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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赌吗？他有一句名言：“如果照片拍得不够好，说明你的距离靠得不是足够近。”但在女人的事情上，靠得太近会伤害更深，比大兵们所说的“价值百万美钞的伤病”严重得多——这种伤病足以保证当兵的安全返回美国。
鲍曼习惯于男人拜倒在自己脚下，因此，卡帕漫不经心的反应令她相当反感。她后来描述自己有一半的波希米亚血统，一半是假正经女人，对于两个成年人之间的爱应该导向什么地方，她是有一套传统的期望值的：婚姻和家庭。但是，她拒绝放弃使卡帕成为她现在想要的东西的希望：下一个英格丽·鲍曼先生。为什么不来好莱坞？他可以当导演，可以编写自己的故事。欧文·肖就在那里，还有他在战争中认识的很多作家。卡帕最后答应考虑一下她的邀请，他想起自己在30年代对进入电影业的兴趣，当时，他就是靠自由投稿方式糊口的。另外，如果不再报道战争，他也需要新的挑战。
9月初，鲍曼经纽约回到贝佛利山。离开之前对卡帕说，她要回到一个镀金的笼子里去，她可以在里面假装自己只有18岁她的家庭生活又恢复到以前那种枯燥无味的普通生活之中，是在本尼迪克特谷1220号，日落大道上的一栋用石凿凿出来的石块和红木做的一层房子，带穹顶的客厅兼饭厅很宽敞，鲍曼称那个地方叫谷仓。鲍曼和彼德·林德斯托洛姆每天早晨喝咖啡的时候说几句话。之后，他去当地一家医院工作，英格丽看几个小时的脚本，有时候闲极而疯狂地做大扫除，然后往珍藏簿里夹东西。为了保持露面的状态，鲍曼夫妇经常会去参加一些临时举行的首映式或派对，有时候人们发现他们很短暂地跳一会儿舞。彼德舞跳得极好，但是，他并不是理想的舞伴：他很容易出汗，经常中途得去换衬衣。他后来宣布说，英格丽也不是好舞伴，她太注重自己了：“她经常得看看是否有人在观察自己。”（家庭生活细节主要来自斯波托和利马两位。好莱坞及鲍曼职业生活中的详情，请参阅书后详细书目。）。他发誓说自己会与她重逢的，也许会在好莱坞。但是，决定去那个地方试试运气之前，自己先得看看在和平时期当个摄影师是什么滋味。
9月7日，卡帕回到柏林，完成《生活》杂志的另一项任务，就是第一次报道自1938年以来一直在柏林的犹太人会堂里进行的犹太新年服务。他的照片中，第一张显示一名年轻的大兵沃尔纳·内森，他的美军制服外面还披着一件祈祷用的披肩。他正在看圣卷。在另外500名崇拜者当中，还有俄国士兵，他们跟十多名存活下来的犹太人一起做祈祷在“最后解决方案”中，德国犹太人口中共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死亡——1939年，这个数字约在308 000人。。
“我们仍然处在黑暗中，”一位助理拉比说，他的老师就是被纳粹弄死的，“我们处在两扇门之间。我们只打开，进入了一扇门。我问上帝我们将从这里走向哪里……”新年活动结束后，卡帕看到一名美国士兵合上了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都藏起来的教律。
卡帕拍到了欧洲从纳粹噩梦中苏醒过来的情景，鲍曼也在准备她的下一个电影项目，她不知道自己的情人是否会跟她一起到美国来。1945年下半年，一直还在追求他的同时，鲍曼跟电影脚本作家本·赫奇特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见面谈剧本的事情。她的下一部电影《恶名昭彰》马上就要开拍了根据拉里·阿德勒的回忆，鲍曼后来抱怨希区柯克反复不断地向她进攻，她使用外交手段予以拒绝，但这使电影的拍摄工作十分紧张，成为让人失望的生活经历。“她告诉我说，跟希区柯克一起拍电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他经常跑进她的更衣室做些挑逗的动作。她总是加以拒绝。她是个相当强硬的姑娘——对于挑逗的男人，她从来都不会在他的地位面前屈服。”。见过几次面之后，英格丽和希区柯克在他的工作间里见面喝酒。他们坐在那里喝很高度数的酒尾酒，此时，鲍曼谈起卡帕：她极希望他能够来美国开辟新的事业。她很爱他。但是看起来，他已经忘记她了。希区柯克提醒她，让她想起两个人最后拍摄的电影《中魔》中的一段话。“爱上又失去某人是很悲伤的，”英格丽开始哭的时候，希区柯克就说了这句话，“但是，不久之后，你会忘记的，你会把不久之前扔下的生活线头重新接起来。你会努力工作的。勤奋工作是有很多幸福感的——也许那是最大的幸福。”
第五章情事终了（1）
