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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突然，从接到通知到出发时间不足半个月，我甚至连回家省亲的时间都没有，以至于新婚的妻子高伟赶到北京为我送行。
出国准备工作，主要是根据国家规定的标准，制作几套“礼服”，因为那时国内生活水平还很低，只有出国留学生才能穿得上由国家配给的毛料衣服。按标准国家为每一位公费留苏学生配制一件带毛领和丝棉胆的厚呢大衣，一套中山装，一套西装，一个帆布衣箱，以及其它限价、限量购买一些衣物和日用品。对于我来说，这些准备工作是很省事的，不需到指定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去定做，因为在学院的仓库里，堆积了过去多批预备生定做的衣服，由于苏方取消了派遣计划而滞留下来。我被告知到仓库里去挑选和试穿，尽管那些衣服也是新的，但尺寸和颜色毕竟不能完全合乎自己心意，鉴于国家经济困难，也只能将就将就罢了。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高伟来京短暂的探亲时间转眼飞逝而过，在我离京的头一天，我给高伟买了一张回汉火车卧铺票。我宁愿送别她，也不愿让她目送我远行，这样也许会使她心里好受一些。
一切准备就绪了，整装待发。
第三章 乱云飞渡仍从容第一列宁大街30A号
1962年2月10日上午9时，我登上了北京——莫斯科1次国际特别快车，告别了高教部和苏联驻华使馆派出的为我送行的代表。列车在汽笛的轰鸣中徐徐地启动了，透过明净的车窗，我向祖国首都告别，渐渐地那一排排老式四合院在我的眼帘下消失了。列车不断地加速，我的心跳也在加速，随着这列车驶向远方。其时正值严冬，我要去的地方比北京更寒冷，据说冬天经常是零下50度的气温。那是一个冰的世界，雪的海洋，对于一个生活在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人来说，我真怀疑能否适应那寒冷的气候。
此时，中苏论战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而两国之间的关系就像这严冬一样，也降到了冰点。
国际列车是全软卧式的，条件相当舒适，我一个人住一间房，略感寂寞。于是，随着车轮的咔嚓声，我的思想也随之震荡起来了。自从我接到苏方的录取通知，我的思想上一直迷惑不解，我想了很多的问题：在中苏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为什么取消了那么多留学生计划，而惟独接受我一人呢？我所去的单位是一个新兴学科研究所，有不少科研与国防任务有关，为什么不对我保密呢？苏方会在我身上打什么主意呢？我去了以后能学到东西吗？我会不会变修呢？我越想越感到惶恐，不知此去是喜是忧，只能走着瞧吧！
次日下午约3时，列车驶入中国边境城市满洲里，我们被请下了列车，到中国边防站办了出境手续。然后，我们步行跨过边境来到苏联一方的边境站后贝尔加湖，依序办完了入境手续。据说，中苏两国的铁轨不同，中国列车驶入苏联境内，需要作技术上的处理方可在苏联的铁路上行驶。跨过了边境，我们就算是出国了，并开始了在苏联境内漫长的旅途生活。
列车朝目的地不停地疾驶着，沿途只有大站停靠，也偶尔有一些苏联公民上上下下。列车上的生活单调而优裕，我感到最大的实惠是吃饭不再定量了。每日三餐，早餐有牛奶、鸡蛋、火腿、面包，敞开供应；中晚餐也是西餐，菜肴有牛排、鱼、狮子头等，主食有面包和米饭，任选不限量，饭后还有水果、咖啡供应。这无异于贵族式的生活，兴许是沾了出国的光，这与在留苏预备部里过的“瓜菜代”（以南瓜、青菜代替粮食）式生活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哪！
透过车窗向外遥望，远近都是白茫茫的一片，一眼望不到尽头。从列车身旁逝去的城镇、农庄和一排排的白桦树，完全处于银装素裹之中。早就听说西伯利亚辽阔宽广，当我置身其中之时才领略了它的浩瀚，火车居然疾驰了5天5夜还未走出它的疆域。在列车所经过的道路和车站，很少看到有行人，只看到扫雪机、推雪机在不停地工作，机械化的文明管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经过7天7夜的行驶，于2月17日上午10时，列车终于抵达莫斯科。苏联科学院的一名代表来车站接我，向我寒暄了几句欢迎的话，我也用俄语向他表示了感谢。同时，前来接站的还有中国留学生会的负责人张瑞昆，我们一起乘坐苏联科学院派来的汽车，来到位于第一列宁大街30A号留学生宿舍，我被安顿了下来。
这栋宿舍原来是在苏联科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专用宿舍，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在此居住的中国学生由数百人减到目前不足30人。当年暑假又有近20名毕业生回国，留下来学习的人连我在内不足10人。在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有两个学生会，一个是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会，另一个是在苏联科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会，它们都归属于中国驻苏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领导。此外，在留学生中还建立了相应的党团组织，自从中苏关系恶化以后，留学生中的党组织已转入“地下”，留学生均不能暴露党员身份。留学生对外联络，包括与苏联官方的交涉和与其他国家留学生的联系，一律以学生会的名义进行。
