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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603年，新国王的子民中已经有许多人对他们被迫加入的英国教会非常不满。
《五月花号》 第一部分庄园老屋（2）
清教徒是在生活作风上比其他人更接受新教理论的影响，也是比其他人更关心教会改革的那些人。在1603年，希望解散教会、甚至建立一些没有主教的国教教会的新教徒不是很多。那些在伊丽莎白执政的晚年宣扬过上述极端观点的人们都曾被重重地惩罚过。当然，有可能接纳持一些极端观点的清教徒，但是，假如这些人的确存在，他们一定都非常小心，没有在当局面前暴露自己。
毫无疑问，这种伪装把许多散落在各地的、包括斯克卢比在内的小弥撒团掩护得非常好。
1604年，詹姆斯在汉普顿宫召开了一个大会，著名的宗教人士和改革家参加了这次大会。就像宗教改革运动本身一样，这次大会对各教派对教义的不同理解未作限制，而且詹姆斯很可能对清教徒的请愿持同情态度。那是一个微妙的局面：传统的教会已根深蒂固，世袭的贵族反对改革。汉普顿大会过后，詹姆斯觉得改革的计划已被与会者接受，所以对清教徒不断提出的请愿颇感厌烦。1604年9月，詹姆斯公布了141项条例，他宣布清教的神职人员必须遵守这些条例，否则将以“渎职者、顽固不化和藐视国王，不得继续留用”为由作革职处理。
现在的形势对清教徒们已经非常清楚，他们非但无法从内部改革英国教会，而且英国根本就没有他们的存身之地。少数几个德高望重的人，像巴伯沃斯的克利弗顿和诺威奇的鲁宾逊都已被迫与国教分离，站到了官方宗教的反面。其余的人都在坐待时机。
这里提到的鲁宾逊是约翰·鲁宾逊，另一个从Sturton－le－Steeple来的剑桥校友。1592年，他就读于CorpusChristi学院，并于1595年毕业。他被选为教员，1600年成为学院院长。由于学院规定已婚的人不得在学院任职，他于1604年结婚时，不得已辞去教员职位。他遵照教会的任命去了诺威奇的StAndrew教堂，但后来依据“一百四十一条例”被逐出教会，他从未接受“一百四十一条例”。他回到Sturton－le－Steeple老家，重归动态之中，等待时机。他没等多久。动态平衡正在发生改变。
1607年，克利弗顿辞去他在巴伯沃斯的职位，加入了盖恩斯伯罗的弥撒团。
1605年，斯克卢比东面的海顿的教区牧师罗伯特·索思沃思被剥夺神职（尽管是否由于他信奉清教不详）。威廉·布鲁斯特在斯克卢比给了他一个没有执照的助理牧师的职位。那一年，17个男女因为在圣灵降临节到Sturton－le－Steeple去听鲁宾逊讲经而被法庭传召。人们能感觉到官方控制的步伐正在加快。对一个在地理位置上没有任何意义的斯克卢比地区的封锁之严将最终与在千里之外发生的事件产生联系，尽管那还需要一段时间。
在1605年，当索思沃思接到招聘时，一个远洋船船长乔治·韦茅斯出洋为英国商人探寻在加拿大和新英格兰的商机进行了一次探险。他从缅因海岸南行到马塞诸塞，在那里，他发现了印第安人。他思忖国内的商人肯定“有兴趣”看看印第安人，于是便绑架了两个。“我们用了一点拖延战术，然后突然出手捉拿，……他们身体强壮，但一丝不挂，所以最好的捉法是揪住他们头上的长头发。”他贿赂了其他三个印第安人。“我们给了他们一个豌豆罐头和一点面包，他们将其带到岸边去吃，但是其中的一个将我们的罐头带了回来，现在和船上的其他两个人呆在一起。”那个印第安人名叫斯匡托，是Wampanoag部落的一支里的人，他们的领地是一长条青翠的海岸线，还包括两个小岛。
住在斯克卢比的那些虔诚敬神的人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从未涉足他们居住的周边地区之外的地方，从未听说过那些遥远的地方，即使听说了恐怕也不会有多大的兴趣。他们也无法想象在一个温暖的星期二，在一个巨大的海湾岸边，会有5个人带着做交易的毛皮和新晒的鲱鱼干穿过青草茸茸的平地向他们走来。其中的一个人正是当年的斯匡托。从斯克卢比来的手里紧紧攥着毛瑟枪的这些人发现了一条救命的供给线——但那是15年以后的事了。
1606年，英王詹姆斯急于确保英国对北美大陆的占有份额。亨利八世曾经试过这项计划，但未成功。伊丽莎白女王曾派遣沃特·罗利爵士在今天的北卡罗莱那州的罗诺克设立定居点，最后也以失败告终。结果仅仅留下一个弗吉尼亚的名字，那是为纪念一个从未结婚的女王而命名的地方，位于今天的佛罗里达州和新英格兰之间的广袤地域。詹姆斯对实现这项计划的决心似乎更加坚定。4月10日，他为弗吉尼亚公司和普利茅斯公司这两个投资团体签发国王特许专利。
