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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再次请省长批示时，你怎么说？
李：我说了一些诸如“要支持以烟厂为主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等理由，省长就将报告批给了河北省一家银行的行长。接着我给那位行长打电话，说：“省长对‘东租冀办’的贷款已作了批示，这笔贷款主要用于支持张家口卷烟厂，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你尽量想办法。”那位行长听后表示：“要尽量考虑。”随后，我将报告交给了张铁梦。
于是，张铁梦拿着领导批示的报告去找那位行长。行长开始没有办理，后在李真多次催促下，那位行长从金融风险考虑，将这份报告转批给这家银行下属的证券公司。证券公司以融资债券的形式贷款5000万元，并将贷款单位改为张家口卷烟厂。后在李真的协调下，张家口卷烟厂以借款形式将贷出的5000万元人民币汇往“东租冀办”。
这才导致以后发生“东租冀办”将其中的3000万元用于购买500万美元外汇额度，“涨”出来的2000万元差价就落在了“东租冀办”的账上被他们私分。
李真的目的达到了。但这还不是李真的最终目的。
李真要促使吴庆五尽快“下海”，拿过“接力棒”。
“我最近运作好了几件大事。我已同李国庭、张铁梦说了，要把500万美元调汇涨出的2000万元人民币的利润，通过‘合法’形式给你让利，支持你‘下海’。”李真在自己的家里向吴庆五讲述了他运作成功500万美元外汇额度的经过。他还对吴庆五说：“我帮了张铁梦的大忙。‘东租冀办’既有美元又有人民币。你‘下海’后，有什么需要，我一定要让他支持你。我在官场，你在商场。官场有事我来办，如果需要钱，我来找你。我们两人配合好了，我在官场就会步步高升，你在商场就会钱越赚越多。”
之后，李真又把吴庆五、张铁梦叫到家中，大谈未来的发展前景。李真说：“我在政界，张铁梦在企业，庆五在商界，我们各有优势。一旦互补，将来都会前途无量。”
吴庆五服下了李真给他精心制作的这颗“下海定心丸”。
谈到当时的感受，吴庆五是这样描述的：“听到李真对我讲这番话，我当时非常高兴，对李真、张铁梦和李国庭非常感激。”
至此，吴庆五说：“我决定‘下海’了。”
说归说，吴庆五看不到资金这个“兔子”是不撒“位子”这只“鹰”的。而在李真、张铁梦和李国庭运作的外汇额度没有“变现”时，李真的“支持”也是空对空。
于是，李真又想到了张铁梦。李真对张铁梦说：“庆五‘下海’需要资金，你怎么也得想法支持。”张铁梦表示同意。
“落实”资金的事谈好后，1993年1月19日，吴庆五写了辞职“下海”的报告。1月28日，张铁梦将1000万元从“东租冀办”转到海南一家公司，又让海南这家公司转到河北省政府驻京办事处主任的账户。张铁梦对借给吴庆五的这笔1000万元是这样说的：“我是看在李真的面上借给吴庆五这笔钱的。没有李真说话，我不会一下子借给他1000万元。一方面我与李真的关系比我与吴庆五的关系要好，另一方面李真帮助‘东租冀办’搞到500万美元外汇额度和5000万元人民币贷款。”
2月18日，握着借来的1000万元的吴庆五，经河北省政府主要领导批准正式“下海”经商。吴庆五的工资关系、组织关系从省政府迁出后一直由吴庆五个人保管，直到被逮捕，还在他创办的公司办公室的铁皮柜里保存着。
3月下旬，吴庆五把张铁梦借给他的1000万元从北京划给一个香港客商，说是要搞液化气项目。“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你也赚钱了。庆五‘下海＇经商，应当支持他做生意。我也不能白帮你的忙。咱们三个人三一三剩一把赚的钱分了。”
就在吴庆五“下海”，李真握住“河北第一秘”接力棒的前后，吴庆五和李真通过张铁梦得到这样的信息：“东租冀办”已用贷出5000万元中的3000万元购买了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涨出的2000万元就“趴”在“东租冀办”的账上。
2000万元，这可是一块梦寐已久的肥肉！
但要吃掉这块大肥肉，也没那么容易。
于是，一场由李真、吴庆五和张铁梦联手导演的智取肥肉战又开始了……
对此，李真、吴庆五和张铁梦三位演员各有不同的说法。
乔：李真，面对涨出来的2000万元，谁最动心？
李：庆五最动心。庆五想通过某种形式，将增值的利润转到他的名下。他说：“这笔利润无论怎么讲，是通过你和李国庭的因素涨出的，跟张铁梦没有关系。他已经借调汇的机会得到了实惠，应该想个办法把这笔利润转到我的名下，对李国庭要给予一定的回报。”
乔：惟独没有对你的回报？
李：庆五表述的意思，是把我和他当成一个整体谈的。我们的利益是共同的。他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我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我俩都认为这笔利润应该通过一种“合法”的形式转给庆五，但张铁梦迟迟找不到一个“合法”的形式。我认为张铁梦对我们的观点是持一种消极态度，因而“涨”出来的这笔利润就一直“趴”在“东租冀办”的账上。
