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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同学劝我去整容，恢复本来的面目。据他说我也曾经英俊过。我拒绝了。
我羡慕英俊，但更珍惜生活赐给我的这副面孔。只有它才能表达我的命运的真实品
格。
“拥抱现实”——我最早见到这句话是在一位编辑写给我的信里，我喜欢它含
义的真诚和大胆，“这是一条艰难的、布满荆棘和风险的创作道路……”当时我没
有把这些话当成格言。多少年过去了，我几乎每写一篇着力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
总要引起一些或大或小的风波，称得上是三步一个跟头五步一个吊毛。
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于设想，如果没有出版部门和编辑，自己会是什么样子。有
人把这种关系比喻成师生，比喻成园丁和花木，也有人说成是生产和销售的关系…
…
真要这样简单明了就好啦！
每个作家最初走上文坛总有那么一两个杂志或编辑起了重要的作用，假如没有
《人民文学》、《天津文学》，我也许不会走上今天这样一条路。至于会走一条什
么样的路，比眼下的这种生活更好还是更坏、更容易些还是更艰难些，我也说不清
楚。反正不会是眼前这个样子。
往事如烟如雾地飘散着。也总有一些东西飘散不了，在生命的沙滩上沉积下来。
当我25 岁的时候，已经能够试着发表一点儿散文、杂文和短篇小说，对文学
的圣殿就越发崇拜，心向往之：它是那样神秘莫测，庄严无情。我却不知道圣殿的
大门朝哪儿开。我更喜欢人们把艺术形容成海洋。我曾在海军里服过役，虽然深知
海洋变化万端、深沉广阔，但毕竟是可以征服的，乘上大船就可以渡过去。每一种
刊物都是艺术海洋里的船只，载着那些幸运儿驶向辉煌灿烂的彼岸。
我的航海知识和气象知识欺骗了我，它根本不能解释政治气候。一场错天黑地
的风暴，使艺术海洋上的大小船只几乎全部沉没了！我写出的稿子一件件退回来了，
有的排出了清样，有的原封未动，湿漉漉，沉甸甸。大海在沉默，这是怒涛排空、
惊雷炸天的沉默，这是广大的无边无际的沉默，又是歇斯底里、热热闹闹、大喊大
叫、死一般令人窒息的沉默。
谁也不认为是沉默，都以为是爆发，是革命，是新生。新生中的死亡。
四清工作队解散，我回到已经没有一个逍遥派的工厂，立刻成了资产阶级路线
的“老保”。没有哪一个造反队愿意吸收我们这些人参加，在近万双充满敌意和蔑
视的目光中，我和几个四清工作队员度日如年。熬了一个多月，实在难以混下去了，
便横下一条心，决定自己摘掉头上的“老保”帽子。许别人选择就不许我们造反吗？
于是，“锷未残革命造反队”的旗号打起来了。
他们推举我做了首领。
尽管我的队员满打满算不足10 名，一成了造反派，腰杆立刻就硬了。我们的
主要任务就是油印出版《锷未残战报》。这是我们的长处，另外那些造反组织不管
人马多么强大，写文章比不过我们。我们骂这个，骂那个，在我的眼里没有一个造
反组织是纯洁的，是正确的。只有我们“锷未残”最革命，大方向掌握得最好。还
真把那些不可一世的造反元勋们给镇住了——“他们搞四清整人，现在，‘锷’还
没有残！”当《锷未残战报》出到第15 期的时候，文斗已不吃香，武斗之风渐盛。
厂里最大的一派造反组织搞了一次突然袭击，砸开我办公室的门，抄了我们的
家，占了我们的房。一夜之间“锷未残”就惨了！我们几个人面对5000多个浑横不
讲理的造反勇士，讲打我们打不过他们，论骂我们也骂不过他们。
我想起老前辈上山打游击的经验，于是宣布“锷未残”的战士打回老家闹革命。
参加四清工作队之前我在厂长办公室当秘书，也趁机下到车间去干打铁的老本行。
为了不让这口窝囊气憋在心里得癌症，我们在厂门口贴出了10张大纸的声明，我把
一个25 岁的业余作者仅有的才气全都扔出来了，痛快淋漓地将对方大骂一阵。
胜利者对我们报以嘲笑。
明明是胆小怕死，被人家打散了，还美其名曰是掌握革命的大方向，故做宽容。
在造反至上的年月里，“老保”比地、富，反、坏、右更让人瞧不起。
特别是被造反派打垮的“保皇派”，就更加丢人现眼。我像个犯人一样在汽锤
上耍了9 年钳子。
1975 年秋天，正是“资产阶级复辟和反动路线大回潮”的时候，第一机械工
业部在天津召开学大庆会议，贯彻落实中央钢铁座谈会的精神。一个阳光灿烂的中
午，两位陌生的女同志像自天而降一样突然出现在我的房间里，自称是《人民文学
》的编辑。
久违了。编辑——多么美妙而又亲切的称号！连她们的名字都那么有味儿：许
以、向前。
《人民文学》准备复刊，她们来向我约稿。在我眼里《人民文学》可是艺术海
洋中的一艘大船，如同郑和的战舰、哥伦布的征帆一样。我不免有点儿受宠若惊。
心里当然也知道编辑是到天津来撇大网的，她们至少同时向10个人约了稿。不管怎
么说，她们希望能从我这儿捞到鱼，这就足够了。
当时写小说并不难，有个现成的套子：主人公是革命小将，对立面多是老家伙，
