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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丈夫，她差不多已经在考虑离婚的事情了。
在富盖酒吧喝完酒之后，一行人又去马克西姆吃晚餐。这次，人们又开始回头看他们了。卡帕和肖的钱包越来越扁了，因此带鲍曼去了蒙马特的一个小酒吧，整个晚上在那里跳舞。卡帕很快发现，真正的鲍曼根本不是什么纯情女子，也不是由好莱坞的导演大卫·塞尔茨尼克精心打造的那种青春少女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她根本不是那种天真的“瑞典挤奶姑娘”，那只不过是她的好莱坞形象。她喝起酒来跟母牛一般，讲的都是黄段子，而且，根据卡帕抱着她跳舞的情形看起来，并不需要做很多诱拐工作就可以将她弄上床。
卡帕和肖的钱都花光了，鲍曼摸出了自己的钱包，让豪饮继续下去，到了早晨，她和卡帕两个人去塞纳河边散起步来。但不幸的是，她第二天还得去海外联合服务团表演节目。他们分手了，两个人都希望能够再次见面。
鲍曼跟她的宣传经理人乔·斯迪尔谈起了对卡帕的初步印象。“卡帕人很好玩，也很疯，脑子很管用。”她看到了卡帕最优秀的一面，而且是在能够想象出来的最有诱惑力的一个城市里相遇的。“根据她与卡帕的第一次会面，”鲍曼最新的一位传记作者唐纳德·斯波托写道，“英格丽极喜欢有卡帕在场，已经上了瘾……他是那种只在电影脚本里才能看到的男人，但现在却奇迹般地跳入了现实生活。”他们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两个人都参与了自我形象的策划：把自己的传奇弄得很神秘对职业是有好处的。他们都来自欧洲最不起眼的家庭，他们都经历过自己的悲剧生活。两个人都没有相信持久爱情的理由。
第四章“这里在看你，小伙子”（2）
1945年7月中旬，鲍曼随海外联合服务团到巴伐利亚巡回演出，在那里，著名的口琴演奏家拉里·阿德勒加入了慰问团，这个团还包括玛莎·迪尔顿和杰克·本尼。阿德勒不是平常意义上的帅小伙子，但他很有领导能力，是非常聪明的音乐演奏者，还有极含蓄的幽默感。几天之内，鲍曼就开始跟他打得火热了。“（他）如此浪漫，跟他一起真好玩，”她写道，“他的乐器很简单，但很好听，让你包围在温情之中。”
在欧洲的全部时间里，鲍曼的表现都像是逢场作戏的自然之子，她的姨妈玛迪就是这么叫她的。她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再次见到卡帕，因此很快就跟阿德勒睡觉了。“英格丽真是美丽惊人，”他回忆说，“你可以坐在那里一连看她几小时。那就好像看很了不起的一幅画。她显然并没有明星架子“为什么人们都说我漂亮？”鲍曼在他们交往的初期问他。“在斯德哥尔摩，人人都长得跟我一样。”
“我在斯德哥尔摩演出过，”他回答说，“没有人长得像你。”
阿德勒说，她跟应邀来到海外联合服务团的很多女演员不一样，她是真正关心那些作战的普通士兵。“她会在士兵中间走来走去，表演之后还记下他们的名字，之后打电话到他们在美国的父母家里，”阿德勒回忆说，“她拒绝跟军官们一起吃饭。她总是跟招募来的士兵一起吃饭。她从来不摆明星架子。”。”
鲍曼在继续跟阿德勒床头交欢，卡帕却开始执行战后《生活》杂志委派的第一次任务。那也许是他职业生涯里最无鉴赏力的一次报道。1945年8月13日，读者打开杂志，发现了多张雅利安婴儿的照片。《生活》杂志解释说，卡帕去参观了霍恩赫尔斯特的一个德国城堡，里面有一个称为勒本斯波恩的一个纳粹设施。在宿舍里，卡帕发现有几十个非婚生婴儿。“霍恩赫尔斯特的这些纳粹杂种，是在海因里奇·希姆莱的鼓励下由党卫军党徒生的，要他们当‘超级婴儿’的父亲。”在纳粹护士的看护和过度喂养下，这些杂种都长得肥如巨猪，结果，盟军现在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卡帕拍了九张照片，占据了整整一页，上面显示一些婴儿用很大的碗吃稀饭。图片说明文字是：“希姆莱手下的这些霍恩赫尔斯特杂种都是蓝眼睛、淡黄头发，而且都肥得跟猪似的。不管喜欢不喜欢，他们都得吃稀饭。”。
从霍恩赫尔斯特开始，卡帕又到了柏林，拍摄那个城市惊人的毁坏状态。到1945年之前，盟军的轰炸造成至少80万德国平民死亡，而柏林又成为最经常受到攻击的靶子。这个城市95％以上的中心已经被毁，在柏林余下的地区，只有四分之一的房子能够住人卡帕照片中的柏林显示战争给德国平民造成的巨大损失，但这些照片没有登在《生活》杂志上。。他很快发现，他跟阿德勒、鲍曼和海外联合服务团同时到达柏林。卡帕想办法跟鲍曼联系上了，鲍曼为此很开心，但是，她没有告诉卡帕自己跟阿德勒过从甚密。
“英格丽在玩弄卡帕和我，”阿德勒说，“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事情弄得有些不快了，因此我离开了。之后，英格丽到我房间里来道歉。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其中的哪一个。但是，事情并没有让我和卡帕彼此斗气——一点也没有。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
