说在低标高下跳跃，但是我们必须有大目标，要立足于赶超，要敢于创新。
对于本来不处于优势地位的人来说，如何实现赶超呢？这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迎头经》一文，他写道：“这样所谓迎头赶上和勿向后跟，都是不但见于经典而且证诸实验的真理了。”“迎头赶上”和“向后跟”，这是两种思维方法，两种不同的赶超战略，其结果也是迥然不同的。
我校实行“迎头赶上”的第一个项目，是计算机软件工程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末，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新的技术革命，它是以微电子、计算机为主要特征的。也就是说，计算机的大普及，将引发经济领域里的彻底革命；同时，还将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计算机的推广与普及是以计算机软件开发为前提的，而实现编制软件的自动化，又是发展软件产业的关键。中国是世界上五个数学大国之一，具有发展软件产业的优越条件，应当成为软件产业的大国。
1981年，我校留日青年教师何克清学成回国，他在向我汇报时，第一个提出要开展软件工程研究，并希望申请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当时，在国内不仅还没有研究软件工程的单位，甚至也无人能讲清楚什么是软件工程。由于这个项目既体现了新的技术革命的大方向，又符合我提出的以“高、新、独、巧”为特点的“迎头赶上”战略，因此理所当然地得到我的无保留的支持。但是，在学校的领导班子中，有个别领导出于学术偏见和个人成见，从一开始就反对，给这个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制造了很多困难，并且最终成了一个“秋后算账派”。
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提出后，立即得到教育部和国家计委的支持，并很快地纳入了申请、调研和论证的程序。国家重点实验室是由国家计委直接抓的重大项目，由国家计委投资，是面向国内外开放性的实验室。国家计委预计设置50个这样的实验室，此前在某些重点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已经启动了一批重点实验室。因此，申请国家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是我校在科研上面临的一次巨大的竞争，也是又一次争取实现零的突破！
1983年11月中旬，我率武汉大学代表团赴法国进行第三次访问，与法国签订第三个教育交流与合作协议。我们于12月5日回到北京，住在教育部招待所，何克清打听到我回北京的时间，他临时买了一张火车票，没有座位，就自带一个小板凳坐在车厢的连接处，一直到北京。他到北京的目的，是利用我在北京的机会，和他一起去教育部和国家计委汇报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的事宜。由于对申请国家重点实验室心切，尽管我刚回到北京，而且时差还没有调整过来，当天晚上我与何克清冒雪乘公汽，来到国家计委严谷良处长位于三里河的家，向他汇报关于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的事宜。当严处长得知我是当日从法国回到北京，不顾旅途疲劳，不顾严寒冒雪来与他商讨工作，他颇为感动地说：
“据我们调查的资料表明，何克清是全国搞软件工程的第一人，即便是对把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放在武汉大学不服气的人，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因此，软件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国家计委已经立项，已初步决定设在武汉大学，争取今年完成评估、论证工作。同时，你们也可以开始着手配套工程的建设。刘校长今晚的行动本身表明，学校领导对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是十分重视的，这在全国高校还是不多见的。因此，我们相信：凭借你们在软件工程研究上的优势，加上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个重点实验室一定会建设好，为开发我国软件产业作出贡献。”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科研实现零的突破（2）
1984年底，通过专家论证，国家计委正式批准在武汉大学建立国家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首批拨款500万元人民币。这是全国同类学科中惟一的重点实验室，是我校历史上科研项目获得拨款最多的一个项目。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意味着在计算机软件研究方面，我校软件工程研究所已成为国家队，担负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
