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犯人权。小伙子大骂三声，扬长而去。从此他就开始“耍”了！
令我震惊的是：经理是一店之主，尚且不把办好食品店当成自己的职责，更不
要说其他的人。于是乎大家只有一种心气：不偷白不偷，不拿白不拿。
扩而大之，“社会主义所有制”岂不是变成了没有主儿的所有制？国家的商业
怎么能搞好！然而，再往深里问一句，这能完全怪罪那个经理吗？是制度上有漏洞，
还是官商官办的土壤就适合长这种坏苗？
第二件，我的6 岁的小女儿，到夏天喜欢吃冰棒，在家门口买的冰棒常会赶上
苦的或咸的，不吃不知道是苦是咸，咬了一口人家又不愿退换。所以每逢我要到市
里去，女儿便叫我从市里带几根冰棒回来。我有一个大保温杯，装上4 根还有富裕。
有一次到“康乐冷饮店”去买冰棒，服务员居然替我装进了8 根，下面4 根把儿朝
上，上面4 根把儿朝下，严丝合缝，充分利用保温杯的空间。这是小事，可是反映
了服务员很聪明，会做买卖。他态度也相当友善，言语柔和。我买东西常常看人家
的白眼，这次简直有点受宠若惊。
他多赚了我4 根冰棒的钱，我还很高兴。随后我走进了冷饮店，店里顾客很多，
秩序很好，店内装饰清雅整洁，墙上挂着字画，醒目的地方有盆景，二楼和三楼是
雅座。“鸳鸯冰激凌”一份6 角钱，“四喜丸子”（也是一种冰激凌）1 元2 角一
份，花样很多，名字起得也很新鲜。一楼是大路货，二、三楼是高档产品。这个店
懂得顾客心理学，现在大家兜里都有点钱，心里也想得开，愿意吃点新鲜的，用点
新鲜的。特别是现代青年人，不论是陪着女朋友，还是小哥儿几个下馆子，敢吃，
敢花钱，有好不吃次，吃了是赚的。
因此，现在各种市场上，有独特风格的高档产品都供不应求。我兴之所至，采
访了这个冷饮店的职工和负责人，负责人竟是个27 岁的小伙子，以前是个老实巴
脚、不爱说不爱道的人，越是这样的人，偶尔蹦出一句话更有分量。
现在则是个嘴茬子相当厉害、头脑精明、作风泼辣的领导干部了。地震时，
“康乐”和它旁边一个食品店的房子全被震坏了，那个食品店修了两年，“康乐”
在这个年轻人的带领下只用了9 个月就盖起了新楼，开张营业，而且很快就使上缴
的利润超过了同等规模的基层店。但是，这位年轻人却经常受到上级的批评，向公
司写过三次书面检查。有一次把小伙子实在惹火了，他说：
“我知道怎么样干能叫人们高兴，可那样会使国家少赚很多饯！我可以做检查，
但这是为国家两肋插刀，给你们当官的一个台阶！我一分钱的便宜没占过。我犯的
是正大光明的错误，斯大林还三七开呐，我是草民，五五开就行！”“五五开就行！”
这句话把我的心烧起来了，一下子点亮了我库存的关于饮食行业的全部材料。社会
把它巨大而复杂的投影投射到每个人的心灵上。作家的责任就是把人物心灵上的社
会投影展示到稿纸上。我决定放下其他的东西，着手写《锅碗瓢盆交响曲》。
至于“政治哑巴”、“阶级斗争脸儿”之类的人物，写出他们几乎用不着费什
么力气，在我周围这样的人物很多，你不去找他，他会找你。我的努力是应该控制
自己的感情，不要给他们乱起外号。记得1980 年我写过一部中篇小说叫《开拓者
》，里面把一个青年人叫做“业余华侨”。以后这顶帽子就满天飞。有个青年来信
挖苦我，说“发明‘业余华侨’的专利权”应该属于我。这不是我发明的，是生活
发明的。我感到惭愧，因为我不愿意伤害青年人。
不管作家对生活所做的研究多么独特，多么深刻，多么具有认识作用，仍然不
能因此就对生活中的冲突不再进行艺术构思，不再着意刻划人物。生活不能代替艺
术。作家的全部努力应该使对生活的探索达到艺术上的发现。
艺术上的发现——这是作家表达对世界的认识的唯一手段。掌握了这种手段，
才能对生活进行具有道德意义和美学意义的表现；才能在理解现实、反映现实上不
平铺直叙，而充满想象力；才能使作品蕴涵丰厚，使生活的画面具有一种史诗般的
味道。
然而，艺术上的发现何其艰难。作家可以为此付出最高的代价——“最大的想
象力和最大的勇气！”
5。真实的才是美好的——我写《燕赵悲歌》
叫我说什么好呢？
我真心地羡慕那样的作家，他远远地躲开了那些所谓的“重大题材”、“尖端
题材”，致力于琐小题材，多写那些能引起所有人兴趣和同情心的所谓“普通人”、
“小人物”。他写的典雅优美，娓娓动听，远离政治和一切是非，却有引人入胜的
消遣性和娱乐性。他使他的小说充分显示了他纵横驰骋的才气，他的小说是真正的
艺术品，于是能传之久远。
群众需要典型，而作家需要人物，尤其是中间或偏后、偏小的人物。这是很时
髦的，所以不论理论家、作家还是读者，都很喜欢写这种人物命运的作品，原因也
在于此。
