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笱У目蒲а芯渴呛苈浜蟮模淌χ桓憬萄Ф桓腋憧蒲校灾劣诰蠖嗍淌π母是樵傅氐备鼋淌榻场Ｒ虼耍蘼凼窃诳蒲а芯康闹傅剂α可希谘跹芯康幕凵希蚴窃诳蒲а芯刻跫希负醵际恰耙磺疃住钡摹Ｌ乇鹗�1958年“大跃进”的破坏，使得原材料匮乏，工业品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搞科学研究，无疑是一切都得从零开始，真可谓“白手起家”搞科研。
元素有机化学是当时国内刚发展的一门新兴学科，它的许多研究方向，都与国防尖端技术密切相关。开展元素有机化学研究的某些研究课题，所需要的条件是苛刻的，除了涉及到低温冷冻的技术、高温高压技术、无水无氧操作技术以外，还需要一些特殊的原料、单体和化学试剂。然而，在当时国内，既没有这些技术设备的销售，又没有此类化学试剂的生产供应，一切要靠“自力更生”。打个粗俗的比方说，那时做科研工作就好比要吃红烧肉必须从养猪开始做起一样。
元素有机化学研究室下设5个科研组，有机氟化学研究组是最先起步的一个小组，我毕业后就受命组建这个组，并担任组长。当时，被称为“塑料之王”的特氟隆（学名为聚四氟乙烯），在国外已研制成功并投入了大规模生产，由于它具有耐高低温、耐腐蚀、耐磨等优越的性能，所以它被应用在国防尖端技术中。根据科学研究要为国防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曾先生建议我们研究聚四氟乙烯的合成。
当时，我们科研组只有3人，开展这项研究所需要的一切设备和原材料都没有，我们不得不从采购原料开始。研究工作需要电解槽和高压釜，买不到，就找工厂加工定做，但是制造这些设备需要紫铜和不锈钢，而这些材料是属于计划分配的紧销战略物质。为了得到这些材料，我们不得不周旋于计委和物资部门之间，有时甚至要找到各级领导签字或批条子，但是终究还是解决不了，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那时，中国处于令人难于想象的困境，妇女买不到发卡，学生买不到回形针，婴儿没有奶粉供应，教师和学生只能上半天班，下午要静躺在床上以减少能量消耗，这叫做“抓革命保健康”。这种情况下，我无谓地浪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不得不停止了这个课题的研究。
1960年初，我与曾先生商量，拟开展含氟航空灭火剂的研制，虽然也存在设备技术上的困难，但经过努力有望可以得到解决。这时科研组已增至5人，经过全体人员的努力，当年秋天已完成了实验室的合成，准备进行毒性、腐蚀性和灭火试验，同时进行扩大中间试验，为批量生产和推广应用奠定基础。至1965年底，这一切试验工作均已完成，证明它是一种无毒、无腐蚀和高效的航空灭火剂。可惜的是，正当化工部准备投资建厂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使这项研究成果被推迟了8年。直到1977年，才恢复研究，建立了小批量的生产工厂，以“ 9
12 ”命名的含氟灭火剂，广泛地应用在航空、航海和油田的灭火上。该项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一等奖。
第三章 乱云飞渡仍从容留苏预备部
自1959年到1961年，我国遭受了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粮食生产锐减到1951年的水平。物质供应极其紧张，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甚至不少地方发生了饿死人的惨象。
与此同时，在国际上也掀起了一股反华的逆流。前苏联也趁机卡我们的脖子，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撤走了1390名专家，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不断挑起边界冲突，妄图把我国搞垮。
奇怪的是，在这种“乱云飞渡”的形势下，我却被苏方接收到一个保密的研究所去留学，于是我在喜忧参半的心境下开始了我的留学生涯。
正当我在有机氟化学研究领域艰难地跋涉的时候，一个让人又喜又惊的消息传来，学校再次决定选派我去苏联留学，攻读副博士研究生。按照学校的要求，除了政审、体检以外，还必须接受基础俄语的考试。所幸的是，这三关我都顺利地通过了，“香港脚”再也没有成为我留苏的拦路虎了。
在填报留苏学习计划时，我曾找到研究室主任曾昭抡先生，请他为我研究方向的选择拿主意。他说：“有机氟化学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国内刚刚起步，高等学校尚是空白。你现在已经涉足这一领域，希望你到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去学习，它是世界上研究元素有机化学为数不多的中心之一，克努扬茨院士是世界研究有机氟化学的权威之一。你学成以后，回来继续领导学校的有机氟化学研究工作，为发展我国的有机氟化学和有机氟工业作出贡献。”我完全按照曾先生的意见，填报了我的留学习计划，通过学校报送到高教部留学生管理司。
