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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时、荷兰、葡萄牙以及中国的北洋政府共9国政府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即《九国公约》。
根据《九国公约》的规定中关于接受胶州湾主权之需要，当时的北洋政府于1922年3月在济南成立了“鲁案公署”，特派王正廷出面督办“鲁案”善后事宜，其任务主要就是收回山东青岛的主权。当时，这实在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王正廷一时感到为难，并且身边也缺少得力的助手办事。这样思来想去，他忽然想起了自己在美国耶鲁大学时的同学孔祥熙。当年在日本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事件中，孔祥熙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帮了王正廷一把。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王正廷知恩图报且“鲁案”公署又极需人手，他便极力举荐并盛情邀请孔祥熙即日赴鲁，出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的实业处处长。
孔祥熙就此事征询孙中山先生意见时，中山先生当即复电敦促孔祥熙早日成行。就这样，孔祥熙于公于私已均属义不容辞，便回复王正廷表示接受聘请不日赴职。随即孔祥熙向阎锡山辞去了省府“参议”之职，于1922年3月前后束装赶赴济南，就任“鲁案”公署实业处长。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出任当时北洋政府的官员职务，也是他正式步入仕途的一个标志。后来，为了青岛接收上的工作便利，王正廷又兼任了中日联合委员会委员长，而孔祥熙也由实业处长同时兼任“胶澳商埠电话局局长”之职。1922年12月，王正廷及孔祥熙为“鲁案”公署官员由济南专程赶赴青岛具体承办各项接收事宜。到任后孔祥熙经过调查研究，很快制定出各项接收细则和具体的执行步骤，为此王正廷对他大加赞许。但“鲁案”公署毕竟是个临时性的机构，只限于接收期间，且当时的接收工作又进展得较为顺利，所以截至当年的12月中旬整个接收工作已告结束。由于工作的需要，孔祥熙一直滞留到次年的春天，才由山东返回山西。
经过这一次当官的经历后，孔祥熙的官瘾给撩拨得更加难以超脱了。孔祥熙突然意识到，太谷乃至山西这穷乡僻壤已不是他的立足之地了。外边的精彩世界，正等待他去施展一番也享乐一番呢。孔祥熙这种出外闯世界的想法，尤其是出外谋官的愿望，自然得到了夫人宋霭龄的赞许和支持，当然这本来也属于宋霭龄打算重新设计丈夫的一个范畴。所以当下孔祥熙就给王正廷写了一封信，其后又多次写信，请求王正廷设法在官场上再作提携之德，帮他谋上个一官半职，以图进一步发展。对于孔祥熙的这般请求，那王正廷倒是乐于成全。1925年春末，他即打电报给山西的孔祥熙，请孔祥熙速来北京“中俄会议”督办公署报到，政府另有重任。
原来，北洋军阀政府正准备与当时的苏联新生政权——苏维埃政府恢复邦交。苏联方面委派加拉罕为代表，中国北洋政府方面则委派王正廷为代表。当时为洽商中苏两国间有关一切事宜，特设立了“中俄会议”督办会署，并且正式委派王正廷出任督办。当时所谓的“中俄会议”是指中苏双方为协商解决以前俄国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召开的专门会议，其督办公署则为该会议的常设机构，专门处理日常事务。因为此事涉及两国之间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好多主权归属问题，关系重大且非常棘手，王正廷考虑再三，决定还得请老同学孔祥熙出山以助一臂之力。当时在督办公署一共设置了两名要员，一曰“会办”，另一曰“坐办”。当时“会办”一职由张作霖推荐的郑谦出任；而“坐办”一职则由王正廷保荐孔祥熙来担任了。只是当孔祥熙到任后才发现，这个“坐办”的官职，实际上却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办。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且中国的北洋政府又腐败无能，致使所谓的“中俄会议”后来也并未谈出什么结果。如此一来，难免有人形容孔祥熙当时的“坐办”一职，不过是“案牍劳形看报纸，职权行使唤茶房”罢了。因为无事可坐，闲极无聊时，孔祥熙便跑到附近的东安市场下馆子喝小酒，用以打发时光；再不就是和少帅张学良骑马打猎，在帅府高谈阔论，为自己无聊的日子作调剂。
实事求是地讲，辛亥革命前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无论在山西、在日本以及后来在山东和北京出任北洋政府官员期间，孔祥熙在政治上均始终紧跟孙中山先生并与之保持密切联系。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他不断加强了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联络并谋求建立反对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的大联盟。此外，孔祥熙还做了大量争取冯玉祥将军的工作，反复向冯玉祥将军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并最终促使冯玉祥逐渐倾向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南方革命政府。其后当孙中山北上并且在北京病重期间，孔祥熙又一直守护在中山先生病榻前，成为《总理遗嘱》的见证人。凡此种种均可表明，在孔祥熙早年的活动中，他的确是孙中山先生的一名忠实的追随者。
