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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舒适的问题——至少有一个司机是来自国家安全机关。就连昂纳克夫妇也无时无刻不被监视、监听。两人都不喜欢国家安全部部长米尔克，显然他会把对苏联路线哪怕是最小的偏离都报告给莫斯科。玛戈特·昂纳克不但取得了自己的驾照，她还得到了一辆自己的汽车，最重要的是：她坚持要自己开车。由此，她不仅取得了行动自由，还不会被监视。关于她秘密会情人的谣言依然存在，在一个没有低俗媒体的国家里，它倒是赋予了这对夫妻一些人性化的东西。和哈拉德·威瑟尔斯一样，几乎每个人都回忆说：“曾几何时听说过这样的谣传。”政治上，这些问题在他们当初那次婚外恋后在昂纳克夫妇那儿早已无足轻重。因为统一社会党也不再像两人认识时那么古板，并且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这时已站在了国家的顶点，几乎是无人敢指责的。但他们并没有分开。他们对人们的传言置之不理，再一次——挺住！这他们从童年就一再练习。离婚将会损害公开名誉和他们的自身形象。此外，家庭对他们很重要，他们非常宠爱女儿索尼亚和外孙。外孙们似乎完全弥补了他们相互之间无法给予的东西，人性的温暖和无拘无束的亲近。将两人维系在一起的早已不是当初的理想了，他们现在是在和这个理想的假想敌而斗争。埃里希·昂纳克多数情况下对党内的批评者置之不理。“他挨打的时候总是笑着。”从童年时代起就是昂纳克同学的埃里希·沃尔特默描述说。后来，作为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他也试图用表彰的方法来对待党内的反对者，约束他们不要轻举妄200
动——这是“笑”的另一种有力的形式。民主德国从来没有像在昂纳克时期那样发过那么多的勋章。对于批评，他很少采取建设性的态度去探讨或辩解。通常他都会沉默，躲在他的“大理石面孔”后面，或者短促、严厉地将话题引开。赫伯特·哈伯明确了解到，要让他理解事物的另一面有多么的困难，“1984年的深秋，在他桌上放着一封希望移居到民主德国来的联邦德国公民的信。他认为：‘这当然太好了，现在你就催催这事儿。’我当时没有直接说我有完全不同的意见，而是半带小心地构思着该怎么提出这个问题。我问他，我们是否应该像对待那些想从民主德国跑到联邦德国的人那样对待这些想从联邦德国跑到民主德国来的人，如果他对联邦德国的人想跑到我们这里来感到如此欣喜的话。他完全愣住了并回答：‘不，就这么定了。’再没有商量的余地，因此我可以走了。”和丈夫一样，玛戈特·昂纳克随着岁月的流逝也失去了对现实的洞察力。她同样也理解不到在她的部里允许批评意见存在的意义。教师甚至是学生，谁要是表达了偏离党的路线的意见，都会被逐出校园；牧师的孩子通常不能参加中学毕业考试；家里有亲戚逃离东德的人被看作不适合上大学。对于国家里的各种状况，昂纳克夫妇只接受那些能够证明他们观点的事实，毕竟他们也是“在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失误”。批评通常被作为有“缺陷的看法”而被驳回。意识形态使他俩变得盲目。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相互支持着去拒绝每一个改革，因为每一个批评都会给他们的权力带来威胁。而对社会主义的绝对信仰又使他们难以承认制度中的缺陷。“当然，偶尔他们也会要求大家毫不留情的批评。那么看着吧，你就该倒霉了。”海尔201
曼·卡恩特回忆起两人日益脱离现实的情形。迫害那些对民主德国现实情况不满、希望变革以及企图逃离国家的人，这就是他们对“给予所有人幸福”理解的结果。谁想逃离这种幸福，就会有危险，被窃听、被关押或是在逃亡中被打死。谁反对社会主义，谁就是敌人。当苏联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最终也要求民主德国推动改革时，两人都拒绝了。玛戈特·昂纳克虽然聪明，但比她丈夫还要教条主义，她支持他的政治僵化。戈尔巴乔夫对他们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灭亡的化身，是他们所崇拜的苏联的叛徒。由于患肿瘤，埃里希·昂纳克的身体日益衰弱，他把捍卫意识形态的任务交给了妻子。玛戈特·昂纳克抗争着。“很明显，当埃里希和戈尔巴乔夫无法合作时，她就在罗马尼亚和中国寻找同盟者，以便在民主德国推行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独立立场，也就是她丈夫的立场。”阿道夫·科沙科夫斯基说。哈拉德·威瑟尔斯也猜测，玛戈特·昂纳克就像当初一样，又在为和丈夫的共同目标奋斗，“在她1989年教育代表大会的重要讲话中，不仅阐述了教育问题，而且从教育政策引申到整个政策。她表达了非常强硬和尖锐的立场，这也是原本昂纳克想表达的。”在讲话中，玛戈特·昂纳克号召青年人面对民主德国灭亡的危险，要用武力去保卫社会主义，“我们的时代是斗争的时代。它需要能够战斗的青年，他们坚定地支持社会主义，为它挺身而出，用语言和行动去捍卫它，如果必要，就拿起武器！”1989年6月，昂纳克最后一次到莫斯科参加华约组织政治咨询委员会会议，急性胆结石绞痛迫使他提前离开。8月份，医生在已经非常虚弱的昂纳克身上又发现了肿瘤。这时，民主德国内部的崩溃