根据这两项特许专利，弗吉尼亚公司得到北纬34度和41度之间的土地（今天的威尔明顿、北卡罗来纳和康涅狄格），普利茅斯公司得到北纬38度和45度之间的土地（特拉华南部和缅因州）。在互相重叠的区域里，两家公司都可以建定居点，但间距不得小于一百英里。
同年，能像猎犬那样从人群中嗅出清教徒的达勒姆的大主教托拜厄斯·马修斯被调到约克郡任职，斯克卢比落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在达勒姆时，他就行使皇家政治代表的职权，并呈交有关北部诸州及苏格兰事务的报告。他以坚定不移地支持伊丽莎白和詹姆斯的政策的手段而获得皇室的青睐。在达勒姆任职期间，他给不服政府权威的人们和团体制造麻烦。调任到约克郡之后，他的政治和宗教活动愈加活跃。他已下决心在自己的教区内剪除所有异教和分裂活动。
那些著名的清教分离主义者不愿坐以待毙。他们在一个同情清教徒的骑士威廉·鲍斯爵士的妻子伊莎贝尔·雷伊家中的修道院里聚会。与会者中有克利弗顿、鲁宾逊和史密斯。在这次会议上，鲁宾逊成了一个彻底的分离主义者，史密斯坚信从英国教会分离出来是唯一的出路。这次会议的总的倾向是反对这一步骤的，然而，史密斯心里明白，一般来说，清教徒不会支持分离主义者和他们的极端主义情绪。分离主义者必须依靠自己。他是“一个从来不会为自己的思维逻辑担心的人”，他放弃了自己在英国国教中的头衔，他在已经同情清教的盖恩斯伯罗活动，并被选为当地的牧师。
克利弗顿已经是该弥撒团的一员，布鲁斯特也加入了该团体，但是对他们两人来说，到盖恩斯伯罗的路单程就是九英里。克利弗顿已经53岁了，在当时已算是年迈之人。这可能是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于是，1606年间，一个小弥撒团开始在斯克卢比庄园的教堂里聚会。传说中说布鲁斯特组织聚会，克利弗顿任牧师，鲁宾逊任教师。我向多尔比提及（对他没有任何不敬之意）斯克卢比这个地方今天看上去像沉沉睡去的小镇，按照常理推论，那个时候一定比现在还要清静，然而，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就在那里孕育了。“我认为启动者是布鲁斯特，而驱使布鲁斯特的动力是他在剑桥受过的教育——他带回来的激进思想。他还将他在‘低地国家’的外交职位中取得的经验与这个激进思想结合了起来。”“假如你开始布道，直率的乡下民众会非常容易接受吗？”“是的，再说，事实上，那是他们听到的唯一的布道。他们是不会因为听到一个不循常规的副牧师将为他们讲道而转变观念的。”实际上，这三个人已经脱离了英国教会。
一个作家曾指出：当时“英国农民的粗鲁无知是我们今天的人们几乎无法理解的。克利弗顿、布鲁斯特、鲁宾逊和史密斯都是剑桥学子”，如果离开这些人，“五月花号”的故事就不会发生。
离开英国教会是一个彻底的决裂，但这个决裂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他们还能在英国呆多久？布拉德福德描述了当时的形势。分离主义者
无法在任何平和的环境中坚持多久，他们到哪儿都会被捕捉和迫害。他们过去遇到的麻烦和将要降临到他们头上的灾难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有些人被捕，锒铛入狱，其他人的家被围攻，日夜受到监视，大多数人不得不离乡背井，并且放弃自己的生计。
《五月花号》 第一部分庄园老屋（3）
1607年3月，马修开始发难，全英上下，人人自危。根据他的估计，“一旦平民和宗教领袖缄口无言，他们的信众便会群龙无首，不击自溃”。斯克卢比的那个小聚会肯定能觉得出迫在眉睫的危险：当地各个社区的教堂看管人“都因为他们让分离主义的牧师使用教堂的讲道坛被挨个叫到”法庭，“到了那里，各领一张警告书，然后释放回家”。
因为在任何时候他们都有可能被人出卖，所以每个星期天在斯克卢比庄园办的弥撒一定是在分分秒秒的心惊胆战中度过的。他们不知道，哪怕是哪个人闲谈时一不小心说漏了嘴就会泄漏天机；正北大道的位置也不帮忙。这里整天都是路过的陌生人和政府官员。
一个可能出现的麻烦是在圣·威尔福雷德教堂里做弥撒的那些人不会不注意到那些到庄园做弥撒的人的缺席，这些情况肯定会传播出去。不过，在圣·威尔福雷德教堂举行的弥撒是每两个星期一次，所以，布鲁斯特的弥撒团中的人如果愿意，可以用另一个星期天做弥撒以避嫌疑。他们也可能把在圣·威尔福雷德教堂做的弥撒作为障眼术。不管怎样，布鲁斯特的弥撒团可能很小，其中还包括许多这个教区之外的人。人数之少，不易察觉。
现在，形势越来越吃紧，得赶紧做决定。9月30日，布鲁斯特辞去邮政局长职务，当时他可能已经做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