抓科学研究必须要重视科研成果的鉴定工作，使研究成果尽快地得到推广应用，把它真正地变为生产力。我校电波传播研究室，是自1946年就开始的一个观察研究机构，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积累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在理论的指导下，该研究室与解放军通讯兵部合作，经过共同努力，成功地研制了一套FX时适选频通讯系统，是为战备服务的。同类的一套设备，在美国售价是100万美元，而我们研制的产品只要10万元人民币。很明显，这项成果具有很重要的国防意义和经济效益。
经我校与通讯兵部商定，于1980年8月在河北省与山西省交界处的龙关的一个通讯基地，对该项成果进行现场测试和专家鉴定，我受通讯兵部邀请，决定去参加这次鉴定会，这既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也是以实际行动表示对军民合作研究的关心与支持。
我与电波传播研究室的几位教师乘火车到北京，当日在通讯兵部大院集合，于中午1时乘军用大交通车前往通讯基地。北京到龙关的距离约400多公里，大约晚上8时到达目的地。时值夏末，由于严重干旱，道路两旁的作物已干枯。汽车没有空调，翻山越岭颠簸得很厉害，对于我们这些出生在江南水乡的人来说，实在是难以想像的。
大约晚7时，汽车在一座海拔约八百米的山顶上出了故障，司机虽想尽了一切办法，但终未能使汽车重新启动起来，夜幕已经渐渐降临了，四周漆黑一团，在那前无村后无店的旷野里，那时尚无移动电话，路边也没有公用电话，我们失去了同外界的联系，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中。山谷的晚风颇有一些凉意，再加上没有吃晚饭，不免有些饥寒交迫之感。这时，通讯兵部一位负责人建议道：“现在已无法与外界联系，看来只能在车上过夜了，等明天派人与龙关基地联系。至于晚饭问题，准备派两个同志下山，看能否找到村庄买些东西回来充饥。从现在起，大家要加点衣服，把车窗门关上，注意安全。”
已是夜晚十点多钟了，两位下山寻找食物的解放军同志终于回来了。他们说，找到了一个村子，但是老百姓实在拿不出任何可以吃的东西，我们只好买了七八斤鸡蛋，请老乡帮我们煮熟。于是，他们把装满两个军用挂包的鸡蛋递给大家，我们每人吃了几个鸡蛋，总算度过了那个难忘的夜晚。
第二天早晨7点多钟，我们改乘基地派来的车子，经过一个小时的行驶，约8点半到达基地。虽说此行旅途中遇到了一点麻烦，但是鉴定会和仪器测试进行得很顺利。专家组对该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家的空白，同意投入小批量生产和推广应用。这是我期望看到的结果，是我校在为国防建设服务上的一次零的突破，心想此次并未虚行。
为了把学校的科学研究真正地搞上去，最重要的是要营造创新的氛围，支持发明创造，鼓励多出成果。为此，我曾采取了如下措施：
首先，成立出版社，为教学、科研和学术交流服务，尤其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其研究成果不像理工科那样以有形的方式表现出来，惟一的就是用出版学术专著来体现。
在我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时，就极力主张恢复和扩大高等学校的出版社，并决定于1979年批准建立首批十个大学出版社。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武汉大学管文科的那个副校长，请她以学校的名义给教育部打一报告，提出建立出版社的申请，这样武汉大学就会成为全国首批十个大学出版社之一。然而，令我十分失望，武汉大学主管这项工作的人没有向教育部呈递报告，以至于首批只批复成立了北京大学等9家出版社，白白浪费了一个名额。
1979年5月，我要求调回武汉大学工作，深为失去了那次申请成立出版社的机会而懊悔。为了弥补这一损失，我立即亲自抓出版社的申报工作。可惜的是，到了1980年初，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家已暂停批准成立大学出版社。但是，在对待事业的追求上，我是一个“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达目的不甘休”的人。于是，自1980年到1981年，我带着校出版社筹备组的陆永良同志，先后三上北京，向教育部部长、国家出版局局长直至中宣部张平化部长汇报。真情同样感动了他们，于是他们从第二批36个申请单位中，破例批准了武汉大学出版社一家。
我对出版社的重视，是源于我受到美国哈佛大学的一句治校名言的影响：“不出版即死亡”（publish or perish），这是哈佛人的口头禅，是它催生出了哈佛的一流的研究成果，提升了哈佛的知名度。我信奉这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