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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性战斗从海上和空中同时进行。”《生活》杂志告诉其大惊失色的读者说：“上面的照片和在接下来的六页里出现的照片，是由《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拍摄的，他跟随第一波攻击部队登上海滩。虽然登陆的第一批报道表明没有什么抵抗，但是，他的照片显示，那场战斗有多么激烈，也可以看出德国人的防御有多么严密。”莫里斯说，卡帕从来没有跟他谈起那些被毁的胶卷，他写文章说，他看起来“并没有把乳剂熔化的消息当一回事”。卡帕总共拍了79张，“是登陆行动最困难的几个小时里最完整的摄影纪录”。虽然有些模糊，但是，卡帕拍的照片为子孙后代捕捉住了登陆行动最初那几个疯狂的小时里发生的事情。
那的确是相当不错的照片——按卡帕自己的话说，“那是从整个事件中切下来的一块，对于不在现场的人来说，它会显示出比整个情景更真实的实情。”在卡帕的照片中，惟一被认出来的人是爱德华·雷根，是第116步兵师K连的，他死于1998年。卡帕给这位18岁的年轻士兵拍摄的照片发表了数千次，而且一直都是“血腥奥马哈”最初几分钟里的确实情景。对雷根来说，那张照片永远都标志着“重要的成年仪式……是从少年走向成人的过渡”。
雷根记得，登陆的头天晚上，他一直都是在恐惧中发抖。他的登陆艇在离海岸约20码远的地方搁浅了，跳板放下来的时候，他处在猛烈的炮火袭击下。在他余下的一生，他总是想到拼命将脖子露在水面以上，或者拼命踩到实地的情景。他背上带有重66磅的行李，身旁血乎乎的海水里浮动着战友的死尸。“从水里跑上岸以后，我赶紧趴在沙里，一边不停地喘气。海水都漫上我的鼻子了。照片正好就是在那个时候拍下来的。”在美国，他母亲从《生活》杂志上剪下了他的照片，一脸的泪水。1945年他回到弗吉尼亚，她拿出了那张剪下来的照片。“你看，这是你吧？”她说。“是啊，是我，”他回答说，“我为此自豪。”
第四章花纹林地 （1）
“有一只赤胸朱顶雀在尼欧的一所破房子里歌唱；炮弹把房子炸毁了，但鸟笼却完好无损。炸死的牲口千姿百态……有些靠在树上，有些靠在篱笆上，有一头牛四脚仍然站得稳稳的，在风中轻轻晃动……攀爬蔷薇还贴在倒塌的农舍的墙壁上，硝烟散尽之后，鲜花依旧在散发香味。”
查尔斯·沃顿贝克《登陆！》
登陆日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8日，卡帕重新回到奥马哈海滩。直奔设在内陆巴约的新闻报道营之前，他在海滩停留一阵子，再次拍摄了海滩的情景。与死亡紧密相连的浮动物和破损物挤在高水位线上：步枪、肢体、破碎的用具和许多本《圣经》。在伊奇莱德附近，卡帕发现当地的渔民神情严肃地看着成排遮盖着的尸体。在别处，他看到被俘虏的德国人在海滩上挖临时坟墓，48小时前，就是这些人在朝他射击。当天下午，一名美国牧师在海滩上举行了一次葬礼。在电影制片人帕特里克·杰迪找到的一盘少见的新闻纪录片里，卡帕的胡须刮得很干净，正在快步但谨慎地围绕正在做祈祷的作战人员和新闻记者转圈，他看上去身体很健康。
到了晚上，他到达内陆6英里外的巴约。德国人放弃了巴约城，几乎没有留下很大破坏。卡帕拍摄了一些英国军官在一条保存得比较完好的主街上行走的样子。在他们身后，有一家服装店，窗户里面展示着穿着夏装的三个人体模型。“这种不起眼的富足，”《生活》杂志报道说，“就是典型的巴约风貌。其德国司令官将洗劫和劳力征用保持在最低限度上。”
《生活》杂志并没有提到，通敌行为在这里是很广泛的，而抵抗活动却是极少的。在这个发达的诺曼小城里，法国人经历了一场顺利的战争。他们的孩子一开始用纳粹敬礼迎接新来的占领者。在别处，一些刚刚得到解放的法国人根本不高兴看到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到来。登陆日炸死了数以千计的诺曼人，其中一些并不比另外一些更无辜。
当天晚上稍晚些时候，卡帕发现做新闻报道的一些同事坐在一个谷仓里，围着跳跃的灯火喝卡尔瓦多苹果酒。他们是在为他本人做怀念守夜。他后来说，有一名军士说看见他的尸体浮在奥马哈的浅水里。因为在前线已经有48小时看不到他的人了，人们就正式宣布他已经死亡。他写道，检察官甚至还批准公布他的讣闻。
当天晚上，在叫做莱恩多尔的一个旅馆里，卡帕和他的同事们明显又干掉了好几瓶卡尔瓦多苹果酒，庆祝他死而复生的奇迹。参加这次庆祝性的守夜活动的人还有恩里·皮尔和查尔斯·沃顿贝克，他已经是《时代与生活》杂志欧洲工作站的新负责人了。第二天，卡帕与他们一起前往报道盟军对瑟堡的进攻，那是极重要的一个海峡港口，也是“登陆行动的第一个重要目标”。重返前线之前，每个人都痛快地吃了一顿牛排，刮了胡子，洗了热水浴，换上了衣服。他们可能要再过几个星期才能做同样的事情。