以前曾经很时髦的“重大题材”、“英雄人物”，现在却大大的背时了。
甚至一提起这些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有人就说看文学杂志不看头条小说。
这话是否有点偏激，且不去管它，它暴露了群众的一种情绪：对假文学的厌恶和报
复！这种文学现象也是对假文学的一种反动。
如果生活中老是作假，这种生活就没有希望了。对文学来说也是如此。
但是，因题材而对文学分类，给作家排队分等级，却是不足取的。创作从来不
取决于题材，有人能把“大题材”写小，有人也可以把“小题材”写大。作家的个
人因素极大地影响着对题材的选择和运用，“应该按自己看到的那样来表现生活，
而不必按别人看到的那样去写作”。任何事物都会随着不同作家的不同眼光而变化
的。
我从来不特意追求“重大题材”，也不成心去追求“琐小题材”。什么事物燃
起了心里的创作之火，就抑制不住想去探索和表现这一事物。我何尝不佩服那些凭
可靠的资料、丰富的专业知识写作的“学者型作家”，而我往往只能依靠自己对生
活的感受和思考。我何尝不佩服那些客观的、冷静得趋于淡漠的、无动于衷的、不
露声色的表现生活的幽默型作家，我甚至也用类似的笔墨写过一些作品。但是，当
潮水般向前涌进的生活把我卷进去以后，我便不能再保持冷峻和漠然的态度。因而
也就暴露了我的弱点：离生活太近，太实。所有麻烦都来自这种“近”和“实”。
即使前面有个是非坑，身已至此也非往下跳不可。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身
后推着自己，这力量像浪涛拍岸，石破天惊。它是什么呢？
生活像史诗般宏伟壮大，气势磅礴。它像大浪淘沙，又像显影液，分明能检验
出各种人物的本质、价值和能力。也许我们正处在一个行动上最为活跃，思想上最
为复杂的时期。我深深感到手里的笔是这样软弱无力，写出的文字缺斤少两。我当
如何？逃避吗？退缩吗？自知写不好，不如趁早绕开，也许不失为聪明之举。然而
我始终没学会驾驭生活，却常常被生活所驾驭，可谓鬼使神差……
再看这些人物，他们坚强有力，异常复杂，极端敏捷，充满自信，身上又交织
着各种矛盾。特别是中国的农民，他们的命运就是中国的历史。经过多少年的大起
大跌，终于勃发了新的生命力，农民的智慧、农民的力量，让世人感到惊讶！千变
万化的生活，带来人的千变万化，变换着人和世界的关系，真令人瞠目结舌。在一
个个这样强烈而真实的人物面前，我有时真感到无能为力，仿佛是由他们牵着我的
笔，我只好信马由缰，不能控制。
生活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小说写得新颖而丰富呢？
文学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才能显出它真正的含义。作家应当捕捉住
生活的跃动，那才是人物生命的旋律。只有感觉到了这种节奏。才算是开始理解生
活了。把情节融于真实生命的旋律之中，让激情和素材溶于一炉。没有激情，思想
就会打蔫儿，情绪激动起来，就会把思想推向前进。
真实的生活是检验作家思想的燧石，作家敢碰这块燧石吗？表现自己对生活的
思考，表达生活中某种先进思想——是作家的一种责任吗？
请不要误会，别把这番话拉扯到“改革”上面去。不要用“改革”的概念去套
生活，更不要用“改革”的概念去套文学。何谓“改革”？何谓“写改革”？一个
生气勃勃的社会，怎么可能设想会有一年甚或一月的停顿呢？
生活必须有不断的前进。把正常的发展，应有的进步都称做“改革”，大事小
事都冠以“改革”，喊得响则响矣，其含义是不是有点用滥了？热热闹闹，说得多
做得少，岂不有“君子动口不动手”之嫌？日后有个一差二错，又把罪过全部推到
“改革”上！每逢听到别人说我某一篇作品“是写改革的”，我就手足无措，诚惶
诚恐……
笼统地说，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写改革”。最初引起我创作冲动的往往不
是所谓“改革”的事件。就以《燕赵悲歌》为例：物质文明使农村的伦理道德观念
发生了很大变化，家庭现代化了，家庭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夫妻间、父子间、同村
的乡亲父老间也起了微妙的变化。钱多了，不可能不带来各种精神上和文化上的后
果。我所熟悉的农村变得陌生了，许多年来最少变化的农民的形象正在发生巨大变
化……这才是激我深思的地方。
对作家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