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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尖酸刻薄一点，你甚至可以说他就凭这两手琴艺也竟可以到处招摇撞骗，随时编编歌词就这么给他混了一辈子。
“思啊，想啊，枝——”
来了。大概绝不是那种会讨好的嗓子。干涩的声音自录音带内冷冷的飙出来，划破半个世纪以后依然的月空。那个“想”字后面的“啊”字渗杂了浓厚的鼻音，全世界除了这块土地以外不会有其他任何地方有这样的，乡土的鼻音的唱法。“枝……”这一声是个尾音，延长了好久。它在夜晚的空气中划出了一道几乎是看不到那弯曲的弧线。随着音的延长，这弧线竟变得越来越锋利，甚至，凄厉。然后，它毫不留情的，像毫无任何阻力一般的，轻易的切割人你的心灵的肌肉。也不见血，但像把极精细的外科手术刀般，你知道它已深深切入，传来那种很薄很薄的，深深的刺痛。
瞬间我感到榻杨米旁祖母手中扇子传来的轻轻的，风。祖母似已睡着，她手中的扇子偶尔会停一下，但等等又会再扇起来。她的小收音机内传来的声音似乎早已曛人空气中，成为整个室内的一部分。那样的静止状态的我的生命，只是个冷血的，无动静的，纯观察的，像被包在蓓蕾内的一个，苗似的幼体。偶尔嗅到一丝“新乐园”透入的烟味。
但那个弧线已抛远到连尾音的回声都听不到时，似乎有内部的某种冷冷的液体已开始慢慢滚动了，而且热了起来。第二句已经开始唱了。
陈达，来自这块土地的，又被吞没于这块土地。我想，他可能连名字都是这块土地取的。陈达，真正的传奇。
许不了，台湾喜剧演员，是我心目中台湾有史以来最好的喜剧演员。——作者注
有两种说法来形容一个人的心意。锦上添花的人和雪中送炭的人。前者不足为奇，后者也不是没有；大致上社会不论怎么变，这种类型的人都会有，只是比例会略有变更。但前述的分类显然未曾顾及到其他可能有的状况。像我，我觉得自己是比较属于锦上添炭的人，如果他们不介意的话。而另一种人就更为有趣，这种人雪中送花，那就是许不了。
和许不了见过短短的几面，第一次是在录音室里，为他们写了一首后来被禁唱的《大兵歌》的录音时。许不了一把拿去我正要开罐的啤酒，他手一按罐面，身一转，“波！”的一声巨响，你以为罐子被打开了，事实上是他用另一只手的手指用嘴内的吸气发出来的声音。这和他的变魔术一样，拿手的口技，你学都学不来的。
最早看到他在电视上，是很早以前的一个凤飞飞主持的周末午间节目。他的确是个非常好笑、非常引人注目的喜剧演员。那种表情、动作、反应和声调，绝不是故意装了讨好别人逗笑的那种。他生来就是应该在喜感的气氛里串联人的笑声的。我还记得有一位太太上台把一件新台币编成的衣服套在他的身上，说他们全家有多喜欢他。这样的人，连观众对他的方式都是带着创意式的清新的可喜感。还记得许不了穿了那件钞票装在台上反而受宠若惊得不知该怎么办。
后来他一路越来越红，成为电影的票房保证。红到黑社会的大哥们把他架来架去的拍戏，搞到他不得已失踪了，躲起来了，但没办法呀！观众需要他的出现来制造笑声，后来还是听说摆平了，票房依旧，笑声依然。
有一次我去佑民医院，副院长和我聊起来，说许不了来过要求打Demerol，作用类似吗啡的药剂；想他那时大概早巳上瘾了。“但是没办法呀！你看他的两边屁股都已经被扎到硬透了，好不容易找到个部位把针扎进去了，药剂却怎么样也打不出来。”
他死前的一星期左右，是从医院被用担架抬到那时的香颂餐厅去拍电影的宣传片的。上妆时扑的白粉跑到他眼内，他还不知道，但一直擦着眼睛很迷惑的向旁边的人说：“奇怪，我的眼睛怎么看不到？奇怪？”是那种喜剧电影里的小人物受到欺负时的语调，他从来不必去装出这样的声音，但这次恐怕是发自他生命的最深层的呼喊。
他死的时候我不在台湾，但听人说起来，他的最后一部电影《小丑与天鹅》在他死后不久上映，票房又是好得不得了，笑声依然。老实说，我真的觉得许不了给这个社会的，远大于这个社会能给他的。
后来在写《明天会更好》的歌词时，我为他填了一句“谁能忍心看他最后的小丑带走我们的笑容”，但被认为太灰色，无法采用。为此，我觉得非常沮丧，但，也证实了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与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许不了，百分之百台湾的，包括他的国语，他的长相。他的死一直是让我很难释怀的一件事，也许可能很不幸的，那也是百分之百的后来的台湾的。
但我真的相信他带走了我们最后即使可能会有的，真正的笑容。
