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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一个18 岁，他从未让他们看过一次电视，以此来对抗现代文明。
他们是一些具备鲜明个性的人物。你尽管跟他相处短短几天，对他们的了解远
不够深刻，但决不把他们雷同起来。
我同金斯伯格是在歌声中握手告别的。那是美国作家代表团举行答谢宴会，接
近尾声的时候，金斯伯格从提包里掏出自备的风琴，边拉边唱。他们明天就要去西
安参观访问，金斯伯格还将去几个大学里讲学。他准备向中国青年介绍几个美国诗
人，这些诗人都没有钱，各有自己特殊的痛苦和欢乐。
问我讲这些内容行不行？我告诉他，他的讲学一定会受到欢迎，还劝他多讲点
自己，甚至在讲台上朗诵自己的诗或自拉自唱。
他已经离开了中国，经过这一个多月的讲学和旅游，我真想问他一句：
“喜不喜欢中国的年轻人？”
1。小说是作家更深刻的自白
一家出版社要出版我的《选集》，我从柜子里把过去发表的东西全部翻出来，
堆在眼前，心里涌出各种各样的滋味。从这一堆中锉子拔将军能够选出几篇？我又
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在文学的小路上走过了这段是非纷坛的年月？
小说无疑是作者更深刻、更丰富、更高水平的自白。把自己的作品从头至尾过
一遍筛子，来一番自我裁判，这需要理智和耐性。把自己的裁判结果托给读者，接
受客观的鉴定，这要有一定的勇气。我决定不退下来，迈出这一步，迎接这种文学
形式的挑战。于是写出下面的话，作为我的小说的“自我鉴定表”。
（1 ）
我生在农村，喜欢农村，至今家乡的景物还常常进入我的梦境。可是生活却偏
偏在我少年时代还没有结束就强行把我带进了城市。不是由于我羡慕城市生活，当
时我还不诸世事，纯属因为母亲去世而造成的一场家庭变故所致。从农村到城市，
最初在我小小的头脑里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大难临头了，从此变成个没娘的孩儿了！
在中学里我喜欢数学、历史和音乐。总之，除去作文，其他的十几门功课能轻
而易举就拿到满分。也是由于一次意外的事变，我被撤掉班主席职务，作为一个
“思想上的病人”，接受全校青年团员的“会诊治疗”。不平则鸣，口吐鲜血，萌
动了写作的念头。
以后上技校，进工厂，到一个海军训练学校里学制图，都表现出对工业生产和
技术工作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兴趣。我和我周围的人都不怀疑，我似乎天生是一个
巧匠能工，理应从事一种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就能安居乐业。
同样也是由于生活中发生了一连串突然的事件，我像江心的一块木头，身不由己，
被巨浪推打着走入了创作的航道，顺文学之流而下。
命运之神待我本来就十分苛刻，我吞食的苦果要比同辈人多几倍。当我爱上文
学之后，命运几乎要把我抛弃了！破鼓乱人捶，墙倒众人推，一个坎坷接着一个坎
坷，一个打击连着一个打击，都想把我和文学拆开。如果我抛开了创作，一定会平
安无事。奇怪的是每经受一场灾难，就逼得我向文学更靠紧了一步。我本不爱文，
生活作媒，逼我爱上文，再要“棒打鸳鸯”，显然是不可能了。
打击加深了我对人生的理解，灾难成全了我的性格。生活给我的身上注入了
“坚强激素”，我自觉或不自觉地也把这种“激素”灌输到自己的作品里。
我难忘一个女大学生把她的座右铭抄寄给我：“对于一个坚强的人，痛苦和不
幸像铁犁一样开垦着他内心的大地。虽然痛，却可以播种。”落在我身上的文学的
种子，正是在这样一块苦难的土壤上发芽了。在文学的入口处，又何尝不是“像在
地狱的入口处一样”？！我在思想上蜕了几次皮才走到今天，也许今后还要经受多
次“蜕皮”的痛苦。
（2 ）
1966 年之前，我的笔唱的是一支生命之歌，或者叫由着年轻的生命自然哼唱。
当时20 岁刚出头，精力过剩，身上有技术，业务上什么活儿也难不住我，谁还能
把我怎么样？仿佛任何浓度的生活的苦酒都不能把我醉倒，把我毒死。打击来了，
憋闷个一天两天，难关一过，怒气把劲头催得更大。生命并不总是欢乐的，我唱出
的歌却是欢乐的。写小说，写散文，写话剧，编相声，填歌词，全是新人新事、好
人好事。虽然发表了一些作品，却还不懂得“文学”这两个字真正所包含的内容，
不懂得研究生活，不知道应该努力认识世界、认识它的谜和秘密，不知道把自己和
社会同文学联系起来。写出的作品很肤浅，但是可爱又单纯。写小说能发表出来，
写节目能够演出，让观众“哈哈大笑”或“热烈鼓掌”，“气气那些人”，“好玩”，
而且“不指着这个吃，老子干活也比你们强！”自己心里有根：写作仅仅是“余”，
决不可当“业”。从来没想到要当作家，将来会以创作为职业。
