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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新星》中报道说，被认为“无法住人”的阿拉伯村庄已经被夷为平地，“以防其所有者再次返回”。在战争开始的一年内，八十万阿拉伯人逃离了他们的家园，而犹太人的国家却挂出了“不受欢迎的标语……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一下子进入了没完没了的流浪之中”。
肖还回忆说，他和卡帕两个人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有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在朋友的阴影后面走。由于他在1948年的报道，对于许多以色列人来说，卡帕已经成为一名英雄。肖还是一位总带着笔记本的高鼻子美国人，总在借这位著名匈牙利人的光。5月4日，他跟卡帕一起报道以色列第一次充满激情的国庆节，他注意到，卡帕竟然有本事让信正统犹太教，很少让人拍照的犹太人为他摆好姿势拍照。肖还跟卡帕一起参加纪录以色列早期历史上一个感人的仪式：抬着从集中营里取回的20万犹太人的骨灰进行的游行活动。这次，卡帕又是把他的莱卡相机摆在离悲伤的妇女脸部仅几英尺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城靠近国王古墓的埋葬地，她们的手在恳切的希望中紧捏着。
在耶路撒冷停留几天后，卡帕再次回到海边，之后参观了离海边仅半个小时车程的圣鲁克难民营。这里以前是英国军事基地，周围有铁丝网，现在住着数千大屠杀的幸存者。他报道说：“铁丝网内的人都是过去10年里从数十处集中营里爬出来的幸存者，他们来到了梦想中的国家，结果却再一次进入了铁丝网。”
条件很差，食物是定额供应的，他见证的场景也许更感人，超过了他的职业生涯中碰到过的任何场景，因为这里面涉及他自己对欧洲犹太人命运的关注。“圣鲁克营跟他们在德国了解的那种流亡人口营并无太大差别……”他痛苦地写道，“他们已经习惯于这种生活了，因此，很快就开始按集中营的一套办法生活……在这个巴比塔一样嘈杂的新营地里，吵人的扬声器跟奥辛维茨或贝尔森集中营一样没完没了……”
有几天时间，卡帕拍摄了在大屠杀期间成为孤儿的一些儿童的照片，那些照片看后让人久久难以忘怀。在新营地的石头与沙子里，这些孩子仍然在等待爱与关怀。他一辈子拍过数千张流浪儿童的照片，但是，这次拍的照片一直都是最让人痛心的。
离开以色列之前，他去参观了格达拉定居点。在那里，他围着一位波兰律师为犹太盲人建的营地转。这些盲人有很多是也门人，都患有沙眼病。他拍的一张照片显示一个小姑娘带领三个盲人朝食堂走去——这也许是他在刚刚立国的以色列拍摄的照片中最有象征性的一张。“我记得，包勃从以色列拍摄难民营回来的时候，因为在那里看到的事情而受到很大影响，”他的表妹苏茜·马奎回忆说，“他把照片交给巴黎办公室，让别人去编辑。他告诉我说，不忍心再去看那些照片。”
第六章感官的王国（1）
“卡帕将人们团结在周围，鼓励他们，给他们以教诲，有时候给他们吃的，穿的。他们的工作透出一股特别的技艺品质——然而，卡帕本人看起来却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一个哈哈大笑的人，一个总抱着酒瓶的人。”
盖尔·伊尔顿·梅约《迷乱的马赛克》
卡帕朝屋子里扫一眼，这里挤满了模特、女演员和上东区上流社会的社交女，她们将在格林威治村夜总会的咖啡会上露面。有一位妇女在卡帕看起来很特别：珍米·哈蒙德。“她是高个子，浅黑皮肤，有很漂亮的大眼睛，还有直直的漂亮鼻子，是我一向很羡慕的那种女人。”约齐法·斯图亚特回忆说，当时，她是珍米的邻居，也是珍米的知己。“她极上相，曾想去好莱坞当电影明星，但她不善表演。”
哈蒙德是个极不错的人，极易相处，大量饮酒，有头脑，善于言谈，已经跟唱片制作人约翰·哈蒙德离婚哈蒙德已经是音乐界的传奇人物，他后来发现了包勃·迪兰、布鲁斯·斯普斯迪姆和其他许多音乐天才。。她后来成为卡帕一辈子最严肃认真的女友。她与他一见钟情，但遗憾的是，他后来有很长时间无法再去看她，因为他第二天早晨就必须回到欧洲：他要回巴黎处理很紧急的事情。
如果想在世界范围的报道中与其他通讯社竞争，梅格纳姆急需招募员工。因此，从1949年直到去世，卡帕招募了许多摄影家。很多招来的人后来都凭自己的实力出类拔萃，许多人到现在都还是梅格纳姆的成员：伊芙·阿诺尔德、艾略特·厄尔威特、伯特·格林、英格·莫拉斯和马克·里布德。