洪通，台湾“素人画家”。我所理解的“素人画家”，是完全没有经过学院派的训练，完全自成一派的画者，而学院派却很难否定他。——作者注
记忆中洪通似乎老戴顶帽子。如果漫画家画到画家时老喜欢替他们加顶帽子的话，洪通的那顶帽子无疑在画家中是一个异数，像他的人一样。但毫无疑问，他是个画家，因为他有那顶帽子。
洪通的画展我也跟大家一样，跑去看了。他的画是那种你并不是很懂，但会很好奇，也可能很喜欢，但绝不会去买的那种。坦白说，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会画那么多的小人，一个一个一个，手牵手。红黄蓝绿紫，他的用色颇为缤纷，完全不理所谓光线比例或什么黄金律之类的东西。但如果你在成长的经验中为了不管什么样的理由去了一些庙之类的地方，庙柱子啊、香炉啊、神像啊、拜拜的人之类，你应会知道他的作品是非常非常原本，非常非常台湾的，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陈达到台北的民谣西餐厅驻唱过：而洪通到台北时，是美国新闻处为他开的展览的。我完全不知道那种转变是怎么样去的，但我想洪通看着每个都市里的文明人鱼贯排队入场，争相看他那些斗室内完成的画时，感觉一定不比陈达第一次用麦克风在国父纪念馆内对着两千多人演唱民谣时更知道怎么反应。当然我很清楚艺人本来就和一般人会有些地方不是太相同的，但这两个老家伙后来的行径简直太离谱。陈达大家都知道了。听说洪通到后来县长陪着蒋经国去看他的时候，让他们在外头等了十五分钟，开了门后还骂人。另外他后来开价五百万元要让出所有的画时，好像也没有找到买主。最后连他一直想娶一个细姨的愿望也没有达成就走了。应该，不只是一般人认为的艺人，神经神经而已。
到此，我隐隐感觉到为什么他的书会画那么多的小人，一个一个一个的，手牵手。好多的人。
洪通，用台语讲，是一个很让人疼惜的人。
第三部分明天会更好
我们又来到这个湖边。小时候集邮册封面上的那个剪影似的、平静的湖边的那棵树下，我们坐卧。
对岸的山与所有见得到的地方，全铺上了绿色。
至于湖面，就给它那个蓝色吧！平静得连波纹都认真难辨。
有鸟，斜影，掠过。
舒适而沉默，连风都是懒洋洋的。
我于是陷入那个问题的沉思；毫无挣扎，我只是随着那个问题漂流而去，竟因这样的放任而有了一点回旋的乐趣。
啊！周身的通畅。
终于她开口了：“如果你不愿两个地方跑，为什么不把你做一个医者的能量全灌注到你的音符里去呢？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她于是闭眼，转翻身去。我想她就这样逐渐睡去了。
我于是再度盖上双眼。
真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但更简单的事，似乎四处存在。
在街上那每一张迎面擦身掠过的脸，侧面交臂而过的脸，尾随着我的脸，人群中交叠的脸，竟都是我心情的脸。每一张与每一张的我的脸，映在不同的五官的结构上，像是些四面八方不同的大小明镜，以各种不同的角度反投然后折射回来，映出我的心情，写出我的情绪的暗语。
我又惊讶的发现，即使是那只早就不能发亮而萎缩在天花板上的一角的灯泡，竟也是我的心情，以最沉默的方式表达它消沉的意志。
由此，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改变整个世界最迅速有效的办法。
一样的圈圈，不论你是向内层画，不论你是向外层画，你所付出的力气与消耗的能量，都是完全相等，而且无止境的。直到你必须停止。
惟一的差别，只是你那向内或向外的选择，而已。
有一阵子，我事实上已经成为雨的牺牲者。那是说，当下雨的时候，它会毁掉我去看一场电影的欲望，并且使我闷在家里，沮丧、颓废，并望着窗外阴沉的天气想像着这是一个如何没有希望的世界。并可能迁怒几个身边的人。
只是因为下了雨。
而当我成为了诸如雨这样的东西的牺牲者时，我便开始想像其实我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而这样的想法又使我自己对自己的信心与希望降到了最低点。
只是因为下了雨。
于是她再度转过身来面向我，带着惊奇的表情问我：“那你为什么不去买一把那种特大号的彩色伞来用呢？”
于是任何一个阴沉的天气我就拿着那把伞出街去。一个阴暗的下雨天在这么一个彩色的大伞下观察这个唏哩呼噜的世界，的确有任何一个晴天里没办法享受的乐趣。
不论是，不是，对，不对，有，没有，能，不能，亲爱的。
其实你真正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