但是他由于受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在北方活动，所以一直没有机会追随在孙中山左右。仅在1922年4月应宋庆龄之邀，孔夫人宋霭龄携刚刚出生不久的长女孔令仪赶赴广州看望宋庆龄和孙中山先生。到1924年初，孔祥熙方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邀请，赶赴广州正式加入革命政府。当时在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下，孔祥熙又开始积极地和当时直系军阀的冯玉祥将军密切联络。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当时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率20万大军与张作霖的奉军大战于山海关。一时间“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战争爆发后，吴佩孚即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并率部开赴前线。同年10月19日当冯玉祥在滦平得知前线失利的消息后，认为举事的时机已经成熟。当即他下令全军班师回返，并于10月23日未鸣一枪即率部占领北京城。囚禁了当时有名的“贿选总统”曹锟，并下令前方全线停战，这便是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北京政变”。
《孔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 二谋求仕途见证遗嘱（2）
“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就把所部统统改称为国民军，并成立了以冯系为中心的临时混合内阁。其后不久，冯玉祥即下令所部进宫将当时一直赖在皇宫里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并废除了自民国成立后又延续了13年的所谓“帝号”。当时，冯玉祥将军的这些革命行动，受到了国内各阶层人民的拥护，也得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的赞同与支持。
“北京政变”后，在中国北方出现了以冯玉祥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共同支配且由段祺瑞为临时政府总执政的所谓中央政权，于是三方之间又形成了既联合又争斗的新的复杂局面。由于当时在北京的三个方面依旧各怀心腹事勉强合作，致使许多事情无法协调并且新的矛盾又不断涌现。最后，三方竟各怀不同的政治目的，一齐电邀广东革命政府领袖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接到北京政权三方邀请后，孙中山先生为求得全国的真正统一，亦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应邀北上。
孙中山先生偕夫人宋庆龄女士于1924年11月13日自广州出发北上，一路经由香港、上海且取道日本转赴天津，辗转达一月有余方才于是年的12月31日风尘仆仆地抵达北京。当时，由于多年来艰苦的革命生涯消磨，致使孙中山先生已然积劳成疾，身体十分虚弱。待孙中山先生抵达北京后，竟突然病情恶化以致一病不起。当到协和医院诊治时被确诊为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病危时，孔祥熙、宋子文、吴敬恒、何香凝以及宋庆龄、孙科等人围拢其病榻前，汪精卫将那拟好的遗嘱文稿呈上去。由于当时孙中山先生已经无力举腕，后还是在夫人宋庆龄的托助下，用颤抖的手执笔签上“孙文”二字。当时在场的孔祥熙等人，即成为《总理遗嘱》见证人。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不幸病逝，年仅59岁。
由于孔祥熙与孙中山的连襟关系，加上同仁中他的年纪稍长几岁且场面上的事较为熟悉，众人便一致推举他为负责人，主办中山先生治丧事宜。并且由他在其西总布胡同的住宅里，专门腾出一间房子，以存放花圈挽联等。4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推定，由孔祥熙、张人杰、汪精卫、林森、于右任、邵力子和宋子文等人，共同组成丧事筹备委员会。而自孙中山先生北上及生病住院到最后病故发丧，其所需费用都是由孔祥熙出面筹集的。发丧之际所需组织和维持，又多是孔祥熙请冯玉祥将军协助解决的。而后为了安排丧事，孔祥熙又在北京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在孙中山先生晚年弥留之际以及先生身后的善后事宜安排上，孔祥熙的确是出了大力的。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先生的遗体移葬于南京紫金山南麓。当时国民政府为此举行了盛大庄严的奉安大典，孔祥熙又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总理奉安迎接指挥，兼总理奉安委员会办公处总干事。南京中山陵建成之后，在北京香山碧云寺为中山先生又设衣冠冢，即将中山先生衣帽封于碧云寺，于石墙中再筑冢而成。中山陵园建成之后，孔祥熙曾撰写手字祭文以为纪念。
然而人的命运的走向却是飘忽不定，无论当年孔祥熙以及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在孙中山先生生前多么忠诚谦恭，但一旦脱离了先生的教导后都背叛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革命思想。尤其是孔祥熙，后来竟为了追求名利和财富，投靠蒋介石，坐上了蒋氏王朝宰相，最终辜负了孙中山先生生前对他的一片殷殷瞩望，实在令人扼腕。
《孔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 二投蒋靠宋卖身求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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