卡帕最先招募的人是沃纳·比斯柯夫，他是瑞士摄影家，他1946年拍摄的一组反映欧洲难民儿童悲惨生活的照片让卡帕留下深刻印象。他之所以加入梅格纳姆，一部分是因为卡帕和契姆的政治观点，还有他们参与西班牙内战的经历。虽然卡帕只比他长三岁，但是，从一开始，比斯柯夫就拿卡帕看作父亲辈的人物。多年以来，卡帕一直鼓励他，虽然同时要为主流杂志工作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还是要凭自己的直觉追求艺术目标，虽然这么做是很让人难受的。最后，因为梅格纳姆无法像《生活》杂志那样提供足够多的经济支持，也因为不能够作为摄影家得到发展，他埋怨卡帕，并离开了梅格纳姆。但是，他一直对这个机构保持忠诚。父亲与有反叛情绪的儿子注定会在彼此相见的头几天就闹崩。
奥地利出生的英格·莫拉斯是1949年7月来到巴黎的，她乘出租车从东站直接到达圣昂内大街富布热路125号的一栋公寓楼，那就是梅格纳姆的办公地点，现在还在那里。一架电梯上写着这样的标记：“本电梯只上不下”。进了办公室以后，她发现那里“看上去像是带有厨房、浴室和卧室的公寓。只有很大的外间才有一丝办公室的气息。这里有很长的一个编辑桌子，一部电话，有很长的电话线，便于在房间里四处拖动。还有几个文件柜，一个沙发，没有钱的时候我常在那个沙发上睡觉——除开没有被单和垫单，而且每天来做清洁的守门人很早就进来以外，那个地方睡起来很是方便。”
当天晚上，她在圣热曼德普里斯与卡帕一起吃晚饭，之后在焰火不断的天空下，在狭窄的街道上跳华尔兹舞。当时是巴士底日。莫拉斯说，卡帕很快就庇护她，让她去帮助卡迪埃…布莱森，还为她挑了一些时髦的衣服。卡迪埃…布莱森是她见过的工作“最快的”摄影家。她学会了跟他一样把自己弄得不太显眼，总穿着平淡的外套，总在心里想着自己喜欢的照片。他告诉她把照片倒过来看，这样可以“判断构图”效果。
她为梅格纳姆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西班牙。“我跟这群人一起在马德里，”她回忆说，“遇到了设计师巴伦西亚加。我觉得他喜欢我，因为我做的是这种比较冒险的工作，他给了我几套衣服，到处都是口袋，可以装相机和胶卷。都是极漂亮的衣服——我到今天还有一套！无论如何，我回到巴黎，对卡帕说，‘请你带我出去吃晚饭。’我就穿着那种衣服，他看了说，‘我的天，瞧你的样子！’自那以后，巴伦西亚加在很长时间一直为我提供衣服。”
卡帕请自己新招募的人喝酒用餐，用希望滋补他们，为他们找到理想的活路，让他们为梅格纳姆所做的工作看起来是摄影业最有哄动性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位让人灵感不断的大师，他所有的招募人员到今天都还能亲切地回忆起他的事迹。“他在花费自己的时间上非常慷慨，”莫拉斯说，“如果他手头上有钱，花起来也毫不吝啬。他在人的事情上最有本事，总能够让人发挥自己最大的长处，这方面的本事，他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最强的。”
英格·莫拉斯到巴黎的时候，同期还有卡帕新招来的一批人当中最有魅力，也许还是最有创意的人之一：恩斯特·哈斯。梅格纳姆以前的资料员英格·邦迪描述他“身材细长，走路轻声轻气，一堆乱蓬蓬的头发如同中国风景画中的瀑布”。哈斯也是1949年7月到梅格纳姆的，《奥特》的编辑沃伦·特拉邦特介绍他认识卡帕，因此而拒绝了《生活》杂志的邀请。卡帕使他确信，梅格纳姆能提供他想要的东西——艺术自由。加入梅格纳姆之后，他跟卡帕吃午餐。“他庆祝我前来当‘股东’，”他回忆说。但是，“股东”是什么意思呢？卡帕解释说，“这意思是指，你的钱在梅格纳姆，而梅格纳姆是一家非盈利公司，你再也看不到你自己的钱了。”
哈斯对卡帕有特别的感知力，他注意到，梅格纳姆的这位创办人在自己的作品中探求创立“战争诗歌——一首悲剧诗”。他“认为自己反艺术，反宗教，反诗歌，情绪化，但是，正是他自己的手真正透露出他的怀疑的。这双手温情，有女性气质，是他全部外表、声音等等的反面……卡帕希望纯粹地说明‘我在场’，他希望在没有任何组织工作的情况下做到这样，这样你才会真正地感觉到正在发生的现实。如果你刚刚随同降落伞一起跳下去，那你实际也不可能组织什么。那就是一种感觉，他创造了这样的感觉”。
将哈斯招募进梅格纳姆不久，卡帕极感需要一次休息，因此就朝南方去，到了他最喜欢的一处夏季休闲处——柯特达述亚，他的许多朋友，比如欧文·肖和彼德·维特尔，每年都在那里租别墅和海边房舍过几个月。他上次到法国这个富人度假区来是1948年7月，是刚刚从以色列回法国不久。如果不在当地赌场，他就花几天时间为帕布罗·毕加索和他一岁大的儿子克洛德以及克洛德的母亲弗朗索娃·吉洛拍照。他有一张照片显示毕加索举着一把海边遮阳伞为极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