乔：后来呢？
李：让我想一想……大约是1993年下半年，张铁梦与李国庭在烟厂的代理业务中产生了矛盾，对张铁梦产生了不利。张铁梦想请我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起在北京找到了李国庭。张铁梦安排我们住到北京新大都饭店。这时庆五也在北京，就把他叫了过去。经过我的协调，双方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解。此时，庆五又谈起要以怎样的形式将利润转到他的名下，是我、张铁梦、庆五一起谈的。但如何通过一种“合法”的形式倒出这笔钱，当时还是研究不出一个具体的办法。
对此，吴庆五对办案人员是这样供述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约到了1993年的八九月份，李真打电话给我说：“关于那件事（2000万元钱），我跟老李（李国庭）、铁梦都商量过了，我们一起谈一谈，安排在北京的新大都饭店。”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新大都饭店。张铁梦给我、李真和他自己每人安排一个房间，李国庭自己安排了一个房间。吃过中午饭后，李国庭回房间休息，我和李真、张铁梦一起在新大都饭店一楼大堂的咖啡厅商谈。在此之前，张铁梦一直没有向我讲过关于500万美元的事。这次当着张铁梦的面，李真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张铁梦讲已经赚到钱了，要安排2000万元人民币给我们，或者是200万美元。张铁梦问：“如何把钱给你们？”李真说：“我跟李国庭讲过了，用张家口卷烟厂的账户转2000万元人民币或200万美元，李国庭保证没问题。”我问李真：“怎么倒？”李真说：“李国庭说先转到张家口卷烟厂的账户上，再转到外省或以购买设备的名义转到国外。”我说：“这不行。张家口卷烟厂这么大的国有企业，会出事的，肯定不行。”李真说：“怎么办？”我说：“赶快跟老李（李国庭）讲，这件事不要谈了。这件事绝对不可以对老李（李国庭）讲，不能让老李知道。”他们两个人表示同意，后来再没有跟老李（李国庭）谈转钱的事。至于怎么转钱，以后再商量。我们住了一宿，第二天就分手了。
在国外，出走的张铁梦对办案人员这样说：大约在1993年五六月份，我从国外回到国内。在李真的家中，李真对我讲：“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你也赚钱了。庆五‘下海’经商，应当支持他做生意。我也不能白帮你的忙。咱们三个人三一三剩一把赚的钱分了。后来，李真多次对我讲过类似的话。大约在七八月份，我与李国庭发生了矛盾。李真为我们调解矛盾，我们一起去了北京。住在新大都饭店，吴庆五也过去了。我们几个人一起吃过饭后，我与李真、吴庆五一起谈话，又提到分钱的事。李真提出的渠道很简单，就是直接把钱汇出去。我认为这么做不合适。最终没有商量出一个结果。张铁梦——这艘载着巨款的“舟”沉了。
这可急坏了李真和吴庆五。
如何分钱，没有结果。但浪却一个接一个地打向了张铁梦。
1993年8月左右，河北省经贸委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张铁梦挪用公款，开始对张铁梦进行调查。一天中午，张铁梦到李真家说：“省经贸委查我，个别领导不信任我。抓紧让吴庆五想办法还借的款。”李真急忙打电话给吴庆五。吴庆五回答：“钱被骗了，还不了。”
船漏偏遇打头风。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中央下发要“紧缩银根”的文件，河北省人民银行催促赶快归还用来调外汇的5000万元贷款。这5000万元贷款，是张家口卷烟厂贷的，但又借给了“东租冀办”。调出的500万美元外汇“东租冀办”用着，而“东租冀办”又借给了吴庆五1000万元做生意。但到了还款的时候，张铁梦不着急，吴庆五不着急，李国庭却着急了。
最后经过李国庭等多人的昼夜不停地共同努力，才将这笔贷款和利息都“归还”了。事后，李国庭在北京曾经感慨万千地对李真说：“小李，我们做人太义气了。我们帮助别人差点把自己装进去，今后再不能做这种事了。”
但牵涉张铁梦的事还没有完，而且越来越严重。1993年10月，又有人反映张铁梦挪用公款，在河北省原纪委书记刘善祥的过问和支持下，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以张铁梦涉嫌挪用公款罪立案侦查，并对其采取了拘留措施。
张铁梦这艘载着巨款的“舟”沉了。
这可急坏了李真和吴庆五。
于是，李真与吴庆五开始营救张铁梦。
乔：李真，你能谈谈当时“营救”张铁梦的过程吗？
李：1993年10月左右，石家庄市检察院抓张铁梦时，我正陪省委主要领导在一个县考查农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