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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行动：1949北平纪事／赵立中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99）第12162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2印张10．12字数254千字
1999年6月北京第1版199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15。00元
前言
原中共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刘仁，解放前是中共华北局城工部的负责人，他直接指挥了策动军统北平站和平起义一事。
在文革中，刘仁却被打成了特务。
真正做过特务的原军统北平站少将徐宗尧将军，文革时当然也成了审查对象，有人非要他承认是他策反了刘仁。
历史总是跟人们开玩笑。
文革伊始，彭真被定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首祸。身为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是在劫难逃了，而他的助手们，市委第一副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刘仁以及万里、郑天翔、吴晗、邓拓等北京市党政领导也几乎全部牵连在案，“北京市委是修正主义的黑窝子”，黑窝子里的成员自然谁也抹不去脸上的黑灰。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某日，有三个穿军装的北京市公安局的官员来到北京师大二附中，找到了普通的行政干部李颖，其中一个中年官员向李颖提了几个没头没脑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北平围城后，你是否到青龙桥程砚秋别墅与刘仁见面？你是否与孙国梁（原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一起到城里给刘仁找了一套西服？
回答：有这样的事。
－－刘仁进城后是否与你一块住在北长街八十一号池峰城公馆？
回答：是。
－－刘仁是什么人？
回答：是个共产党，现在说他是修正主义分子。
－－修正主义的罪名太小了，刘仁既是内奸又是特务，你要好好考虑一下，你是知情人，要好好揭发刘仁的罪行。
这次谈话很简短，可是这几个人一走，李颖就被专了政。十一月二十七日晚他在学校的木工房里被公安局军管会正式逮捕，给用黑纱蒙上眼睛推上一辆吉普车，车子在北京转了好几个圈子，晚上点来到了功德林监狱，他被关押了一个星期以后开始接受审讯。
这时他才知道上次到学校来“访问”他的三个军人中有一个是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刘传新。这次负责审讯他的人仍然是刘传新。
一九九○年春，我经过池峰城女儿池惠君介绍去采访李颖时，他已年逾古稀，可是仍精神矍烁，头脑清晰，下面是一段他对当时审讯情况的回忆。
刘：上次我们跟你见面是代表组织跟你说话的，你现在已不是共产党员，如果你把刘仁的问题讲出来，你的右派问题、党籍问题都可以解决。
李：可是我不知道刘仁到底有什么问题。
刘：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刘仁这个家伙国人皆说可杀，你跟他在一块工作过一段时间，还要我告诉你他有什么问题吗？再说，你跟池峰城的关系你总不能否认吧？
李：我当年受组织委派去池峰城身边工作，目的是策反他，后来他也参加和平起义了，这是可以讲清楚的。
刘：胡说！池峰城在保定有一百条人命，你跟他的关系完全是黑线关系。池峰城解放后被政府逮捕了，你还三次为他翻案，你为什么被开除了党籍你还不清楚吗？
李：我当时认为起义人员应当既往不咎，所以才去为池峰城说话的，再说关于一百条人命的事，也算不到池峰城身上，他从内战
开始就坚持不对咱们放一枪，他身边还有丁行之、谢士炎等共产党员在做他的工作，减克家、蒋牧良、姚雪垠也跟他过从甚密，这些人都可以作证嘛。
刘：你看你这个人的立场！直到现在你还在为池峰城这样的国民党将领鸣冤叫屈。
李：我就是认为当时处理池峰城的问题搞错了。
刘：你少跟我胡搅蛮缠，再有，徐宗尧这个大特务跟你不是也有关系吗？这又是一条黑线，你的问题够严重的。
李：我当时通过池峰城对徐宗尧的起义问题做过一点工作，不过工作主要是刘仁做的，我和徐宗尧算什么黑线？再说，徐宗尧现在还是政协委员，没听说他有什么问题。
刘：徐宗尧是死老虎，刘仁是活老虎，明白啦？今天我只是警告你，如果不老老实实揭发刘仁的问题，够你喝一壶的。
这样的审讯一直持续了半个月，李颖虽然被审得精疲力竭，可是最终也没有按刘传新的思路入套。
后来，李颖在狱中度过了八个年头，直到一九七五年才被“解放”出狱。这个时候刘仁已经被迫害致死了。
我采访了李颖，非常巧合的是，当我按照池峰城女儿池惠君介绍的住址找到李颖时，一见面我就认出了原来他是我的中学老师。