“好莱坞，那是我踏上去的最大一堆牛屎。”
罗伯特·卡帕对好莱坞的评论
1945年底，鲍曼催促再三，因此，卡帕决定还是去好莱坞试一试运气。但是，他并不急着赶到那里去。10月份，他到了纽约，鲍曼在那边渴望着他的到来，而卡帕却在那边打扑克牌，跟朋友们吹嘘他跟鲍曼之间的风流韵事，到圣诞节之前的几天才住进好莱坞阿拉花园酒店的一个小平房跟卡帕一起住在阿拉花园的还有很多银屏偶像，因为秘密约会而出名的一些人有演员查尔斯·拉夫顿和剧作家罗伯特·本奇利。
一开始，卡帕和鲍曼彼此很少见面。她每天一醒来就得去操心《恶名昭彰》的事情。这期间，他想办法找到了过去的一些熟人。在爱达荷州拍摄海明威和格尔霍恩期间，他认识了加里·库柏、导演霍华德·霍克斯及其格外端庄的妻子斯莉姆。再就是来自伦敦的一批老牌友：史迪文森、莱斯和萨洛扬，还有剧作家彼德·维特尔。最后，鲍曼想办法搞到了许可证，让他到《恶名昭彰》的拍摄现场去参观。希区柯克明白，如果这两个人的风流韵事暴露出来，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因此，他介绍这两个人的时候只当他们彼此并不认识的样子。这里跟欧洲不同，到处都有盯梢的眼睛：三流小报付极高的薪酬给那些提供明星丑事的人，闲话专栏主持人在全城各处都布有暗探，只需要这个主持人赫达·霍柏发出一声悄悄话，某个人的职业生涯就可以从此完蛋。由于阿拉花园经常有记者在那边蹲着，卡帕和鲍曼就到欧文·肖的家里会面，是在马利布路18号的一栋海滨别墅里，拉里·阿德勒有时候去那里写作。
1946年1月下旬，卡帕在威廉·高艾茨的国际演片公司谋得一份差事。鲍曼很是高兴：他现在有理由留在身边了。但是，几个星期后，他就对电影业感到厌恶了，一个人在这里是按最后一次演片成功与否来分类的。“卡帕听不得任何人的指挥。”拉里·阿德勒说，1946年年初的几个星期，他跟卡帕一起住在贝佛利山的一个公寓里。“假如包勃真的参与好莱坞的游戏，那一定会在某人的指挥之下。导演可能会告诉他去干什么，制片人可能要求他去做什么。包勃不可能喜欢这样的事情。”
卡帕在一张桌子边上不可能坐过超过几分钟的时间，不久之后，他就开始每天早晨跟阿德勒打网球了，下午再去霍克塞家的游泳池旁边晒日光浴，周末到圣塔安尼塔赛马场上输掉大把的钱。还有很多日子，他跟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一起玩，比如斯利姆·阿伦斯，他们一起去英式酒吧喝酒，还去《生活…时代》杂志设在日落大道上的办公楼里胡混一阵子。
“我们习惯于坐在酒吧里跟一些女人胡混。”阿伦斯说，他后来给卡帕取了个诨名，叫“包勃卡波尼”。“有一次在一个聚会上，我还看见他跟霍华德·休斯和很多大人物一起。他跟一些有钱人玩牌，都是大玩家，就是有很多钱的那些制片人。如果不拿生命打赌，他就拿扑克牌打赌。他必须要冒险。你瞧，战争一旦结束，他的干劲也就没有了，而他是需要刺激的人。他有时一定输得很惨，因为他总在找我借钱。”
跟他父亲一样，赌博现在经常成为卡帕生活的重心。但是，他下大赌注这次是找错了城市。要跟霍华德·霍克斯，跟牌玩得精转的汉弗雷·波加特，还有约翰·休斯顿以及安纳托尔·利特瓦克这样一类人赌博，这跟在飞机上跳伞进入莱茵河地区一样危险。尤其是休斯顿，他是一个挥金如土的人，他最喜欢把毕生的筹码全押在一张单牌上。“有一次，我就参加过他们那样的豪赌，”斯利姆·阿伦斯说，“卡帕也许参加过类似的赌局，因为当时他也在城里。我记得自己很幸运地从中摆脱出来。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赌了。”
到了三月份，也就是在马利布幽会的那段时间，卡帕开始抱怨鲍曼在好莱坞过的婚契生活了。她只不过是彼德的一张餐券，对索尔茨尼克也不过是一个票房金块。“不要理会你丈夫，不要理会乔·斯迪尔，也不要理会拿你当小姑娘耍的任何人。”他埋怨说。她做的一切事情不过是“工作，工作，工作”。她为自己可恶的职业牺牲太多了，而他觉得，如果这么做不会使她更开心一些，那就完全没有必要了。“你快疯了。你已经成为一个产业，一个机构。你必须回到做人的状态。万不可舍弃生活给你的东西，否则你没有多少时间过日子了。”
“我这是在充实自己，”她反驳说，“我想在好莱坞拍更多的电影，也想去戏院演更多的戏。”
有一天，卡帕愤怒地对乔·斯迪尔说，鲍曼已经不敢做一个真正的人了。她仍然是个孩子，她在赛璐璐电影胶片的幻想中逃避成熟英格丽·鲍曼有一本最喜爱的书，是马西亚·达文波特的《伦娜·盖亚》（纽约哥塞特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