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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且卜炊哉庋觥＂�1877年，一所性病医院（具备了对性病进行检查和治疗条件的医院）开业，对为外国水手服务的广州妓女（“咸水妹”）进行体检和颁发健康证明。⑥（亨德森建议，他的体检计划仅限于为外国人服务的62家妓院中的223名妓女，因为他觉得，要把另外1385名接中国客人的在册妓女也包括进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不明智”。）有效的体检需要一套复杂的程序，妓女需要在上海工部局登记注册，要发给她们带有自己照片的名卡，还要每个星期去体检，并由医生在她们的名卡上盖章认可。妓女需要自己付名卡和照片的工本费。染病妓女的名卡要注销，直至她们被医治痊愈才许重新工作。治疗是自愿的，但如果妓女不报到，警方则要上门与其所在的妓院联系。如果妓女拒绝治疗，会审公廨将关闭该妓院。外国妓女可以豁免，因为她们被认为在询医问诊方面比较自觉，因此比她们的中国姐妹们要干净一些。⑦妓女们一开始不太愿意体检，但后来她们反而把注册登记卡当作招揽生意的招牌去获得商业上的好处，这就略微越出了这样一种新的注册控制办法的本意。⑧亨德森于1886年称性病医院是个失败，因为医院根本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本地妓女的需要，他建议要么扩大改进，要么干脆关门大吉。1900年，医院果然关门，体检转到一所新的性病医院，但体检的内容大减。⑨尽管医院运作的费用一部分是由从妓院老板们那里征收的捐税和罚款支付，但这笔钱仅占医院开销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余部分在1920年就让工部局开销了近５０００两银子。对一部分妓女的注册和体检一直延续到20年代，而有关体检能否帮助消灭性病的争论也一直在继续。但这并不是殖民当局对花柳病关注的结束。1921年，设在伦敦的国家消除性病委员会东方总部向上海工部局提交了一份报告，促请工部局提供“对性病进行免费诊断和治疗的设施”。主要出于实用的目的，所建议的一些设施都是特别针对中国病人的：
考虑到外国人与中国人的联系日益密切，如果能保证外国人和水手中感染花柳病的人数持续下降，那么对中国人中感染者的治疗则也可以尽量地扩大。
报告还提倡进一步加强对全民的教育，包括在公共场所张贴告示，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放映《被毁的货品》、《路的尽头》以及《生的能力》等电影，还要在外国人中散发《如何战胜花柳病》一类的小册子。水手被认为是高危人群，他们应得到免费的治疗，应教他们在上岸期间如何健康地生活。委员会说，要警告他们“城里花柳病的感染率很高，即使有执照的妓女也丝毫不能保证他们就能完全免于感染上性病”。最后，该报告建议，应完全废止娼妓业的存在。此时的工部局正为颁发执照和禁娼运动的难以推行而一筹莫展，因此它对上述有关公共卫生方面的诸项建议，也只能就涉及外国人的部分作出回应。它回复说无法对每一个人都实施免费治疗，只能指派一名在性病领域有资历的医生作为卫生局长的助手，并开办了一个为已经感染性病的外国水手和穷外国人服务的免费诊所。至少是到1940年为止，工部局在总医院里一直设立了一个性病诊室，为外国水手和穷俄国人免费治疗，以使欧洲人避免在中国妓女那里受到传染。而这些措施均不涉及被中国嫖客包下的中国妓女。
第九章 性病医学权威和专业性问题（1）
第九章 性病医学权威和专业性问题（2）
这些告示和秘药在新医学兴起之后受到激烈的抨击。正如弗兰克·狄科特所指出的：
医界人士以公共健康和国力之卫士的姿态，大声疾呼个人自律和以提供医学咨询的方式加大国家干预的力度。性既是医学领域，又是一个文化领域，具有现代意识的精英应驾御引导之，以期在民国初期实现一种全面的社会提升和专业化。
然而在20年代的上海，医生与国家权威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联手的关系。医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忌讳政府的干预。1920年，公共租界的行政当局实行颁发执照，后又禁娼，结果铩羽而归，上海医学学会于是提出应把性病主要当作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而不要当作一个道德问题来处理。学会成员虽然并不主张对卖淫业采取颁发执照的办法，但他们却也没有走到要求警方实施禁娼的地步。他们主张的，是在公共卫生署之下设立一个性病科来对诊所实行监管，训练一些女性监管人员，并向从事预防和救援工作的单位提供帮助。这样安排就能够“使正规警察从他们所不愿意做的维持风化的工作中脱身出来，而他们所处的这个非常世界化的都市环境对这些道德理想根本就没有多少同情和好感”。