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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出版社的重视，是源于我受到美国哈佛大学的一句治校名言的影响：“不出版即死亡”（publish or perish），这是哈佛人的口头禅，是它催生出了哈佛的一流的研究成果，提升了哈佛的知名度。我信奉这句格言，决心以它为动力办好出版社，激励我校教师出更多的成果。
出版社成立以后，我决定从文理科各系一次调出7名副教授充实编辑队伍，并新建了5000多平方米的出版社大楼。同时，武汉市人民政府决定，将拥有480多万固定资产和近300名技术工人的市属企业江汉印刷厂，无偿地转为武汉大学所有，以感谢我领导的市咨询委员会为武汉经济建设所作的贡献。所有这些条件，那时为各个大学出版社羡慕不已。同时，也因此使我校出版社一跃而成为当时教育部的重点出版社，为学校争得了不少的荣誉。
其次，实行学术假制，为教师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创造条件。学术假（sabbatical year）是西方国家大学教师的休假年，我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把它改造为适应于长期担任基础课教师从事科研工作的一种激励性的制度。
我校规定：凡连续5年从事基础课教学且教学效果优良者，均可享受一年的学术假。在学术假期间，教师可以到国内外学术单位进修或合作研究，也可专心著述；
如果做课题研究，可向学校申请科研费。在学术假期间，教师除了保留工资和福利以外，还可以享受一定的购书费用补贴，以利开展工作。
实行学术假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教学与科学研究之间的矛盾，而且还活跃了学术交流，使教师的业务提高得到了保证。实践表明，学术假制受到了广大教师的欢迎，它是把重点大学办成“两个中心”的有力措施之一。
再次，成立全校青年教师科学与技术协会（简称青年科协），举办学术沙龙。这是活跃学术思想，开展学术讨论与争鸣，培养年轻学术带头人的一项战略措施。
古人说：“石本无火，相碰方生灵光。水尚无华，相荡方现涟漪。”与此同理，人的大脑也需要碰撞，或曰脑激励，以产生创意。从根本上说，我们成立青年科协，就是要创造这种脑激励的环境，充分发挥青年教师的创造性。
为了这一目的，我们规定：每月第四周周六下午，作为青年科协例行活动时间，举办“科学论坛”。在成立大会上，我强调说：“办好‘科学论坛’关键在一个‘论’字，这个‘论’字包括立论、讨论、争论，不惟古、不惟书、不惟上，要解放思想，异想天开，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向权威挑战，在争论中，与会者人人都是平等的，不允许任何人谋求权威，不准‘戴帽子’、不准‘打棍子’，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让与会者的思维灵感的火花自由喷发出来。”
科学论坛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当代国际上最前沿的研究方向；二是国内外学术界最有争议的学术问题；三是科学研究中最难解决的疑难问题。论坛形式可以是专题报告，也可是围绕某一问题自由讨论，报告人可以特邀，也可以毛遂自荐。
学校专门拨出活动经费，编印“学术动态”简报，出版“珞珈青年丛书”。为了形成自由、舒适的环境，每次活动时，还供应时令茶点：冬季是咖啡、糕点，夏天是冷饮、水果。有时候，在科学论坛之后，还放映一些科幻片或举办娱乐活动。总之，这一活动很适合青年教师的口味，有利于他们身心发展。广大的青年教师十分热爱它，称之为自己的“成长之家”。当年的一大批青年科协的活跃分子，今天大多成了各系科富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博士生导师，是武汉大学在科学研究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坚力量。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珞珈山上的快乐学院（1）
在伦理学上，有一个“快乐论”，认为快乐是人生的最高幸福，追求快乐是人生的目的和道德标准。
快乐学院是指什么？它是一个特殊的学术社团——多学科讨论会，是20世纪80年代初，武汉大学的一批思想活跃的大学生的创举。它的首创者是谁现在已无法考证了，但是哲学系78级学生艾路明，计算机系77级学生柴潇涌，中文系78级学生弓克，以及他们身边的那一批想成为“九头鸟”的人，无疑是最活跃的分子。快乐学院的成立，得益于武汉大学当时的民主自由的校园文化氛围。那时的武汉大学被称为“解放区”（意指思想极为解放），不仅没有其他学校“三不准”（不准谈恋爱、不准跳交谊舞、不准穿奇装异服）的规定，而且取消了专司管理学生的专职政治辅导员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提出大学生应当运用两个课堂进行学习，这就是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前者是教学计划规定的学习内容，后者是指课外的学术社团活动，但每个学生必须至少要参加一个自己喜爱的学术社团，如果没有，那就应当去创建一个合乎自己需要的学术社团。这是学习成才的需要，是获得全面知识的需要，如果一个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学术社团，那就不能算是完全合格的学生。