到了登陆第九日，这三名记者已经进入了战斗的旋涡。“从6月15日到6月27日，”沃顿贝克回忆说，“我们几乎每天都与一个营或者一个连一起作战。”登陆日活下来的人，当时在一道又一道的灌木篱墙之间前进，每天都会损失很多战友和朋友，其中大部分人都是被饵雷和地雷炸死的。如果每天能走完两道灌木篱墙，那他们就算是幸运的：花纹是诺曼人古老的拼凑物，小块小块的田地用很陡的树堤或浓密的灌木隔开来，这给了防御者很大的优势。“平均来说，在诺曼底，每公里路程就有十四道树篱，”历史学家史戴芬·安布罗斯指出，“为攻击行动而清除树篱是一项代价极高和耗费体力的事情，待实施攻击，完成攻击，攻击之后清理战场，这些工作都需要半天或更长时间。到了行动的末尾，会发现还有下一个树篱，就在50米或100米远的地方等着。”
军士罗依·史迪文森是第116步兵师的，他回忆说，任何一个时刻，他的朋友都有可能被狙击手击中，或者踩上地雷后化作一团血肉。史迪文森自己也受过重伤，当时，他的一名战友在他前面几码远的地方踩上了一枚地雷。另外一些人吓破了胆，自杀了，或者开枪打伤自己的脚。正是那些不出声的人，那些在训练营里受过嘲笑的人，此时往往证明是一些冷血杀手。不管是不是这样的，大多数人都发现自己并不是懦夫，而且相信自己的确如此。当恐惧感折磨自己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倒下去。进入一个新的城镇或乡村后，他们被迫去清除每一条街道，有时候是一栋房子接一栋房子地清理。
沃顿贝克和卡帕有很多天都是这样过来的，他们躲在树篱后，钻进建筑物里，或者奔跑着寻找掩体，因为德国人时不时组织起疯狂的反攻。跟攻击者不一样，很多德国人都是从非洲、俄国和意大利回来的冷血动物、杀人老手。经历告诉了他们，就如同经验也告诉了卡帕，在炮火袭击之下，人应该如何尽量缩成一团躺在地上，应该如何忍受白天经历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得不到休息，得不到足够营养的痛苦。到了最后一刻，他们要么把毛瑟枪举过头顶，要么举起白旗，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活下去。“他们作战不是一直打倒最后一名德国人，而是打倒第一个美国人。”有一天，卡帕这样对沃顿贝克说，他在嘲笑德国人。
卡帕拍摄了美军进军哥登丹半岛的情形，一同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并没有提到德国人更充分的作战准备，也没有提及他们极充足的武器装备。卡帕很快就听懂了每一种武器发出的不同声音，经历过树篱战斗的每一个大兵都有类似的体会。德军的MG42机关枪每分钟打出1 200发子弹。在其他死亡噪音的大合唱当中，这些机关枪发出的声音如同巨大的织布在人的耳膜边撕裂。德国的88毫米火炮是战争到目前阶段使用的最大的火炮，其发射速度为音速的近三倍。血肉之躯构成的靶子从来都来不及听到这种炮弹呼啸的声音。德国的反坦克
炮比美国的火箭炮威力强大得多。它突然发出的“呜……什”声，在许多美国坦克驾驶员恐怖的梦中时常发出回响。之后还有所有声音中最可怕的一种——“呜咽的明妮”——那是烟雾放射器几乎在瞬时间发射出来的追击炮弹，德国人称这种武器为“轮子上的俯冲轰炸机”，因为跟这种炮弹配备在一起的还有一种哨音，跟俯冲轰炸机一样，它们“对听到这种声音的人产生的心理穿透影响远远胜过爆炸本身产生的威力”。
在死亡花纹中向北行进过好几天之后，有一天晚上，卡帕和皮尔发现，他们再也吃不下野战干粮了，因此决定去找点好吃的东西。他们说服一位管伙食的军士，装了一批军用伙食，之后开车到一个叫雷彼尔的小村，卡帕走进村里惟一的餐馆。几分钟后，他回来了，示意皮尔和他们的司机二等兵科根跟他一起进去。到了一个天花板很低、而且有斜坡的挤得满满的房间后，餐馆的女管家让他们坐在一张长桌子边上。卡帕跟她达成了一项交易：用盒装的压缩食品换一顿晚餐。大家吃得相当壮观，这期间，卡帕跟几名当地人谈话。“（法国人）对德国人没有多少很坏的话要说。”皮尔报道说。他们离开餐馆的时候，科根狂喜。他才19岁，这还是第一次吃法国饭菜。
第四章花纹林地 （2）
6月22日，卡帕跟皮尔和沃顿贝克一起作为第9师的一个美军营队进入瑟堡郊区。在一个街角上，卡帕发现好几名德国俘虏和由妻子陪伴着的俄国应征人员。这些妻子都怕得要死：德国人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