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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试试。
王蒲臣想来想去把失密的原因归咎于剿匪总司令部方面，他布置特务们对司令部方面的人进行明查暗访，弄得剿匪总司令部
杯弓蛇影，人人都得了神经病。
最后傅作义忍无可忍，将王蒲臣找来，痛骂了一通。而王蒲臣岂肯在傅作义面前丢脸，第二天，他就将一个卷宗交给傅作义，声称案子已经破了，正是剿匪总司令部的一个参谋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是他把机要情报泄露了出去，案件被描绘得有鼻子有眼，加之傅作义已没有什么闲心和王蒲臣这样的宝贝斗法，只得由他了。
可怜那个参谋，被当作替罪羊推上法场，到死他也不明白个中奥秘。
可是你也不能说，偌大一个军统北平站中就全是酒囊饭袋。其中就有一个精明强干的青年人，多少发觉了些蛛丝马迹。
他像一只狗头苍蝇一样盯上了卖羊头肉的老曹。
这个人是军统北平站中一个不起眼的人物，名叫邢鸣义，就是老曹和王柏接头时跟随王柏在一块的那个青年人。邢鸣义是抗战时期齐鲁大学学生，后来在重庆参加了戴笠举办的特务训练班，尔后参加军统工作，现在是北平站行动科的中尉干事。
如果从绝对智商方面讲，邢鸣义可能是个智商比较高的人，可是他的命运有些不济，他出身在山东菏泽一个小商人家中，刚刚满三个月父亲就得一场暴病死掉了。父亲刚死，家中原先开设的一个小茶叶铺就被债主给封了，一些不值钱的物件也纷纷被人以抵债名义拿走。母亲只好带着他回到乡下老家，他在乡下长到十来岁，生活虽然贫困，母亲还是送他进了乡间的小学堂。鲁西南是个穷地方，可是因为是孔子的家乡，山东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清朝时不是出了一个立志兴办义学的乞丐武训吗？到民国时期，山东省的教育和全国来比也是比较发达的。穷孩子读书成材的情况比比皆是。
邢鸣义幼年丧父，寡母对他的前程寄以厚望，贫寒中长大的他自然也懂得人生需要奋斗，小学上到四年级初小毕业时，他还私下
里把高小要学的课程自学完了。当时菏泽有个初级师范学校招生，对象是高小毕业生，邢鸣义初小毕业时自己觉得已经有了投考初师的能力，于是就和母亲商量去菏泽投考初师，菏泽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家道败落的地方，如果他一个只有初小学历的孩子能一举考中初师，那在地方上也可能算一件奇闻，也许会引起各方人士的关注，成为一名地方上的新闻人物也大有可能，如能这样，虽然说不上光宗耀祖，可也算替家庭和死去的父亲争了一口气不是。所以其母竭力支持。
于是年幼的邢鸣义打点了行装，在夏日一个下着雨的早晨上路了。对他来说，这个日子是终生难忘的，因为，为了给他准备行装，母亲东挪西借的已经欠下一笔账，当他临走时，家里仅余的二斤玉米面都给他做了煎饼当作一路的干粮。早上起来，母亲只得硬着头皮去村里一个殷富的冯善人家敲门，求冯家施舍一点米面给儿子做点吃的。大概为了给邢鸣义凑盘缠，母亲不止一次光顾善良的冯家了，冯家的人也知道她儿子邢鸣义要以一个初小毕业生的身份去越级报考初师的事，所以对她还是相当关照的。不仅当即叫下人给她称了二斤白面，还说，正好他家有人要上县城去办事，本来打算步行去的，既然邢鸣义也要上县城去，干脆就派一辆驴车一起送去吧。母亲对冯家千恩万谢的，冯家的老家长只说，孩子也是为咱乡里争脸面嘛，谢啥？
母亲做了面条给邢鸣义吃了，絮絮叨叨地对他说了许多话，凡想到的都嘱咐到了，最后还叫他别忘了冯家的恩典，日后图报等等。邢鸣义一一点头承诺了。
到了菏泽，他也真争气，一举考中了初师，而且考了个头名。这下还真在菏泽县城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因为他祖辈就是县城人，所以传闻就越发传得迅速。弄得他走在街上身前身后都会有人指指点点：这就是谁谁家的儿子，瞧人家多有出息！而且还有自称他父亲朋友的商人自愿捐助什么的。
初师毕业后，他并没有像老曹那样去当一名乡村小学教师，当然这时他年纪尚小，刚刚有十三岁，而更重要的是他胸中仍有大志。因为这时的菏泽人已经把他当作神童来传颂了，所以，他实现自己的意愿也有了条件。于是他得到菏泽一些商人赞助，又上省城济南考取了高中，高中毕业，考中了齐鲁大学。抗战起来后，齐鲁大学南迁至重庆，他也随之来到重庆，当时作为临时首都的重庆，抗战气氛如火如荼，上到大学二年级的他，再也无法安心求学，受了时代的感召，毅然放弃学业，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不久就参加了军统。