1966 年，文艺刊物纷纷停办，我接到好几个编辑部退回的校样。心里觉得没
什么，顶多就是少得几张购书券，再说也没有什么书可买，买了好书在运动中也是
累赘。开始成立“红卫兵”，因为出身不是红五类，不让参加，整个四清工作队里
大概就甩下我一个人。人家一开会，我就自动躲出去，骑车到工厂外面的树林里，
躺在地上，望着树枝，听着鸟叫。
以后工厂里又竖起了几十面造反派的大旗，因我是搞过四清的“老保”，属于
“党团员骨干”之列，不准站到造反的大旗下，造反派见了我们躲之唯恐不及。我
一怒之下“打回老家闹革命”。回到一吨汽锤跟前耍钳子。“老子有手艺，有力气！”
这无疑又成全了我。
1971 年，报纸恢复文艺副刊，向我约稿，于是“东山再起”，重操旧业。
这次同60 年代不一样，唱的是“政治之歌”。跟领袖，跟中心，跟形势。不
是假跟，而是真跟，诚心诚意地踉。文学不是真实地全面表现生活，而是按照一个
现成的模式去套生活，削足适履，把活的事物写死了。我写过几个短篇之后，感到
在创作上走投无路了，再用“套子”去套生活，写出的东西会千篇一律。1975 年
底，我试着用文学恢复生活的本来面目，根据真实的生活写作，而不是让内容迁就
形式，发表了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
这篇小说的命运同它的作者的命运一样，颠来倒去，颇值得寻味。小说刚一发
表，许多读者来信和编辑部编印的“简报”都公认它是一篇“优秀小说”，很快它
就成了“有严重错误的小说”3 个月后“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它成了“大毒草”。
人家的文艺作品里主人公都是“小将”、“新生力量”，《一天》的主角是个“老
干部”；人家文艺作品里的正面人物都是“魁梧英俊”，《一天》里的正面人物却
是个”瘦小枯干的病老头”，等等。只从这些小地方，就理所当然地给这篇小说扣
上了“宣扬唯生产力论”、“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等7 顶帽子。
当时文化部的领导人责令《人民文学》编辑部，对《一夭》展开批判，叫我公
开做检查。因为我的检查老也做不深刻，人家没急我倒烦了，提出不写检查，从此
也不再写小说。文化部的头头也火了，干脆在北京找人代我拟出检查的草稿，通过
组织手段找到天津市委，让当时的市委书记压我认头。
我认头了。这次再靠“老子有手艺，有力气”不顶事了，人家说了：“他想回
班组当工人？没那么便宜，先从班组把他批倒批臭；然后全国公开批判！”遵照领
导叫我“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的指示，我参加了话剧《红松堡》的创作组，并且
写了我唯一的一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铁锨传》，和“检查”一块发表。然
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对《一天》的认识逐步升格，文化部压编辑部对这篇小说进
行公开批判，编辑们在抗震棚里被逼得一个一个地表态，臂上还戴着黑纱。就在这
时候历史又掀过了一章。
不久，天津市对有我参加创作的话剧《红松堡》和小说《铁锨传》展开了轰轰
烈烈的批评，《机电局长的一天》似乎又不是大毒草了。
政治必然会影响文学。有人说以前的作家不写政治，外国的作家不写政治，为
什么我们的作品就不能离开政治？抱怨半天还是离不开。文学不找政治，政治要找
文学。我们刚刚走过来的这一段“非常时期”，政治运动给生活打上了根深的烙印，
要反映这段生活，又想回避这些印记，就会显得不真实。某些反映“文化大革命”
的文艺作品，之所以使人觉得像闹剧，肤浅而又不真实，我以为是对当时的政治风
云、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缺乏深入精细的解剖。政治运动使社会发生了剧变，使生
活发生了剧变，人的面貌也发生了剧变，不追本溯源，怎么能写好这种变化呢？我
进入了第二个沉默期，认真地思索什么才是文学。当初写作是为了“气气那些人”，
如今气了自己，方知搞创作一点也不“好玩”，而是好可恶！文学被一股邪恶的势
力亵渎了。
社会使它变丑，灾难使它变丑，但是新的生活会把文学的面目洗净。我沉默了
3 年，一步一步地回顾我所走过的路程，一字一句解剖我发表过的全部作品，思想
一层地蜕皮，我终于认识了“文学”！
这是我创作道路上最值得怀念的转折期。没有这次默默的然而是十分痛苦的
“精神裂变”，我就不会从简单的“描写好人好事的文学”中跳出来，也不会从
“方案之争、路线之争”的小说结构中跳出来，更不会从描写事件和生产过程的
“车间文学”中跳出来。旧的枝叶被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