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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性病指南书及性病对于个人的威胁（1）
指南书除了详细描述高级妓院的种种乐趣之外，也多少谈到了一些经常嫖妓的危险，其中最致命的就是花柳病问题。但通常这种关于性病的警告带有等级的意思。高级妓院是很少提及性病问题的，而专门介绍高等妓院的指南书有时甚至根本不提。间或提及，也往往夹杂在“礼仪与怀旧”这些本书第二部所探讨的名妓文字的共同主题中。例如，1891年的一份材料中描写了所谓的“趁热被头”，即嫖客为不让家人发现，一清早来到一家妓院，钻进一刚离去嫖客的热被窝。他不遵守复杂的求欢行为准则和性约束，这就有传染性病的危险。同一材料还追怀某种想像的过去，谈到那些高级妓女既是枕边良伴，又个个精通音律。作者感慨道，这样的女人今日已极其罕见，而现在的摩登女郎，云雨交欢之时便是毒疾上身之刻。在这里，性病成为得不偿失的一大特征。到了20世纪30年代，指南书上也称，即使是嫖高级妓女，性病也难以幸免。对于性病的一些警告，往往搀杂在讲述乡巴佬到上海后在街头遇险的警世故事中。例如，在第三章中提到当时的一部指南书中有一幅漫画，上面画了一个妓女和阿姐坐在一辆黄包车里，由一个妓院的龟奴拉着。车背上倒挂着的两颗心是黑色的，而不像那些清纯良家女子那样是白色的。车牌照号码是606，一看就知道指的是洒尔佛散。旁边的文字警告说：“瘟生阿木林”傻乎乎地把心献给一个漂亮的妓女，却没有注意到她的黑心和病体：“结果这班妓女未免做了六〇六的介绍所，瘟生阿木林一定要打上几针六〇六。”同样地，在一些黑幕小说中，被妓女传染上性病的倒霉蛋也往往是那些外地人，他被哪个妓女迷上，把他的钱财和身体都挥霍一空，直到他母亲来到上海把他领回家，最后死于花柳病。在1939年的一本指南书中，高级妓院被说成是肉体、经济和社会危险的集中地，一个“或害及身体，或虚损金钱，或妨及名誉”的地方。此时，在经过了二十来年公开的医学讨论之后，警告变得直言不讳：“堂子为梅毒的发源地，传染地，倘与她肉体接触而被传染，不独一身受其害，还要转辗传染与妻子。”该指南书以一种很少见的恐怖口吻描写道，“妓女的身体是粉面骷髅，有危险，有毒害的。”然而，即使这样，作者却很快就转而描述无性病的场合，妓女和狎客双双坠入爱河，希望发生肉体的关系，以“达到性欲的满足”。这番话抵消了刚才说的与妓女发生性关系的危险。无爱之性，而不是性本身，才被描写成花柳病的传染根源。指南书在写到等第稍低的幺二妓女时，对于传染病的警告便明显变得绘声绘色起来：“她的肉身，今天被张去要，明日为李去玩，天天如是，夜夜不空，不免有毒。”1939年的一作者写道，“如果要嫖，再是长三靠得住些。”这些关于性病的警告显然都与妓女的等级有密切的关系，但它们也可以被解读为对狎客的指点，即上等的男人只应该光顾上等的妓院；它们并不是一般的关于光顾妓院有何危险或罪愆的报应之类的议论。高等妓女以下的等级中的妓女都被描写成具有双重身份： 既是受害者，同时又是施害人。那些被典当或变卖的妓女，由于受控于老鸨，通常都被说成是被迫不断地发生性关系，直至染病，甚至在染病后还得这样。由于无钱医治，她们本人也就成了“传染的工具”。这种受害者的声音在《申报》这样的报纸上一天天得到放大。染病的妓女往往都被写成是被拐卖的，都是被迫与嫖客发生性关系，这样才得了杨梅疮；她们都受到鸨母的虐待，甚至拷打（虽然也有个鸨母将她手下生病的妓女送到医院），于是她逃跑或被亲属援救，最后被送到了希望之门——在这样的救赎故事中，性病成了低等妓女受到的一切肉体的和社会的折磨中一个可触及的标识。虽然这些女人是受害者，但对于那些莽撞地追求她们的男人来说，她们仍然是一种危险，这一特点并不因此而有丝毫的改变。作者们警告说，低级妓院中由于性病泛滥而被人称作“水果行”，因为在这里很容易得到“草莓”（梅毒病）。初到上海的人都被告知，他们如去逛野鸡妓院，他们的鼻子就会烂掉，浑身都会腐烂。许多指南书不是叫人们完全不去狎妓，而是教读者如何去发现和避免危险。如读者执意要去逛低等窑子，那么指南书会告诉他一系列的预防措施： 例如登门找某个妓女时，捏一捏她的手，小心地检查一下，看它是否红肿发炎；上床后，先要检查她的肘关节，看有没有微核，如果有，那就要“悬崖勒马”。1932年出的一部指南书中有这样一段极其露骨的描述：“在两军接触前线紧张的时候，可试按对手方的肚间和下部。倘在下手时彼呼痛，定必有毒。也应立刻倒戈，勿顾惜军饷尚向前进攻。”这本书还说，选择妓女时，不要选“身倭颈短”的，因为这种现象表明她是“早堕风尘，以致发育未全，久经战阵，难免蕴毒”。