最重要的是，上海医学学会的医生们一心要在性病控制问题上确定医学的权威。这不仅意味着要对那些“药师”、“江湖郎中”的秘药偏方实行取缔，而且政府官员也应该停止干预：“在疾病防治问题上应该由医学专业人士而不是行政管理人士来负责。”总之，医生们提出，现在是把公共健康问题与道德问题分开的时候了，应该把疾病重新界定为最好由他们这些专业人士来处理的问题。但是，医生中的这种专业性的共识，却因外国医生与中国医生之间微妙的紧张关系而出现了裂痕。这种紧张关系从双方对中国性病史的隐秘的意见分歧上表现出来。粗略地说，外国医生认为中国应对其性病的流行负责，而中国医生则指责是由于外国人的进入而造成的。例如，1918年《中华医学杂志》上的一篇社评就推断说，中国古代即存在梅毒，因为娼妓现象那时候就有——总之，花柳病是中国人自己不检点这一本土缺陷的产物（即便西方人在这方面有同样的不检点）。另一些外国作者则联系到他们自己的时代，说“相当多的人……结婚以后仍光顾妓院”，这本身就很能说明当下的“道德状况”。北京一名叫弗朗西丝·希思的医生于1925年对于淫业在中国家庭习俗中的重要作用作了较为详尽的评述。她写道，“对性欲的赞颂，淫业的合法化，纳妾以及使唤奴婢奴仆等，所有这些都是祖先崇拜的符合逻辑的最终产物，尽管这里面还有愚昧和贫穷的原因。”按她的说法，由于普遍要求生儿子以传宗接代，这就造成了早婚习俗，造成了对于性的极大关注，于是男人们发现一个女性性伙伴不够。男人经常去找妓女，造成了性病的流行，而这反过来又影响到家庭的繁衍，因为淋病而导致不孕，而梅毒则造成“习惯性流产，或先天性梅毒感染的后代”。希思说，在几年没有男孩出生的情况下，丈夫就会纳妾，这样反复地循环下去。卖淫，性病，妇女的低贱化，以及性泛滥等加在一起，这对于那些被围困在海外的欧美人来说，就构成了一道异域风味的毒餐。相比之下，中国医生在《中华医学杂志》上讨论性病史，则体现了不同议项的混合。一方面，他们很想展示，中国的传统医学中早就包含着有关这些疾病的知识。一位作者称，他在公元前2736年据说是黄帝时期的一份材料中，发现了有关淋病的记载，而黄帝是神话传说中中华民族的最初始祖。中国作者自豪地指出，早在7世纪时的医学文献中就有关于下疳的描述。而另一方面，还是这些作者，他们又断言梅毒是从外国传入的，是葡萄牙人于16世纪初从印度带到广州的。（故而“广州疮”就是中文医学文献中有关梅毒一类疾病的许多称呼中的一个。）他们反对外国学者所谓中国古代就存在梅毒的说法。弗兰克·狄科特注意到，“关于梅毒的照片也进一步加深了关于外国人性活动的定见”，而且，他补充说，“作者们通常都不忘提及外国水手经常出入的港口是传染病蔓延最厉害的地方。”这样一套程式化的认识，便造成在描写像上海这样外国人数量相当多的城市时，往往把它描写成传染病的温床或社会充满了腐败等等。王吉民详细描写了上海龟鸨妓女到处泛滥、性病蔓延流行的状况，他后又补充说，“这样的描写只适用于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在乡下，道德状况要好一些。不道德的女人在那里往往不被人容忍，一旦发现立即就会解决。”中国医生利用关于梅毒的讨论来证明是外国人造成了现代中国的窘境。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中华医学杂志》曾强调过卖淫与性病的关系，强调过医学传教士不能仅仅局限于医疗事务的特殊责任：
作为一个基督教的传教士，他是无法真诚地赞同那些似乎在准许或宽恕社会罪恶的种种行为的，诸如由市政或警署给妓院发放执照，这样做实际上是在牺牲公共利益，男人们因此就可以纵欲，可以逃避实际的惩罚。……而他的使命是同时治疗身体和心灵的疾病。
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传教士医生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疾病预防、公共卫生教育和疾病的治疗上。1927年，满洲里传染病防治所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医生伍连德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希望劝说中国的医务界加入到这场反对愚昧的运动中来，不仅要在家里，在大专院校和医院里大张旗鼓地提倡节欲，而且要开展行之有效的疾病预防工作。
1937年，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切斯特·弗雷泽（Chester Frazier）得出结论说，预防和教育都已失败；梅毒的控制只能通过治疗。此时关于治疗的文章，即使提到卖淫是一种传染源，仍具有一种将妓女非罪化的效应，因为它们同时把嫖妓者也看成是需要医疗关注的对象。
第九章 性病指南书及性病对于个人的威胁（1）
指南书除了详细描述高级妓院的种种乐趣之外，也多少谈到了一些经常嫖妓的危险，其中最致命的就是花柳病问题。但通常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