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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海明威吼道，“回去？亨利·鲁斯来了我也不会撤退的！”
8月5日一早，海明威派一辆缴获来的梅赛德斯野战车去接卡帕，准备再次远征。他决定跟查尔斯·兰汉姆上校一起去“攻克”圣皮瓦村，因此想再次让卡帕一起去纪录这次行动。他打开地图，解释了自己的作战计划。这次，卡帕建议“老爹”不要采取有勇无谋和不必要的行动。卡帕告诉他说，应该遵照一条简单的规定行事——尽量躲在士兵身后前进，永远也不要“穿过无人之地走捷径”。
海明威轻蔑地看看他，意思是说卡帕是个懦夫。卡帕勉强同意前往，但条件是他必须隔在很远的安全距离以内。海明威出发了，开着一辆摩托车。卡帕坐在梅赛德斯车里跟着。突然之间，海明威的摩托车转了一个弯之后又遇到炮火了。远处停着一辆坦克。摩托车手赶紧踩刹车，海明威给摔到了浅沟里，很快就有人将他按倒在地。“让开，他妈的！”海明威厉声说。但是，卡帕明显留在原地不动。“我说，让开，他妈的。”卡帕仍然不肯动。德国人终于撤退了，愤怒不已的海明威与卡帕正面相对，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两个人都不理对方。根据某些传记作者的说法，海明威因为这个事件而永远不肯原谅卡帕，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在紧绷绷的层面上，直到卡帕去世为止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还有很多原因使得两个人不常见面。海明威与玛莎·格尔霍恩的婚姻失败了，他对卡帕的感情就有了嫉妒的成分。格尔霍恩从来都没有掩饰自己对卡帕的深厚的感情，假如谈不上是爱情的话，而老爹也知道她对卡帕无话不说，而且他也站在她的一边。有一次，卡帕甚至责备海明威，说他每爱上一个女人都想跟别人结婚。多年以来，海明威的情绪越来越坏，后来，他对双方共同的一位朋友，也就是作家彼德·维特尔说，卡帕“永远无法满足他的任何一个女人，这是他不断地从一个大陆飞往另一个大陆的原因”。（维特尔，《危险朋友》）。
海明威的儿子约翰从他父亲和卡帕双方都听说了那天发生的事情：“卡帕说，他最后终于让开了，而他最初没有让开的理由，是因为他可以帮助老爹。但是，老爹总是发誓说，卡帕不肯让开，就是因为他想留在那里得到故事，想拍到老爹如何被机关枪干掉的情景。”
圣波瓦村的攻击流产了，海明威和卡帕各走各的路。海明威的私人部队只容得下一名摄影师，而圣波瓦之后，这名摄影师显然不可能是卡帕了，而卡帕看来更热心于纪录老爹的死亡而不是他那种假英雄式的业绩。
卡帕想办法到了圣米歇尔山，在那里跟约翰·莫里斯碰了面。他勉强同意让这位年轻的编辑体会一下前线的生活。“到达的那天，”莫里斯回忆说，“卡帕建议我们走过一条很长的街道（穿过市中心）。他明白如何很快跟别人混熟。我们一块走的时候，他看见一位年轻姑娘，他走上前去拨那姑娘的下巴，问她男朋友是谁。几分钟后，我们经过一家小咖啡馆，有很多人在那里下棋。他就说：‘为何不走这一步？’他很会跟人建立融洽的关系……也是在那天，一个农夫走到他身边，问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包勃说有啊——买份晚餐给我们吃。”
几天之后，莫里斯和卡帕去参观了附近的圣马洛。到了城里后，这两个人碰到一批进行“心理战”的美军特别小组。莫里斯觉得他们的行动一定构成很好的报道，因此说服满腹狐疑的卡帕跟那些人一起到前线去。在那里，他们通过高音喇叭催促德军投降。莫里斯问司机，说发出这样的恳求之后，一般会发生什么事情，司机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他妈的马上就离开这里。”莫里斯很快就明白其中原因了：迫击炮很快就开始朝这边打了。
“这么做的确很不利于健康。”卡帕说。
他们在一所农舍里躲起来。“包勃是个很讲实际的人，也很镇定（在炮火下），不太容易动怒，”莫里斯回忆说，“他有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到那个时候，他已经有很丰富的战场经验了。”
当天稍晚些时候，一批德国囚犯经过农舍。莫里斯让卡帕“上前问问他们”，看看他们对心理战有何反应。卡帕上前跟其中很多俘虏谈过，之后回来对莫里斯说：“没有人听。”
