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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豪放，而且也必然地带着民族自尊，对于给日本人当差，并不十分积极，或者说，并不很忠诚。只是因为他的家在济州岛，而木村的父亲
很早就在朝鲜济州岛做生意，后来一家人在济州岛定居，和韩哲一家是邻居，木村从小和韩哲一在一起长大，算是发小。一九三三年，木村应征入伍，先在日本国的神户军校培训，后来派到满洲关东军马部做文书。随战事的发展，又奉调到第五军团任中佐军需长，一九四○年才调到清河军校。这时，他得知韩哲一也被征入伍，而且韩哲一虽然少年时酷爱体育，是个棒球好手，有一副好身板，可是为人胆子极小，连一只鸡也不敢杀的。木村大概想，这样一个人，叫他上战场拼杀，大概是才非所用。于是通过军部的关系，把他调来做了监察课主任。
在日本人眼中朝鲜人算是二等公民，中国人只是三等公民，所以当时的侵华日军中有不少朝鲜人，而中国人中卖国求荣者，只能混得一个“伪军”身份而已。中国如此之大，要占领并统治，的确不是一件易事，日本人觉得自己人手不够，就拿比中国更早被他们侵占了国土的朝鲜人当帮手，再其次才拿中国人中的民族败类做走狗。
可这也只是日本人的一种“表错情”。其实朝鲜民族作为一个小民族，其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似乎比中国人不在以下，而且对于亡国之耻，更是耿耿于怀。这些所谓的“二等公民”，真正诚心诚意帮日本人干事的也并不多，说白了，谋生而已。
王柏是干什么的？对于木村和韩哲一的关系，以及韩哲一的为人等等，早就洞察了的。
所以接到任务之后，他就直接找到了韩哲一，韩哲一是他的顶头上司，可是两个人平时关系不错，因为木村大佐对韩哲一很信任，可是韩哲一为人有些木讷，能力有限，许多具体事务都是找王柏帮他做，王柏为了巩固自己在军校中的地位，当然肯于卖力地讨好韩哲一，所以韩哲一对他也很信任。
“韩，宪兵队从咱们军校抓了四个人，这事有什么结果没有？”王柏可韩哲一。
“胡闹，简直是胡闹，如果军校的人有问题我们自己难道不能处理，一定要宪兵队来插手吗？”韩哲一说。
王柏一听，这显然是对宪兵队从军校抓人不满意了，而且，韩哲一的态度肯定就是木村大佐的态度，那么，木村一定对宪兵队不满了。
有时人世间的事情会产生一些奇妙的错位。
比如这次事件，本来宪兵队抓人，是怀疑这几个人是敌方派来的特工，而军校本身也是服务于日本侵华的总目标的，从道理上讲，军校对此事应当予以理解与支持。可是从另一角度讲，服务于一个大目标的每个部门又都有自己的具体任务和目标，而上级对其业绩的考查和评估也只能依据这些具体的任务和目标的完成情况来确定。那么，你以培养为日军服务的骨干为目标的军校中竟然出了敌方的特工人员，这岂不是你军校领导的失职？而出现了这种事，你们自己没有觉察，反而让宪兵抓到了，这岂不更是一种失职？
作为日军侵华大机器一个部件的军校，是不是应该对这种失职负责？而军校的负责人如果要对此负责，就说明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受批评，降职等是不可避免的了。于是作为军校负责人的木村大佐，为了解脱自己的责任，会怎么行动呢？
证明这四个人是“无辜”的就是他的最佳选择。
于是王柏大胆地对韩哲一说：
“其实这四个人我都是了解的，他们都不可能是戴笠派来的人，不过宪兵队如果不在咱们军校中找出点问题来，岂不说明他们白吃饭了吗？”
韩哲一一听王柏如此说，立即有些兴奋：
“噢，你了解这几个人的情况？”他问。
“当然，我是做这个工作的嘛。”王柏说。
“好好，你说说看。”韩哲一说。
“这四个人一个叫林唯进，是福建人，曾在国军任职，三年前因
受不了上司的压迫，打了连长，逃出了军营，后来经人介绍到北平学生意，去年考入军校；李长山，东北人，学生出身，刚刚从沈阳医专毕业，今年才十九岁，经历和背景都一目了然；来士成，木匠出身，人聪明好学，爱读书，当过北京警察署巡警，后在燕京大学旁听，曾因不满民国政府，被关押过三个月；闻世明，哈尔滨人，是关东军司令部川井大佐介绍来的。情况就是这样，依我看没有一个嫌疑分子。”王柏说。
韩哲一听后喜形于色，立即说：
“好好，我马上向木村大佐汇报，要他们宪兵队拿出证据，否则，他们就是有意和军校方面对立，叫木村告到华北占领军司令部去。司令部的山田中将是木村大佐的姐夫，还能不替咱们说话。”结果，木村听了韩哲一的汇报，又把王柏叫来亲自问了一遍，于是自己去找到宪兵队说理，宪兵队是得到特工人员的情报马上就把人抓了，还没有来得及认真审查，见木村来势汹汹，又知道他有些背景，就把人放回了学校。