公平地说，年青的邢鸣义并没有错，他的动机和目的也是高尚的和容易被理解的，而且他的抉择必然地受到了历史和时代的限制。可是，这个抉择造成了他的人生悲剧。
邢鸣义很聪明，也很积极，在抗战期间，作为一名最普通的军统干部，也为抗战做了不少工作，比方他接受上级交给的一个任务，去湖北黄石一带做一个土匪的工作，策动那土匪头子抗日，经过小一年的努力，这个光荣的任务也给他完成了。抗战胜利后，他即随马汉三来北平，建立北平站，在接收日伪敌产等等过程中，他只能一切按上级指派工作。到了国共两党反目，你说，他还有别的道路可以抉择吗？于是又必然地走上了反对人民的可耻道路。
他和王柏住在花市下三条的军统特务宿舍中，平时他是搞学生工作的，主要在各大、中学活动。那次王柏来买羊头肉，多少引起了他的一些怀疑，因为一个堂堂军统少校军官买羊头肉吃，这本来就有点不大和谐。如果是在抗战时期那还差不多，可是抗战以后情况就不大一样了。
抗战时包括军统人员在内，拿的是国难饷，虽然总的收入还要比一般军政人员稍强一点，但既是国难时期，理应节俭，所以军统人员按规定的薪俸，除了吃饭之外，所余并不多。可是抗战胜利后情况就不大一样了，国民党接收大员借口接收日伪财产，中饱私
囊，这已成了国人皆知的事情，其中军统人员也不甘吃素，借接收日伪敌产之机，大发横财者并不在少数。况且蒋介石为了让自己的忠实走狗为他效力卖命也不吝金钱，国防部拨给保密局的经费成倍增加，这且不说，各地军统机构又和商界甚至黑社会勾结，大做鸦片生意，以贴补军饷，这样，一个军统内稍稍有点头衔的官员收入就大为可观了。
何况这些人多是有今天没明天的主儿，哪个不是花天酒地？像羊头肉那种穷老百姓的下酒之物，岂是他们愿意光顾的？加之，王柏在跟老曹对暗语时，语言颇可疑，这更引起了嗅觉灵敏的邢鸣义的注意。他不敢贸然怀疑王柏，因为官高一级的人是轻易得罪不得的，他只是暗自打定主意先从卖羊头肉的老头下手，顺藤摸瓜，万一弄出个什么结果来，自是升官发财的机会，就是没有什么结果，也不过腿儿辛苦点，自己也损失不了什么。
邢鸣义是聪明的，他在行动之前把对自己利与弊的各个方面都考虑到了，可是他的聪明也许对他来说反而是致命的错处。
邢鸣义开始跟踪老曹，他摸到了老曹的住处，在金鱼池一带贫民窟中，他巧妙地化装成一个乞丐，走街串巷，不辞辛苦地偷偷跟踪着一个卖羊头肉的老头。他的这些工作全是在组织分派的工作之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的。他终于有所收获，他发现了老曹的行动规律，每天早起生火，然后上市场买羊头，在回来的路上他总走一个路线，而这条路线，并不是他回家的最近的路线，也就是说他去的时候是一条路线，而回来时又是条路线，这又是为的什么？
继而他发现了老曹每隔一天就要上西单的烟摊上买一包“红士”牌香烟，难道这种香烟没有别的地方出售吗？否，他决非只为买一包香烟而跑来西单，况且南城距西单跨越外城内城距离不短，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人都会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他另有目的。
难道西单这个烟摊是另一个接头地点？对，这个推断肯定不会错的，这个烟摊肯定是中共地工人员的一个接头点。
如果邢鸣义的追踪到此为止，他可以向上级报告他的这一发现，当时特务们的行动并不受什么法律的制约，只要哪怕是他的行动小组长一道令下，甚至干脆他自己就可以办得了，把老曹和摆烟摊的人抓起来，严刑审讯，也许他会大有收获的。
可是邢鸣义是个聪明人，他岂肯满足于此，放长线钓大鱼，需要的是一点胆识和远见，他是沉得住气的，他相信在这个小烟摊背后就是军统那么多人马寻找了好几年的中共地下电台。众里寻她千百度，现在伊人在暗地里笑盈盈地向他招手了，他需要再耐心一点。
这一天邢鸣义又来悄悄跟踪老曹了，可是令他奇怪的是今天老曹并没有上羊肉市去买羊头，他步行来到位于什刹海的辅仁大学。一个卖羊头肉的上辅仁大学干什么？不是笑话吗？邢鸣义听说过地下党学委的头头们常常在北大、燕京、辅仁、中法、师大等大学秘密开会，军统北平站的特务们曾经得到这些这方面的情报，可是，当他们行动起来，企图抓获这些地下党的领导人时，却没有一次不扑空的。
邢鸣义有些兴奋了，他猜想这个卖羊头肉的老头，决不是一个一般的交通员，他一定是负责传递重要情报，甚至和地下党头头们有着密切联系的人物。可是当他跟踪到辅仁大学的一座法式洋楼时，他明明见那老头进了大门，当他轻轻地推开门进去后，却连老头的踪影也看不见了。他警觉地四处张望，奇怪的是这里竟是鸦雀无声，完全没有往日的喧闹声，他这才想起了今天是星期天，他在走廊中潜心循踪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