一九五四年我考入北京三中，那时李颖正在北京三中任教导主任，这是他因池峰城事第一次被整的时候，从市委“下放”到一个中学来当一名普通干部。我以师礼相见后，他非常高兴，说关于原国民党军统局北平战和平起义事，他也算是当事人之一，而且是一个很特殊的当事人，一方面他公开的身份是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高参池峰城的秘书兼新闻发言人；另一方面又是城工部派到池峰城身边的敌工人员。而池峰城与徐宗尧在保定时又是老朋友（当时池峰城任河北省警备司令，徐宗尧任保定公安局长），策反徐宗尧时，中共华北局城工部的人员曾通过池峰城做过工作，这样我的采访就可
以得天独厚地得到第一手材料了。李颖还把他写的一篇关于回忆抗日名将池峰城的文章给我看了，还把他帮助徐宗尧整理的回忆录给我看过。这样我对徐宗尧其人有了一个较深的认识，对他的出身、经历特别是在抗战期间的经历，以及性格、为人、生活作风等等都有了一个较完整准确的认识。说实话，我对这位起义将领产生了几分敬意，作为一个生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他的生活道路中有必然的失误，比如他的参加东北军，又比如，他的从普通军人偶然又必然地走入军统，等等，我想我们在望远镜中观看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和当时的人物时，应该具有一种超然的态度，人生的抉择有时是很有限的，比如徐宗尧年青时，因直奉战争，奉军占领天津，作为生活在天津地区的贫苦农民的儿子的他就选择了参加奉军（郭松龄部），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而与此同一时期，生活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农村青年们很可能做了另外的抉择，也许这种抉择对这些人的整个人生来说只是因为地域关系而产生了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一种必然，偶然中的必然。当然后来郭松龄倒戈，举义反张，终以失败告终，如果郭松龄成功了呢？那么郭松龄部下几十万人的人生运程是否会跟着这种偶然事件发生完全不同的改变呢？这似乎又是必然中之偶然。
李老师向我叙述了一个并不为很多人知道的历史事件，即军统局在北京最大的一个分支机构北平站的和平起义。这件事由于种种原因从来没有被宣传过，只是起义后在清河农场“学习”了十几年的原军统局少将站长徐宗尧在一九六四年做了北京市政协特约委员后，曾写过一篇几千字短文在《北京文史资料》上刊登过。其间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均湮没于尘世，以至今天仍有人认为沈醉先生是军统局第一个起义的将领。
我曾经在一九九二年写了篇两万字的中篇记实文学《军统起义第一将》，发表在黑龙江文联主办的《章回小说》上，后经《黑龙江日报》连载（要说明的是在这篇文章中，由于当时徐宗尧之子徐明
理不同意披露刚刚过世的徐宗尧的任何情况，我只好将徐的名字做了点“手术”）。
军统局第一个起义的将领是徐宗尧。
我还采访了另外一些人，比如原城工部学委书记崔月犁，北京市公安局离休干部王深，北京市政协离休干部于祚等等。我写作此书之始还有一个愿望，就是为当时战斗在敌人心脏中的可敬的中共华北局的敌工人员树碑立传，特别是我所敬爱的刘仁同志。在我的亲戚中有人从建国初就在老北京市委工作，他跟我无数次说起过主持北京市工作的刘仁同志的事迹，从小，这个优秀的共产党人就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些印象构成了以后我对这个人的尊敬。
我对刘仁同志的认识还有一个更感性的材料。
一九七一年，我到北京市顺义县北小营公社中学任教，北小营公社有一个上辇大队，文革前是刘仁同志亲自抓的点，有一年秋收时我被派到上辇大队劳动，听到了关于上辇大队原党支部书记孙举文革中的事。
孙举是一个很受当地农民热爱的农民党员，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文革起来后，他听说刘仁被打成黑帮分子，当时就气得不行，在一次公社大会上，这个老农民居然公开发言说“：刘仁要是黑帮，那我孙举就是黑帮，刘仁那么大的干部，每次来我们村，都会到田间地头找我谈工作，我们农民的生产、生活，什么猪呀鸡呀的，他都关心到了，这样没日没夜地为老百姓操心的会是黑帮，那么什么人才是白帮？”后来，有人告诉孙举这是毛主席经定的案。
他大叫道“：我就不信！打断腿我也不信，真是毛主席经定的案，那他老人家是活糊涂了，我孙举敢拼死跟他老人家去保刘仁。”后来，孙举听到刘仁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一头栽进自家水缸自尽了。
这些事对我的触动很深。
可是当时还在市政协工作的于祚同志跟我说，市里已组织了一个三人班子在写《刘仁传》。那是一九八九年的事，于是我就只得另寻途径了，是于祚向我建议写军统北平站起义这一段历史的。
可是我在采访中躲不过去的一个问题，是从我接触到的一些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