有好几次，鲍曼都陪着卡帕一起走在柏林的大街上，她披着《卡萨布兰卡》式的雨衣，还包着头巾。他在蒂尔加腾拍摄大规模黑市的时候，她可能也跟他在一起。在第三帝国的废墟上，已经有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精神扎下根来：柏林人跟“睁大眼睛的”红军士兵交换物品，这些士兵都很喜欢廉价的西方腐朽生活装饰品——在美国价值 3。95美元的米老鼠手表，现在卖到了500美元。卡帕拍到一名俄国军官换葡萄酒的情景，另有一名军官在试一架手风琴，还有一个红鼻子被人从很大的开放式黑市上带走，他身上带有枪支而又没有持枪证，因此被逮捕。
柏林毁坏的程度令鲍曼大为吃惊。很难相信记忆中的柏林只剩下如今这么一点东西了。30年代末期，她曾为纳粹电影制片厂UFA工作过，主演过《四友人》，并且在柏林生活过好几个月，但是，她看来对身边的政治压抑不甚敏感。在回忆录里，她对自己为戈培尔的宣传电影所做的工作一笔带过，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也没有理由想象她对卡帕说起过此事。“（鲍曼）从不跟我谈起她在德国拍摄的电影，”阿德勒说。阿德勒一直都是鲍曼的密友，直到她于1982年在伦敦死于癌症。“我觉得她一直引以为耻。”
一天下午，卡帕看到一栋光秃秃的房子里还有一只浴盆。这是多好的独家照片！想象一下吧！英格丽·鲍曼第一次坐在浴盆里拍照！他很快地拍下去，但是，冲洗胶卷的时候心太急，结果把底片给毁了。但是，那一刻并没有损失掉。那天下午，另一位摄影师卡尔·古德温正好也跟他们在一起。他的照片显示鲍曼披着雨衣，扎着头巾，看上去很开心，无忧无虑的样子。
在柏林呆了十天后，阿德勒离开德国去了美国自己的家里，卡帕和鲍曼也回到巴黎。他们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分离。他们又去富盖酒吧啜香槟，一起去巴黎圣母院，有一个晚上，有人看见他们牵着手在里兹饭店酒吧的一个角落里，明显彼此很痴情的样子。鲍曼后来写道，她就是在巴黎爱上他的卡帕也许会奇怪，不知道她为什么竟然会爱上自己。如果他看过她那些珍贵的剪贴簿，一定就会找到很好的一个理由。他看上去跟她已经去世的父亲朱斯塔斯·鲍曼很像，是一个波希米亚人，是个挥金如土的电影厂摄影师，她刚刚13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而她母亲早在十年前就去世了。鲍曼常说，她父亲是她童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他带走了她对摄影机的害怕，曾让她穿上愚蠢好笑的衣服，摆上可笑的姿势照相，三岁的时候甚至还拍过她的录相，是她在母亲坟上插鲜花的情景。那是她第一次当主角。。在好几个星期里，她抓住了这个男子的内心，他在梦想“危险照片”，脑海里有挥之不去的死亡情景，尤其是远在1942年的时候，一名飞行员在切尔维斯顿机场骂他是个无心无肝的老鹰的情景。“那次侮辱在卡帕的自尊心上留下伤痕，到死都没有愈合。”
鲍曼很快也意识到，卡帕凡事把“赌”字放在前面，这当然是一个客气的说法，真正的意思是，为了在隆香的一个小赌注，为了在《生活》杂志巴黎办事处的摄影师更衣间里展开的一场扑克牌赌博，他可以放下别的任何事情或任何人。“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只有很短暂的一生好过，”她说，“他不能顺从于一套不能逗自己开心的标准而荒废人生。”卡帕生活放荡，很有激情，凭冲动行事，结果给鲍曼的生活带来极大活力，鼓励她对未来不操那么多心，一切只为了眼前的欢乐。
第四章“这里在看你，小伙子”（3）
8月14日，是长崎被炸五天后巴黎宣布对日宣战的胜利日。卡帕在香榭丽舍拍摄狂喜的人群，鲍曼就跟他一起坐在吉普车里。她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初演的解放庆祝活动的新闻电影，包括妇女拥抱和跟盟军士兵接吻的情景，因此对卡帕说：“我也要下去找个人接吻。”
“哪一个？”
“他——在那儿。”
她从吉普车上跳下来，随便找了个士兵，抱上就吻他的嘴。那个惊呆的大兵马上就回吻。
秋天到了，鲍曼谈起跟彼德离婚的事情。卡帕告诉她说，出于为他考虑，请不要做鲁莽的事情。他不能肯定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毕竟，他只是个没有正式职业的摄影人员，他总得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他很喜欢鲍曼，正像鲍曼也很喜欢他一样。但现在，就跟当初跟红姑娘一样，他必须在格尔达死后再次面对同样一个他最害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