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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夏天，卡帕跟亨利·马蒂斯一起过了几天，是在马蒂斯的尼斯之家，这个家里挂满了巨幅壁画，后来都拿去装饰了当地一个教堂。马蒂斯当时79岁，极胖，一脸白胡子，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躺着，身边就是他最喜爱的一只猫。他有严重的关节炎。关节炎使他的手指残废，卡帕为他拍了一张照片，是他用一根竹竿绑上炭素铅笔画构图的情景，这个方法使他的手较少疼痛。
当年夏天，卡帕跟欧文·肖和他的妻子马里恩在昂迪布的消夏别墅里度过，这个叫“谢迪洛克别墅”的地方有松柏遮阳，可以看到远处的地中海，现在还涂着战争时期的伪装图案。卡帕来后不久的一天晚上，肖带卡帕去了他最喜欢的酒吧，那里有很多水手，这些水手有时候喜欢玩一种拔胸毛的奇怪游戏。“比赛者就这么把手伸进衬衣里，一次抓尽量多的毛，然后猛地一扯，”肖写道，“之后，他们很小心地在纸巾上摆好这些毛，由大家公认的一名很诚实的裁判一根根地数。”输的人买下一轮酒水。
第六章感官的王国（2）
有一天，《生活》杂志的摄影师吉荣·米利也到了肖的家门口，加入了这个小团体。他很快就与卡帕联手，白天一同猎女人，晚上到赌场去赌博。“你需要先借卡帕200美元，是他今天需要的，之后你才可能拿回昨天借给他的那200美元，”肖回忆说，“这笔钱他很快就会在戛纳的赌场上输掉……他不是个好客人，也不是什么合适的朋友，也不是这一类的任何东西——他就是卡帕，一个杰出的人，也是一个来日无多的人……”卡帕时常一名不文地回到谢迪洛克别墅来，但身边时常有个当地姑娘，或者妓女，那是他慰问自己的战利品。“不止一个早晨，肖必须去马里恩的衣柜里翻衣服，让这位摄影师的女朋友穿上离开，以免隔壁左右目瞪口呆。”
卡帕还经常把家俱烧得到处是洞眼，“懒洋洋地闲坐几小时，烟灰都落在自己的衣服上”，马里恩·肖的耐心很快就到了可以忍受的极点。她的结论是，因为没有战争给他一个生活的理由，因此他就失控了，最后她坚持认为卡帕必须离开。是肖告诉卡帕必须离开的——“这个行为是他本人无法自我原谅的”。后来，他就卡帕在这里度夏的事情写了一篇小说，叫《拜占庭之夜》。在小说里，主人回忆“一位客人，他想尽一切办法搅乱”主人在柯特达述亚的夏日度假。
1949年9月初，卡帕坐上了飞往纽约的飞机。一个秋天的早晨，他再次出现在珍米·哈蒙德的格林威治之家门口。她原以为他永远也不会再来的，因此见到他时格外高兴。“我曾对卡帕说过，我觉得珍米是个真正的美人，”约齐法·斯图亚特回忆说，“卡帕说，‘这不是吸引我的东西，吸引我的是，几个月后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竟然还非常高兴。’他真的需要有被人需要的感受。”
卡帕很快就跟哈蒙德打得火热。但她并不能自由地跟他一起去巴黎。她跟约翰·哈蒙德生有两个儿子，根据离婚协议，她不能带孩子出国。在接下来的五年里，直到卡帕去世，她总在等他从最新的冒险活动中归来，每年夏天跟他一起在巴黎过几个月，有时候跟他一起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几年之后，她催促他做出承诺，但他却不愿意。“她有一次告诉我说，‘只要他不再四处奔波，只要他不再到处赌博’，”约齐法·斯图亚特回忆说，“‘我都会跟他到利多洛克住下来，假如那就是看上去的正常生活的话’。”
总起来说，卡帕不想过正常生活——他父亲为他树立了一个榜样，知道如何不惜一切代价避开陈腐的日常琐事。看起来就好像是说，放慢生活速度，或者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那就等于慢性死亡。因此，他只好玩那种自由自在的“好生活”，就是他父亲总想过的职业性的花花公子生活，而他差不多就成为这种人了。卡帕最老的朋友艾娃·贝斯尼奥记得50年代初期去巴黎的情景。卡帕请她外出，不是她想象中的吃一顿安静的晚餐，而是去喝鸡尾酒。她在过去25年里十分了解的卡帕已经变了，变得十分“肤浅”。“最后，我们的友谊也没有了，”她说，“我感觉自己已经失去他了。”
她问，是否有可能通过梅格纳姆找到工作，卡帕对这个帮助他进入摄影业的女人说，她不适合在这个通讯社工作，她“不是干新闻记者”的料。她的美学观点太抽象了。他也许还不希望有她在身旁提醒他和他身边别的人注意到自己以前的自我：安德雷·弗里德曼，那是她在匈牙利和柏林认识的那个小骗子。