跟这位过度热心的老板再见以后，卡帕决定去找查尔斯·沃顿贝克。8月18日，两个人进入天主教之城夏特尔。到了城区范围以后，他们听到一群愤怒的法国人在叫喊：“ Salope！Salope！（妓女！妓女！）”沃顿贝克在《登陆！》中描写过这个场景：“爱国者将一批通敌妇女带进来，是一些年岁较大的妇女，她们帮助过德国人，或者操纵过黑市，还有一批相貌粗俗的年轻妇女，她们在德国人那里卖过身。她们在墙边上站成一排，有些妇女的头发早已经剃光了，院子中央有一堆灰色和金黄色的头发。在院子的一角，一名妇女和一个男孩子在用玻璃杯卖葡萄酒。”
“可以想象的所有武器”——有德式武器，也有美式武器。
起哄的人群在嘲笑一名妇女，她抱着跟德国情人生的孩子走在圆石街上。卡帕跑到了队伍前面。“真是残忍，而且毫无必要，”一名年轻的女性抵抗运动工作者说，“她们是士兵的女人，明天她们又会跟美国人睡觉。”卡帕倒退着，多次拍摄了一名剃光了头的妇女，她的同胞正在讥笑她，并且高喊着淫秽的口号。这幅照片一直是卡帕所拍的最著名的照片之一，那是法国人与纳粹共谋的生动纪录，也是接下来对那些明显并非通敌者的嘲弄。
8月23日，卡帕和沃顿贝克得知，进入巴黎的第一批部队将是列克勒克将军的法国第二装甲师，但是，列克勒克将军曾说过，他只要法国新闻媒体跟他一起走，并且将部队拉到离巴黎更近的地方，并没有通知美国新闻报道团的任何一位记者。24号，卡帕和沃顿贝克在艾汤斯赶上了列克勒克将军的坦克部队。当天下午，“乌云散尽，太阳在浅蓝色的天上透射出来。公路和田野边上长着很高的弯曲的大树，非常漂亮，黑色的树影映衬着落日的辉煌”。当天晚上，他们在20国道边上展开了铺盖卷。“在高高的过山车底下，偶尔投射出一道道亮光，之后，就传来了远处的炮声。法国人的坦克在树底下现出暗黑模糊的影子”。那座实行了灯火管制的灯光之城就在几英里外的地方。
第四章胜利（1）
罗伯特·卡帕《稍有偏焦》
1944年8月25日黎明，太阳好像是匆匆升起来的。卡帕连牙都懒得去刷了。9点钟，吉普司机带着他和沃顿贝克跟在列克勒克的装甲坦克车后面前进，以很快速度开往奥尔良港口。
突然间，他们身边围了一大群人，他们挥舞着旗帜和鲜花。妇女爬上了他们的吉普，很投入地吻他们。“戴高乐万岁！”他们喊，“列克勒克万岁！”另外一些人在不停地喊：“谢谢！谢谢！谢谢！”
上午9点40分，卡帕和沃顿贝克经过奥尔良港口。他们比海明威的部队更早赶到了巴黎的大门。现在，妇女们将孩子抱起来，好让军人吻，之后又喊：“谢谢，谢谢，谢谢！”五年之后，卡帕回到他真正称为家乡的城市。那是他一生最快乐的一天。
过去几年尘封的情感很快倾泄出来。“我和包勃·卡帕热泪满面，两个人奔跑进城，”沃顿贝克回忆说，“我们不为流泪而感到羞耻，那些拥抱我们的人群也在流泪，他们也没有感到流泪有什么难堪的。”
他们把吉普停在因瓦利德大道上，朝奥西码头走去，在那里，德国人还在进行最后的顽强抵抗。一位戴钢盔的长胡须牧师从他们身边跑过去，他想赶到一名受了重伤的法国水手身边，为他进行最后的圣礼。在一个街角上，卡帕遇到一群人，他们围着一个跪在街上请求饶命的德国军官。多名抵抗运动成员想用枪就地正法，但之后，突然有三名法国海军士兵冲了过来，将德国军官收作俘虏了。
战斗打响了。德国人仍然占据着外交部和其他几栋关键的建筑。到晚上，留在巴黎城的大部分德国人都投降了。天黑了，炮火声在远处慢慢消失，光明之城再次照亮，再没有四年多来的灯火管制了，三色旗与星条旗双双飘扬在埃弗尔铁塔上。整个晚上，巴黎人都站在窗台上高唱《马赛曲》。
第二天下午，在蔚蓝色的天空下，卡帕拍摄到戴高乐将军的照片，他的胜利队伍正在由凯旋门向巴黎圣母院进发。卡帕的照片显示戴高乐露出少有的微笑，而那一刻是他最荣耀的时刻。但是，凯旋队伍在维尔饭店广场一带受阻：多名自作主张的德国狙击手也许还没有接到投降命令，他们朝人群开枪了。数以千计的巴黎人很快就蹲在溅满血迹的人行道上。有个戴着太阳镜的单身美女一点也不害怕，高高地站在那里，她感到极其骄傲，根本都不屑蹲下身去。在附近的街道上，抵抗运动战士很快就找到了狙击手所在的地方，用机关枪和自动步枪回敬了他们。在一条街上，卡帕发现一位穿双排扣细纹西服的举止优雅的商人，他仰躺在地上，正在打卡宾枪：在他身后，一家餐馆的大门上密密麻麻都是子弹洞眼。
几个小时后，最后一名狙击手被消灭，卡帕在施格里布饭店见到了沃顿贝克，这里的酒吧很快成为国际新闻报道团的水孔。《生活》杂志的画家弗罗依德·大卫后来很好地描绘了这个酒吧的情景。在他的画中，卡帕看着他的同事，他的样子看上去像是个浅黑肤色的匪徒。当时在场的卡帕同事包括沃顿贝克，他像是一位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