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间穿插一个敌人搞破坏活动。
我不能钻这个套子。要写就得来点儿“绝活儿”，我在生活中已经掌握了太多
的“绝活儿”。要对得起《人民文学》这块牌子。
1976 年初，在复刊后的《人民文学》第一期上发表了我的小说《机电局长的
一天》。此小说写于“资产阶级大回潮”时期，出笼于“无产阶级准备大反击”的
时候，可谓生逢其时。开始，读者的来信是一片赞扬声。到3 月，来信中就有一半
认为它有严重错误。3 月，几乎清一色地判定它是大毒草，其罪恶为：“宣扬阶级
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是替走资派翻案的‘四上桃峰’”。我实指望登上
《人民文学》这艘大船好好领略一下艺术海洋上的风光，谁料它要载我驶向一个绝
望的海角……
编辑部想保我。3 月，文化部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编辑部想试探“上面”对
我的态度，把我的名字也报了上去。文化部居然没有把我的名字砍去，看来事情还
有救。我和一位副主编怀着紧张的心情走进会场。在第一天于会泳的报告中却给我
当头一棒：“有人写了坏小说，影响很大，倾向危险。一些老家伙们看了这篇小说
激动地掉泪，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深思，说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当然，如果
作者勇于承认错误，站到正确路线上来，我们还是欢迎的。”在这个会上做出决定，
让我在《人民文学》上公开作检查。那个年月这样一来就等于倒台了。编辑部出于
对我的爱护，向上头要求，在发表我检讨文章的同时再发表我的一篇小说。表明我
这个人虽然犯了错误，却并未完全倒台，还是可以挽救的。
在天津我被点名参加一个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主题的话剧创作组，戴罪立
功到小靳庄深入生活半个月。以后我成了话剧《红松堡》的执笔之一，并写出短篇
小说《铁锨传》。轮到写检查的时候手软了，不愿给自己上纲上线，只写800 字，
怀着侥幸心理想混过关去。
此时风声更紧了。对《机电局长的一天》的批判调门也比以前更高了。
我的检查不仅让坚定的“无产阶级”左派不满意，也让那些想保护我的人失望。
两个副主编从北京驱车到天津做我的思想工作，希望我重写检查。自我批判越深刻
越容易过关，他们绕着弯子对我进行启发诱导，大家都很紧张，字斟句酌，不能不
打官腔，又不能全打官腔。
我一肚子怨气突然爆发了：一不写检查，二不再写小说。我是工人，谁还能不
让我干活吃饭！
作者和编者——落水者和船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他们想保护我，我拒绝保
护。在火头上还说了许多大逆不道的话。他们说不服我，也没有加害于我。否则，
他们只要把我的言论整理出来往上一报就会一了百了。我是下班后骑了一个小时的
自行车赶到文化局进行这场艰难的谈话的。我们都饿着肚子，告别的时候我送他们
2 斤天津市粮票。我可以饿着肚子回家，不能让毕竟还是一片好心的主编们空着肚
子回北京。
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以为从此不写作，脑袋一硬豁出去就行了。
33 个带着内蒙古建设兵团公函的军官找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声色俱厉地
宣布：“不彻底揭开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盖子，不揪出蒋子龙批倒批臭就不撤离编辑
部！”一群秀才怎么能应付得了这种全副武装、斗志昂扬的大兵？惶惶然无言以对，
我拖累了神圣的文学殿堂和值得尊敬的编辑们。
天津文化局创评室找出两个胆子稍大的年轻编辑，戴上当年的红卫兵袖章，做
出一副也是“革命派”的姿态，专门负责接待打上门来对我进行批判的勇士。真难
为他们了。
我所在的工厂也如临大敌般地做好了准备。奇怪的是那些反潮流的斗士没有一
个找到工厂和我的车间里来。
一些外地的刊物开始公开批判《机电局长的一天》，其上纲之高、口气之激烈，
令人毛骨悚然。中国是太阳的世界，也是风雨的故乡，眼见我是拖不过去、躲不过
去、顶不过去了。现在讲来像开玩笑，当时却感到周围布满陷井，日夜提防。
苦煎苦熬了两个月，从北京又来了一位副主编。他不再找我，带着于会泳的信
直接找到市委文教书记。第二天，文教书记亲自跟我谈话，虽然前后不到10 分钟，
却把我逼上了绝境：
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