其他一些摄影家也进了梅格纳姆，比如芬诺·雅可布、赫伯特·利斯特、何墨·佩吉和吉塞尔·弗罗依德，但这些人只是些特约记者，并不是完全成员。吉塞尔·弗罗依德后来说，卡帕对她讲，她是完全成员，她也按时缴纳好几百美元。离开梅格纳姆以后，她说，他否认她曾给过他钱。“他有一个奇特得让人难以置信的职业生涯，”她不无嘲讽地写道，“到最后，除了几套裁剪不错的西服以外，他什么都没有，尽管他的作品整体上说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1951年，玛丽亚·艾斯纳大胆怀孕，卡帕很快替代了她作为梅格纳姆总裁的位置。但是，他很快发现，与其在这里进行日复一日的无聊工作，远不如在第一线工作的乐趣多。几个月内，他就开始四处物色人来接替自己了。他接近的其中一个人就是沃伦·特拉邦特，目前他在巴黎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工作。“我已经告诉过他，说我并不想去管理一个摄影家的‘俱乐部’，”特拉邦特回忆说，“职业性的图片新闻社，现在可能很不一样了。”他还对卡帕说过，他不想去“换尿片”。现在，他开玩笑说，他不想去管理一个“托儿所”。
到1951年圣诞节，纽约的梅格纳姆看起来终于可以盈利了，估计达到700美元。卡帕决定在阿尔冈琴的一个私人酒吧里开一个联欢会。那个联欢会“对梅格纳姆所有的朋友开放”。因为天开始下大雪了，喝得醉醺醺的人“决定干脆喝一整夜”。结果，账单远不止700美元，这种慷慨之举也许会使梅格纳姆在很多编辑眼里看起来格外亲切，但很多摄影记者却怒火中烧。
管理像梅格纳姆这样的一个组织也许不是卡帕的强项。他喜欢装出生意人的模样，尤其是在有人出钱的午餐会上，但是，实际管理和组织梅格纳姆，很快就变成一件繁重的无聊之事。他太爱动了，基本上属于无政府主义，不可能在比如资产平衡表等的事情上专心理事，也不可能去操心余额够不够的事情。
“卡帕知道自己无法跟一个女人安定下来过正常日子，不可能正常上班，不可能在巴黎或纽约找一个房子住下来，他更喜欢生活在饭店里的那种非永久性的快乐，”他的朋友彼德·维特尔写道，“他是个不可救药的波希米亚人，甚至都不愿意到别人家里吃晚饭，他喜欢餐馆和咖啡店，他宁愿在一个酒吧里跟陌生人谈到深夜。”
混乱适合卡帕的生活，而不是使梅格纳姆这样的中型企业保持不倒闭所必须的纪律与秩序。也许，作为一个经理人，他最大的才能就是找到并激发人们去做几乎毫无价值的事。初一看，梅格纳姆有时候像个模特经纪行，因为里面有很多漂亮的资料员，是卡帕找来围在身边转，以便满足创始人的需求和自我形象。极有天赋的英国作家盖尔·伊尔顿·梅约是她们中间最漂亮的一位：她发现卡帕“很强壮，肤色很黑，有温暖的动物般的吸引力”，每次卡帕来到身边并且小声说：“你跟我是一路货色，”她都快要溶化了在她女儿提供的一张照片里，可以看见卡帕很温柔地吻着梅约的前额。她一脸迷恋的样子。。“这样的回忆真是愉快，”她后来写道，“我和卡帕跟契姆在索荷区的白塔；契姆在那里看菜单，卡帕嘴里叼着香烟屁股望天，构思未来的报道吧……卡帕起了皱纹的大笑的眼；永远夹在嘴唇上的烟卷；无论走到哪里，他从来都不曾拥有过一身像样的夹克。”她难以忘怀的另一个回忆是，卡帕在梅格纳姆下面的一个咖啡屋里打弹子球，一边躲避云团一样的蓝色烟雾，一边朝很亮的灯泡射击银弹，一打就是几个小时。
沃伦·特拉邦特说，卡帕在咖啡屋里谈事情很少超过几分钟的，而这个咖啡屋才是梅格纳姆真正的办公室。他喜欢闲聊，喜欢手里握着红葡萄酒杯，喜欢谈赛马，契姆发现的新餐馆，或者花很长时间组织好的一次扑克牌游戏。在别人看来，赌博基本上替代了摄影，成为他主要的职业。
第六章感官的王国（3）
如果有独立审计人查看梅格纳姆50年代的账本，一定会发现财务上的不规则现象，在今天看起来，那是可以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卡帕把手伸到合伙人和招募人员的收入里，支付他在女人、昂贵的衣服、餐馆和赌博上的支出。看起来他不可能被自己亲自创立的公司解雇。他招募来的人，他们的事业都要归功于他，在他经常利用他们的收入的问题上，看样子不会有强烈的抗议的。
但是，他的态度并不是故意的诈骗。梅格纳姆的强人艾略特·厄尔威特也许是梅格纳姆过去50年里最稳定的支取工资者，他记得50年代初期去梅格纳姆巴黎公司的情景——或者不如说是参观楼下的咖啡屋。“卡帕在隆香赢了双赔。他差不多抱了一大堆钱回来，在咖啡屋里一张张点清，之后开始给手下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