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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准确，机智和幽默了。文化素质太差了。
由于金钱的力量在幕后导演选美活动，可谓商业搭台，美女唱戏。主题是钱，
是商业竞争。在色彩缤纷，烟雾腾腾，以及音响的狂轰滥炸中，选美很容易变为选
“绣花枕头”，重外表轻气质，重泼俏轻优雅。而这次选美由于有了我这样一位苛
刻的评委，恰恰使两位内在素质不错的姑娘沾了光——这件事只有我最清楚，却只
能说到这个程度。
这场马拉松式的选美到夜里12 时才结束，小姐们有的高兴，有的沮丧。
我相信她们中的成功者也未必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能成功，失败者也不一定知道
自己败在哪里。商界的大亨们以及领导人上台为获胜的小姐发奖；大厅里却已空空
荡荡，只有他们自己的笑容相互陪衬。
我已经不胜其苦，不胜其烦，逃跑似地离开体育馆。回家后记下这篇短文。此
文发表后就不会再有人请我当选美的评委了。惟愿如此，谢谢。
13。等待车祸
你出过车祸吗？
云南一位朋友向我详细讲述了前不久他出车祸的情况——晚上10 点多钟，从
玉溪到昆明的高速公路上车辆已经大为减少，我开着一辆桑塔纳轿车，车速保持在
140 迈左右。突然左边的前轱辘飞走，前车盘擦地，发出刺耳的怪叫。幸好我死命
把住舵轮，保持车身的平衡，没有让它大翻个。轿车跌进路边的浅沟，撞上土坡才
停了下来，我叫叫自己的名字，摸摸头和脸，活动活动腿脚，证明自己还活着，而
且没有特别疼痛的地方，这就是说没有受大伤。
当我庆幸地转头向车外看，突然一阵寒战，从脊椎直升到头顶。刚才车子出事
的时候倒没觉得害怕，也许是来不及害怕，现在却感到了恐怖：车窗外全是人头。
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怎么会来的这么快？按理说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出车
祸希望能碰上人，碰上人就有希望得到帮助和救援。但这些人的表情让我感到危险
还没有过去，甚至比翻车更可怕。他们的眼光中没有同情，没有暖意，显然不是来
救我的。有的是幸灾乐祸、贪婪和冷漠，我仿佛陷入了狼阵。如果我受了重伤，如
果我昏迷了，他们会怎样呢？最大的可能是见死不救，甚至还会把我洗劫一空，把
车大卸八块后拿着能拿动的东西扬长而去？
我定了定神，把车窗摇开一条缝，用昆明话向外喊：“听着，我没有受伤，你
们把我的车子抬到公路上去，我会付给你们报酬。谁也别想跟我玩邪的，这一带我
熟得不能再熟了。”我的车果真被抬了起来。在他们大呼小叫抬车的过程中，我把
钱准备好，全是10 元一张的，厚厚的一沓。我仍旧坐在车里，悠悠荡荡被抬上了
公路，在路边上放好。
我还是坐在车里，把车窗摇开一点缝，一张张地往外送钱。待到把手中的一沓
钱快发光了，发现外面争着领钱的人还很多。我收起钱，对着车窗外喊起来：“喂，
刚才你领过了，又来领第二次，把我当成傻大兵了？伸一把手就赚了10 块，行啦，
够便宜的啦，快回家吧。或者看看别外还有没有车祸……”有的人走了，还有相当
多的人不走，仍旧围着车，拼命往里瞧，大概是不相信我没有受伤，如果是我伤得
在车里动不了啦，谁留下来，谁就还有捞钱的机会。我装好钥匙走出了车门，对他
们说：“我要选两个人替我看车，看到明天早晨我的人来，如果我的车不再被损坏，
不丢东西，每人50 块钱。”他们都争着要看车，我挑选了两个年纪比较大的人，
对其他人说：“你们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快走吧。”又嘱咐那两个看车的人：
“如果我的车夜里再发生什么问题，你们两个就吃不了兜着走，躲到哪里我也会找
到你们。”我掏出50 元给了其中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你的50 元到明天
早晨再给，这是按规矩办事。”我这样做是经过考虑的，如果两个人都给了钱，我
一走他们也会跑掉。
这样即便拿到钱的人想走，没有拿到钱的那个人也不会让他走。而那个已经拿
到钱的人是决不会把已经到手的钱再分给别人的……
当晚我搭车回到昆明。第二天早晨让公司的人先去修车，到中午的时候我才回
到现场，那个没有拿到钱的看车人还没有走，并帮我找到了昨晚丢失的一支钢笔。
我除去给了他应得的50 元外，又多付给他20 元。
我这位朋友非常机敏，也很幸运。应该说他遇到的那些“等待车祸”的人也还
比较善良朴实。听完这个故事不久，从《新民晚报》上看到一则消息：
1994 年8 月18 日凌晨，在浙江桐乡地段发生车祸，两辆卡车相撞，一个人