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筲玛戈特·昂纳克不喜欢作为“他身边的夫人”露面。进一步加剧，国家群龙无首。9月11日，匈牙利开放了同奥地利的边界。埃里希·昂纳克在《新德意志报》上又一次用笔名发表文章，写了一篇针对星期一游行和所有希望改革的人的评论，“应该忘掉西方骗人的生活，这些人现在要放弃从社会主义社会得到的东西。他们在损害自己，背叛他们的故乡……他们所有人用他们的行为践踏了价值观并把自己开除出我们的社会……因此人们不应用眼泪去怀念他们。”这最后一句话激起了广泛的愤怒。就连党代会的代表们也渐渐认识到，如果昂纳克在位，国家就再也别指望能有所好转。当时的教育状况以及玛戈特，更是很多年203
轻人想离开这个国家的最重要的原因。人们曾经又爱又怕的女部长突然看到自己遭到指责。现在，所有人都明白，她和丈夫一起正在走下坡路，玛戈特·昂纳克也开始被孤立了。1989年10月7日，民主德国四十周年国庆，埃里希·昂纳克站在他经常站着的检阅台上检阅部队，向欢呼的群众挥手致意。他的脸像面具一样僵硬。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他似乎预料到，他用社会主义去消除“两人在童年和青年时代所遭受的痛苦”的理想已经破灭了。欢呼声已经不再属于他。他想把他的幸福强加给他的人民，而人们却在向因为庆典活动来到柏林的苏联总书记欢呼。玛戈特·昂纳克非常气愤，竟然没有人阻止“戈比！戈比！（戈尔巴乔夫的昵称）”的欢呼声。当戈尔巴乔夫因为他的讲话又一次赢得了长时间的起立鼓掌时，玛戈特抗议式地第一个坐了下来。她不得不无力地看着，她的丈夫怎么被击垮，自己也不知道他应该做才更好。埃里希·昂纳克无措地站在那里，好像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一个矮小的戴着帽子的老头。一切都会变好的，他们想再干些什么，就像四十年前开始那样。“他是多愁善感的，在某种程度上情感丰富”，薇拉·库辛迈斯特回忆说，“这种情感他一直保留到最后。10月18号是我60岁的生日，也刚好是埃里希·昂纳克必须离开的日子。几天之后，司机送来了一封他的亲笔信，上面写着‘作为最后的问候’，此外他什么也没有写。在我看来，我们第一次在柏林废墟上真诚的相遇以及最后一刻他身上也许依然保留的可贵之处，即这种寻求人性的亲近——这两者之间的曲线终于合拢了。
《权力巅峰的爱》 部长和她的总书记部长和她的总书记（7）
昂纳克原本是一个忠实的灵魂。我震动了并想到，这是他的遗言。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薇拉·库辛迈斯特从埃里希·昂纳克那儿观察到的多愁善感是这个官僚的另一面。昂纳克经常多愁善感，对萨尔区，对自由青年联盟，对演唱社会主义歌曲。但相反，他对柏林墙边射击逃亡者的事却并不多愁善感。玛戈特却是另一种人。她没有任何缺点，总是昂着头。当她的丈夫在1989年10月18日被党内的年轻同志要求辞职时，她坚决站在他一边——也自愿辞职，所有其他的部长都留任了。“就这点来说，她从长期扮演的‘我就是我，而不是他身边的妻子’的角色中溜了出来。最终，她又变成了‘他身边的妻子’，就像开始那样，成了不得不和他共患难的人。其实原本他们患难的时候就多一些。”记者哈拉德·威瑟尔斯认为，在危机年代过后就再也没有在昂纳克夫妇的婚姻中看到像今天般如此紧密地团结一致。现在他们又踏上了逃亡之路，这次是为了逃避他们自己的人民。他们必须离开万德里茨，而且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一个神父、罗贝塔尔的市长乌韦·霍尔默接收了这两位无神论者，把他们从大众的愤怒中解救出来。没有人向他们欢呼。霍尔默神父把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收留到教会的住所后，教会方面也发出了抗议。对待基督教徒，昂纳克夫妇从来都没有手软过。霍尔默的孩子没有一个被允许上大学——这是玛戈特·昂纳克教育政策的结果，她认为公开的基督徒都不是好的民主德国公民。夫妻俩到达罗贝塔尔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她非常照顾地扶着他，我们很快就进屋了，因为蜂拥而至的记者已经在等着了。她尽205
量大范围地遮护着他。当她失去了职位时，所有的麻木都不见了，她又成了人。大约五天后我们问她，是否更愿意自己做饭，她说：‘您知道吗，我已经习惯了，从十三岁母亲去世起，我就照顾父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