恢复高考以后的几届学生，他们思想解放，价值观念超前，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超级自信。于是，他们一进校就没有把自己禁锢在一个狭窄的专业里，而是把目光瞄准到各个学科最前沿的知识。因此，各个系的同学都去与其他系的同学交朋友，从聊天吹牛开始，交流各自的新鲜见闻，终于一个新的多学科讨论会，在1981年秋高气爽的季节里诞生了，并给它取了一个昵称：
快乐学院。
在讨论这个社团的宗旨时，更是百花齐放，充分地显示了那一批学生的创造灵感，具有快速计算机脑袋的柴潇涌提出：“多学科讨论会只应有一个宗旨，即不拘泥于一种固定章法。”数学高材生、全校数学竞赛一等奖获得者陈华说：“我的章法是，构造一个高维精神空间，它有着处在低维空间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奇迹般的思维自由。”在《中国青年报》上开展关于人生观大讨论中出了名的历史系学生赵林说：“中国历代都以谦谦君子为美，我们多学科讨论会要以有显示欲的人为美，惟有每人极力表现自己，别人才会获益，才会变成‘九头鸟’。不然大家都说‘对对对，好好好’，我们就会感到自己是在对着镜子说话，浪费生命，而且极其乏味。”全校写作比赛一等奖获得者图书馆系77级学生李云帆，提出了一个更独特的价值标准：“一个人主讲一个课题，其他的人不管是赞成抑或是反对，都要群起而攻（或刁难）之，谁提的问题越刁，越有创意，那么他就越高明，给他打一百分。这是刺激积极思维，并且使命题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佳方法。我们把多学科讨论会变成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室。”
对于多学科讨论会上讨论的观点，到底要不要统一认识呢？对此，温文尔雅的中文系78级学生弓克的一番话，使大家豁然开朗。他说：“多学科讨论本来就是 一个不一致的整体，大家来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求不一致。因此，不一致造成的危机正是最好的危机，是婴儿产出前母体阵痛的危机，而不是因为相同得乏味而要离析的危机。我们多学科讨论会的人，不一定是武汉大学最出色的人，但肯定是兴趣最广泛的而又是千差万别的人，是敢于接受新东西的人，是敢于探讨别人必信的东西的人。”
每个星期三的晚上，是多学科讨论会的例会，届时各个系的一些“不安分”的学生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学生会议室，展开了真正的高谈阔论，唇枪舌剑，气氛热烈非凡。虽然他们讨论得面红耳赤，甚至是声嘶力竭，但是这个学术小团体却雷打不散，他们个个都是快乐的人。
他们不仅讨论的问题新颖，而且讨论的方式也很特别。例如，有一个“毕加索”
的讲座，主讲人不是一个而是三个：一个讲，一个问，一个评论，弓克说：
“毕加索是西班牙画家，1881年出生的时候是个死婴，被撂在桌子上不管了。他的叔叔是个医生，叫萨尔瓦，他吸了几口雪茄烟通过导管吹入毕加索的小肺里，毕加索活了，尖叫了起来……”
陈华插话：“这么说，是偶然性创造了伟大的毕加索。”
李云帆马上投出他的杀手锏：“请问主讲人弓克，你发现毕加索伟大在什么地方？”
本来有点害羞的弓克，却如行云流水似地论述道：“毕加索的伟大在于，他是一个创新魔，一辈子都在改变自己的画风。对别人是终点的地方，对于他来说就是起点。他号称‘艺术变色龙’、‘邪恶的天才’。在欧洲，如果两辆汽车相撞，司机会骂道：‘难道是毕加索！’毕加索同怪异成了同义语。他活了93岁，一生留下了油画1800件，版画30000件，素描7000幅，手稿100万件，这是绘画界的天文数字……”他们就是这样一问一答地进行讨论，并且不断地展现毕加索的画。
针对不同爱好的快乐学院的成员，弓克补充说：“我们可以不喜欢毕加索的画，但是每个站在毕加索画面前的观众，都会被震惊，被塑造。我们认为，艺术力就表现在对观赏者的塑造力 。塑造力越大，艺术的魅力越大！”
多么精辟的见解，这哪里是出自于非科班的大学生之口，完全犹如一派学术权威的宏论。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快乐学院讨论的论题还有：“超级计算机”、“生物变异新观”、“外来文化论”、“黑洞是什么？”、“浪漫主义”、“耗散结构理论”、“有万有斥力吗？”、“罢免权浅议”、“逻辑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等等。仅从这一批题目可以看出，他们敢于向权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