被夹在驾驶楼子里生命垂危，还有两人受重伤跌到路边的田沟里。路两旁站满看热
闹的人，却无一人出手救援。不久，四方集团公司的蒋向驾车经过，想先把相撞的
卡车拉开，救出里面的司机，但拉断绳子，车头相咬的卡车却纹丝未动。蒋向只得
先救另外两个人，救活一个算一个，他一个人却难以抱着伤者翻过高坎儿。于是请
围观的人帮忙。围观者立刻高叫：
“出多少钱？”蒋向说：“你们开个价！”每人40 元，他花160 元雇了四个
“民工”把伤者抬上汽车。飞车开到桐乡城郊，不知医院在何方，停车向路边一人
打问，那人说：“给20 元钱，我给你带路。”蒋向为争取时间二话不说就甩给那
人20 元。到了医院，医生要每人先交1000 元急救费，蒋向口袋里已没有那么多
钱了，只好对医生说：“我的货车价值10 万，可作抵押，请救人要紧！”又雇人
把伤者从一楼移动到三楼手术室，至此，从车祸现场到医院不过几公里路程，蒋向
为雇人、问路已花去400 多元……
花400 多元救活两个人的性命是非常值得的。如果蒋向口袋里没带那么多钱怎
么办？难道那两个受伤者就该死吗？死的是围观者的道德意识，也许还有他们的灵
魂。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路吃路。有路就有车，有车就难免会出事故，这些吃
车祸、发车祸财的人难道就不想想有一天自己或亲属出了事怎么办？
也许他们立志终生不出门，但也不要忘了人有旦夕祸福，即便关门家中坐，也
可能祸从天上来。如果他们也要外出，请不要忘了多带钱。
14。有“感”就“动”
1995 年6 月27 日，台湾的作家协会理事长程国强先生，为从大陆来的作家
访问团举行欢迎酒会。主人先致辞，几句热诚的友好的礼节性的又必不可少的开场
白讲完了，话锋一转：今年是反法西斯胜利50 周年，再过几天就是“七·七”事
变纪念日，今晚我们要大唱抗战歌曲。
紧跟着一位小姐离座，大厅里立刻激荡起高亢、悲怆的《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的歌声。
众人情绪为之一振，心底鼓荡起一股诚恳的激情。相互间的隔膜、拘谨和生疏
感渐渐消失了，找到了一种心契和神会。
大家都熟悉的抗战歌曲继续唱下去，大厅里的气氛变得热烈、火爆。共同的民
族情感，共同的记忆，使大家亲近了。
按照老套路，这种欢迎宴会很可能会变成一种客客气气的应酬，从礼节上说大
家不能不见面，同时每个人心里又都明白，见面后有许多话题要回避。
不敏感、不用回避的话题只剩下一个：谈文学。在这种时候文学往往是做作的，
莫非一见面就谈文学，一握手就抓创作，把艺术当下酒菜？使作家们处于一种卡夫
卡所说的违反自然的状态，“像变了质的动物”。感谢那抗战歌声，使大家一下子
有了生气，有了豪气，精神上也放松了——艺术原本就有一条经验，让人放松。
只有放松了，作家们的相聚才变得真诚而有意味。
在另一次酒会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司马中原端着酒杯站起来了，一身中
式蓝布裤褂，一排紧密的疙瘩襻系得严严整整，精神烁烁：日本是什么东西我难道
还不知道吗？分裂了还不是得认日本做干妈，李登辉如果把台湾大卸八块，我们不
管就不是人西装挺括，风度优雅的萧飒接过话头：一个叫麦金得的英国人，曾把西
藏比喻成中国的后门，把台湾比喻成中国的前门。
我们一个门都不能丢，更不能让它成了别人的门！
他们激昂充沛的民族意识，受到众人的击节赞赏，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有人这样挖苦也许是恭维艺术家：“他们经常是激烈的（偏激的）或具有破坏
性的轻率的和急躁的”。我却以为，现在的有些艺术家正因为失去了这样的“激烈”，
哪怕是“偏激”，而变得太过聪明、讲究实惠、工于心计、八面玲珑、表面上四平
八稳谁也不得罪，暗地里拨弄是非、拉帮结伙。鲁迅不“激烈”吗？不“偏激”吗？
然而那是多么冷静的“激烈”，多么深刻的“偏激”！
艺术不是公认被当作“医治精神疾病的药剂”吗？当今的艺术自身是不是得了
萎缩病、软骨病？不能医治精神，反给人们添病。没有胆气，没有激情，没有义愤，
没有热忱和力量，软骨人写软骨作品，不能让小人惧怕，或许艺术本身也变成了小
人。难怪有人忧虑，文学正在变成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
司马中原和萧飒二位先生都是60 多岁的老者，平素心性平和，气度从容。但
有爆发，有酒后，有性之所至畅所欲言的时候，这才是真性情，才是真实的作家。
有时敢于大笑大骂、坦荡无私，反而体现了一种人格的成熟。当代文学不也正
需要这种成熟的人格气韵吗？
大陆的作家访问团6 月30 日中午到达香港，当晚参加了香港作家协会举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