王柏见事情这样顺利就解决了，马上产生了疑问。
是不是宪兵队有点惹不起木村，先放了人，然后加紧调查，如果这样暗地里叫劲，结果恐怕还是不妙。于是他心生一计，马上直接找到木村说：
“长官，那几个嫌疑分子你准备如何处置？”
木村说“：人放回来就完事了，处置什么？”
“长官，这样办理不好，你想，宪兵队虽然把人放了，可是，如果没有了下文，他们岂不是自认抓错了人，对上面怎么交代？所以，肯定还会加紧调查，再说这几个人万一真有什么问题呢？以大局出发，咱们也不应该就这样不了了之。”王柏振振有词地说。
“那，你说怎么办？”
“把人由咱们自己先关押起来，一方面认真审察；一方面等等宪兵队方面的消息，这样咱们就主动了。”
木村想了想说“：好，你的主意的
给你办理吧。”
这样，反而是王柏把处理此事的主动权握在了自己手中。于是王柏把人抓了，关了警闭室，然后连
给几个人对付万一宪兵队审查的办
能想到的漏洞都想办法遮挡住了。
几个嫌疑人员，来了一看军校已经
原先的疑心就消解了一半，他们没有把水带走录了口供走了。过了一段时间没有没有，王柏断定宪兵队已没有劲头查下去了，就请示了木村，打了个报告说明审查情况，给华北占领军司令部特高课报了上去。结果上面批示，几个人可以解脱，继续留校学习。四个人中名叫来士成的，是国民党特务，此人颇重义气，被释放后竟把王柏视作救命恩人，频繁地对他献殷勤，拉关系。
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接收改编了治安军，这时来士成的身份公开了，而我党的一些敌工人员有的回到解放区，有的又留在国民党军队中继续工作。王柏因为和来士成的特殊关系，被来士成拉着参加了军统。
到一九四八年，来士成已是保密局北平站的中校情报科长，而王柏则以少校情报员身份在敌特中活动。由于王柏和来士成的特殊关系，他常常从来士成的嘴里得到一些情报，凡是他觉得有价值的，就通过地下交通员及时向上级通报了。八月的事情发生之后，保密局北平站少将站长王蒲臣非常恼火，他敏感地觉察到一定是内部有了敌人的暗探，可是由于那一次行动是军统和警察局、警备司令部联合搞的，这敌人的暗探究竟出在哪个方面，一时他还拿不准，并且王蒲臣是过分相信自己组织的严密性的，他觉得共产党尽管厉害，但是要想打入他军统内部来，也绝非轻易办得到的，所以，他下令特务们注意警察局和警备司令部内人员的可疑迹象，并未在他军统内部进行戒备。不过狡猾的王蒲臣也不是完全放松了对人员的警惕，他今后要以层上的干部会上也下了一道命令，一级知道的，该哪些人知道的机密，凡有泄露者，不论职位高低，一律严惩。
十平站内的气氛突然有些紧张，行动科内的人员一没有派去执行别的任务，全数坐汽车到南苑机场执行住的话 张地
务去了王蒲臣一步不离开自己的办公室，守
王柏感到一定有什么 大 发生了，就顺口问来士成：
“今天怎么啦？好像皇后娘娘要生孩子。”
“别乱说，委员长亲自来了。”
来士成也随口答道。可是王柏注意到来士成一句话出口之后，赶紧向他投来少有的警觉的目光，知道这原来是机密，来士成本不该说出来的，他敏捷地作了反应：
“嘘，这种时候，城里快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此话可不能泄露呀。”
王柏鬼溜溜地四处探望着对夹士成说。
“当然啦。”
来士成马上释然了，在他看来王柏当然是可以信赖的人。
可是王柏的脑子里像加了速的马达飞快地运转。
“花儿片片落，春天就要过，我的好哥哥呀。。。。。。”他嘴里若无其事地哼着下流小调。
蒋介石飞来北平了？不对呀，现在锦州吃紧，长春被围，沈阳乱了营，他不上东北去，来北平干吗？督促傅作义增援？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企图没有？
作为一个情报人员，他习惯地对情况作着分析，以确定自己的工作方向。
一定得摸清蒋介石此来北平的意图。
蒋介石来北平之后，是需要特别保安措施的。那么，北平城住着几十万国军还怕他一个委员长的安全受威胁吗？不，话不能这么说，西安事变时，西安城不也统统是他的部下吗？何况傅作义在同他的关系方面，还不比张学良，张学良是他拜把子兄弟，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小张率兵入关，直是救了他老蒋一命，结果怎么样？在华清池还不是被小张捉了个老实的？人心隔肚皮呀。尤其是如今国、共两党在战场上的形势，简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