作者称，“身体修长而苗条的最为相宜。”选好身段苗条的妓女后，嫖客应去摸她的手心热不热，看她的眼睛红不红，口嗅臭不臭，腋下是否有小核。该段文字以一种非同寻常的露骨笔调说，“再察……（原文省略）有否红肿。若战区糜烂，便须停止进攻。”除这些详尽的检查要领外，读者还被告知什么样的医生是江湖郎中，不能去找。指南书建议，要在下雨天去找那些街头妓，因为她生意清淡；并应“在战后饮多量的白开水”。书中还特别提醒读者要小心那些正在服药的妓女，她们把病传染给客人，而自己却治好了。对“花烟间”（鸦片妓馆）妓女的描写中有关于性病的最绘声绘色的描写。这种地方买性便宜，因而染病就难以避免。据一份措辞比较温和的警告说，“大概费洋七角就可巴黎至伦敦，实行水上交通，不过碰着暗礁立即要开天窗 ［指杨梅疮生到了脸上］，终身受其损害了。”在这里“中状元”不是指高级妓女“及第”上了花榜，而是指长上了杨梅疮。染病妓女的痛苦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十日后，下身开始溃烂。再过数日，皮肉剥落。这时，她才被允许休息，但她愈加痛苦……她得用浓盐水去洗她的溃烂处。在她还没有痊愈时，她就又被逼着去接客了。于是，她又将皮开肉绽，然后她再休息。如此反复七八次，直至无肉可烂为止。她一天被迫接客十至百次之多。然后她就再也没有任何的感觉了。
嫖客当然也不能逃脱相同的命运；读者们被告知，街上那些“瞎眼缺鼻折足烂腿的乞丐，都是从前花烟间里的床上客”，他们是在那里染上花柳病的。有关外国妓女及那些为外国人服务的妓女的警告，其语言多有按国力排列的味道。欧洲和美国女人一般被划为比较卫生的一类，相对来说染病的较少；但白俄是个例外，她们在上海的地位要低得多，被说成“臃肿如蠢猪，骚臭不堪响迩，消毒的设备也不若西洋妓的考究”。相比之下，日本日益增长的国力既为人羡，又遭人恨，据说在上海就有不染病的日本妓女。而且有一本指南书上说，在日本妓院中，嫖客必须先洗浴，并接受妓女的检查，以确保无病。如果通不过这一粗略的检查，即使付再多的钱，妓女也拒绝为他们服务。这种妓女与狎客之间关系的颠倒，反映了日中两国之间关系的颠倒，这一颠倒令许多知识分子深感痛心。至于广州“咸水妹”，亨德森和其他人都认为她们是对白人的一种威胁。中文中的警告主要集中在她们的性病都来自外国人这一点上。因为她们每天要同好多外国人上床，中国人如果找上她们，“染起外国杨梅疮来，那也不是玩的”。指南书上说，正是因为这些妓女接外国人，所以对她们实行了详细的检查。但有病者吊销执照的手续“并不普遍”，因而意欲光顾妓院的中国客人都被告知在同妓女行事之前应看一眼她的体检证明。某些外国人（水手）被认定是传染源，而另一些人（政府当局）则因保护其公民而受到赞扬。这后一特点导致了某些指南书的作者也要求中国当局采取措施保护国民，对中国人光顾的妓女实行体检。其言下之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的妓女应该是干净的，她的人民应该是健康的。那些附带从事卖淫活动的行当在上海的娱乐界一露头，也立刻被这些指南书列入了受到谴责的危险名单。一位指南书的作者写道，“性行业”的方方面面，包括妓女、按摩女、色情表演、黄色画片，以及向导女等，都虎视眈眈地盯上了生机勃勃或意志薄弱的年轻人。你一旦落入他们的魔爪，你的整个道德就会分崩离析。幸运的话也会染上梅毒，乃至成为残废，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那些）被她们迷上的，要么整个地中毒，要么变成瘸子，然后死掉。
第九章 性病指南书及性病对于个人的威胁（2）
而另一本指南书则调皮地补充说，客人上按摩房，肌肉的酸痛是解了，但不当心却染上了一身“风流病”。指南书通常都把这些病说成是由于个人性格弱点而造成的不幸。如果一个男人能远离妓女，或只结交高等妓女而不发生性的关系，那么他的健康就能毫发无损。倘若他不能约束自己，那就会被疾病感染腐蚀。在这里，妓女是一个渠道，但她们传染疾病是通过个人道德防卫体系上的缺陷，而不是民族的弱点或公共卫生政策弱点这样一些口子。许多指南书都含蓄地指出，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有这样的缺陷，而是在狎妓过程中逐步滋长的。妓女不仅仅是道德颓败的场所，而且是其根源，性病是其不可避免的外在的标识。改革家及性病对民族的威胁到了20世纪20年代，性病问题成为中国关于娼妓业文字的最主要话题。正如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