随后，学校接到北京留苏预备部的通知，命我于1961年1月8日，到那里去接受短期俄语培训和出国前的必要的准备工作。
尽管赴苏留学能否成行尚是个未知数，但是如果真的去成了，那一去就是三四年。于是，我和高伟商量，准备在我去北京留苏预备部之前，完成我们的终身大事，何况我们都已超过了结婚的年龄。
我们结婚的时间定于1961年元旦，这不仅是一年之始，而且还蕴涵着我们人生的一个新起点。那时结婚完全是革命化的，只需要到派出所拿一张结婚证，举行一个类似于茶话会的仪式就行了。其时正是困难时期，按规定凭结婚证只能购买两斤用麦芽糖做的黑色糖球，区区数量根本招待不了宾客。我的同事很为难，他拿着已签字购买过糖的结婚证，在黄昏时再次到供销合作社，他略施心计，用手指捏住了签字的地方，售货员没有看出有诈，又签了一回字，所以又购得两斤糖，同时，我们俩从自由市场上买回了十几斤白萝卜，煮了一锅萝卜汤。这虽不成敬意，但对于当时处于饥饿的人们，能喝上一碗萝卜汤，也算是小小的口福了。这样才应付了那个喜庆的场面。
婚后我如期来到北京留苏预备部，开始了为期11个月的紧张而又十分艰苦的培训生活。
北京留苏预备部是隶属国家高教部留学生管理司领导的，其日常教学工作和生活委托北京外国语学院管理。20世纪50年代最兴盛时期，每年都有数千名留苏预备生来此接受培训，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后，到我们这一拨时只有120多人，很可能以后会越来越少了。
我们120多人来自全国各条战线，有的是研究生，有的是进修生（时间1~2年），有的是实习生（时间36个月）；年龄相差也很大，有的大学刚毕业，而有的年近半百；俄语的水平也参差不齐，有的已具有初步四会的能力，而有的还要从启蒙开始。根据入学测试的成绩，共分6个班，我分在一班，被选为班长。
我是准备到苏联攻读副博士研究生，除了学好俄语以外，还必须学习两门政治理论课，一门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另一门是《哲学经典著作选读》。这两门理论课的学习，是根据中苏两国交换留学生协议安排的。按苏联研究生学位规定，申请副博士学位者，必须修习以上两门理论课，成绩在3分以上，如果在中国修习和成绩合格者，苏方承认成绩，学习者可以免修。这样可以把在苏联学习时间从四年减少到三年半，以节约国家对留学生学费的支付。
那时学习俄语是十分枯燥的，几乎没有任何电化教学设备，也很少有图文并茂的原版参考书，教材是北外俄语系教师编写的，印刷的纸质也很差。每天上午上4节课，有文法、听写、会话等，下午是自习和做作业，每周有一个晚上放苏联原版电影，这既是我们练习听力的好机会，也是我们仅有的娱乐活动。
学习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每天我们都是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每月粮食定量是27斤，肉食1斤，鸡蛋1斤，食用油半斤，蔬菜供应也是限量的。粮食品种是搭配供应的，杂粮占70％，面粉20％，大米只占10％，这就苦了我们这些吃不惯杂粮的南方人。那时，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是家里寄粮票支援，有的到自由市场买高价粮票，有的到副食店买高价免证食品。 尽管如此，由于营养严重不足，难于维持紧张学习所需要的能量，所以有不少学员患了浮肿病，还有少数得了慢性肝炎，不得不被迫终止学习。由于我从小生活在农村，经过长期的磨炼，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使我得以克服那一段时间的困难，顺利地完成了学习任务。
12月中旬，培训任务结束了，在结业考试中，我的俄语读、听、说、写四项成绩均为5分（苏联是五级记分制，5分是最高分），是全班为数不多的获得全优的学员之一。在政治理论考试中，我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经典选读》也同时获得了5分。这成绩是与课任教师的教诲分不开的，也是我那一段刻苦学习的记录。
结业考试后，留苏预备部领导宣布：“鉴于中苏关系恶化，苏方至今对我派出留学生计划未作答复，因此大家回原单位边工作边等候通知，一俟苏方的通知来了，我们会马上通知你们的。”出人意料的是，我却被留了下来，成了那一批人中惟一的幸运儿。我被告知：“你的申请计划已被苏方接受，正式录取为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的研究生，而且年后要尽快动身赴苏，需马上作好出国准备。”事情来得如此的突然，从接到通知到出发时间不足半个月，我甚至连回家省亲的时间都没有，以至于新婚的妻子高伟赶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