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在老同学的带领下，我到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国际合作部办理了注册手续，填写了有关的表格。接下来的两天时间，老同学带我熟悉周围环境，了解乘车、购物、买书、寄信等日常生活的一些常识。俗话说：“出国问禁，下乡随俗。”现在，我初来乍到莫斯科，既要防止违禁又要适当随俗。老同学们向我介绍了中苏论战的情况，苏联老百姓对中国的友好态度，莫斯科社会治安情况，以及苏联人的风俗习惯等。他们特别强调说，在与苏联人交谈时，切忌询问他们的年龄、婚姻、工资等。苏联人喜欢年轻，尤其是女性，在商店买东西时，你即使遇到的是老太太，但只能称呼“姑娘”或“小姐”，而不能叫她老太太，否则你会遭白眼，甚至不卖东西给你。
在获得这些有益的告诫以后，我适当地添置了一些生活用具，便开始了留学生的学习生活。尽管莫斯科室外的气温是零下50多度，但是宿舍、实验室、商店、汽车、电车和地铁里都有充足的暖气，丝毫感觉不到寒意，所以我很快适应了这“冰雪之国”的气候。
第三章 乱云飞渡仍从容中将克努扬茨院士
1962年1月20日上午10时，我如约来到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办公室，由一位秘书小姐带我到副所长B•；B•；科尔沙克院士的办公室，接受他的会见。
他向我表示了欢迎，并简单地介绍了该所的情况。然后，我来到了导师伊凡•；柳德维奇•；克努扬茨院士的办公室，这也是一次礼节性的会见，并未谈及到我的学习和研究事宜。会见时，我的二导师尤拉•；依万洛维奇•；切布尔科夫也在座，谈话结束后，二导师领我参观了由克努扬茨领导的各实验室，大致地了解一下导师的学术研究方向。同时，为了适应日后的学习与生活，二导师还带我去参观了图书室、元素分析室、红外光谱室、玻璃制作室、药品库、财务室和食堂等部门，这些是我今后常要与它们打交道的地方。之所以与财务室有关，是因为每月7号左右，我要到那里去领取代发的70卢布的助学金，所谓代发是代替我国政府发放的，最后由我国向苏方结算包括培养费、住宿费在内的全部费用。因此，我在苏联学习，不仅在名额上是对等的，而且经费也是我国政府负担的，苏联对我们没有任何优惠。
我的导师克努扬茨院士是国际上三位有机氟化学权威之一，与当时英国的赫斯泽尔定和美国的塔伦特齐名。他平素总是喜欢穿着佩戴中将标志的戎装，这表明他被授予了军衔，同时也显示他在军事科学研究单位兼了职。他在元素有机化研究所领导了一个有近50人的研究室，分成了若干研究组，我的二导师尤拉就是他手下的一个小组的组长。这个小组连我在内只有4个人。一个叫娜佳的俄罗斯姑娘，是二年级研究生；另一个叫玛尔达的姑娘是亚美尼亚人，她是实验技术员。她们二人与我算是同事，对我的语言学习和实验工作给予了不少的帮助。
据介绍，克努扬茨院士自1952年以来，一共接受了三个中国留学生，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他们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论文作得出色，除一人因故提前回国外，另外两人顺利地通过了副博士学位的答辩，这不仅给克努扬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使他对中国留学生产生了特别的偏爱。我后来发现，与我同批学习的留苏预备生被苏方拒绝，而我得以成行，克努扬茨院士的态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苏联科研部门也是实行“一长制”，导师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大师级的权威人物更是如此。
导师与我约定，每月5日（如遇休息日顺延）是与我会见的时间，用于布置任务，汇报工作和回答我在学习中提出的疑难问题。除此以外，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见他，必须通过他的秘书与他特约，否则是不可以随便找他的。至于实验中的具体问题，他完全不管，由二导师来负责解决。
2月5日，我与导师第二次会面，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谈话，他向我说明了攻读副博士研究生的目的与要求。他是亚美尼亚人，讲话带有很明显的地方语音，同时也考虑到我刚来，听说尚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他讲得比较慢，有时遇到化学分子式和化学反应式，他还以笔写助谈。所以那次谈话的内容，我完全听懂了，这也增强了我用俄语学习和工作的信心。
导师介绍说，苏联研究生学位分两种，一是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