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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这样生活是对的”，科沙诺夫对此解释说，“而且他们认为，妻子和丈夫就应该是一个坚强的同盟，在这个同盟里，大家互相珍视和关注对方。他们想成为这样的典范，但戈尔巴乔夫错误地估计了这些。”实际上，许多知识分子也赞同戈尔巴乔夫夫妇的这个观点，而且对戈尔巴乔夫信守承诺感到钦佩，但他们同时也批评他对民间的意见缺乏感觉，他们把这个解释为权力带来的后果。科马诺娃说：“戈尔巴乔夫是从苏共政治局出来的，而政治局的成员们都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就像半个上帝！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对的。戈尔巴乔夫也感觉到，他夫人所扮演的角色会损害到他。但他是从政治局出来的半个上帝，所以他仍然会做那些他认为合适的事。”从一开始，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就使用了从西方学来的一招：“泡在人海中”。苏联的老百姓们都不敢相信，一个总书记居然就站在集市的广场上跟他们讨论问题！当然，也不能说是“讨论”，他只是在劝说，劝说人们相信他的想法，就像传教士在布道，但他确实就是站在那里——于是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听着，丝毫也不反驳，看起来就像是被他说服了的样子。在戈尔巴乔夫的记事本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告诉老百姓的事情还有很多：男女平等、个人的责任、与酗酒斗争等问题。除非万不得已，他是不会使用老一套的领导方式——靠“命令”来解决问题的：与酗酒的斗争便是其中之一。戈尔巴乔夫一直抱有这样的想法：只有根除酒瘾，才能够改善其国民的健康状况，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劳动能力。他规定，对在公开场合酗酒给予处罚，商店和餐馆也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卖酒，86
酒厂则必须改行生产饮料。于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首先，货架上含有杂醇的劣质烧酒被抢购一空；紧接着，糖也卖空了，因为糖是非法酿酒者必需的原料。之后，政府规定，糖也开始限量供应。立刻，成百的人死于中毒——在绝望的情况下，那些酗酒者开始喝洗涤剂、洗发水等一切含有酒精成分的东西。就像禁酒令的失败一样，戈尔巴乔夫也无力说服人们去实现民主。只有提高生活水平才能给戈尔巴乔夫创造必要的回旋余地，使他想让他的人民朝着那个方向转变的价值观扎下根来。对此戈尔巴乔夫必须有一个经济改革的具体方案。但现在缺的是钱。没有来自国外的帮助，不可能实现苏联的改造。1989年10月7日，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庆祝成立40周年的时候，那里没有人知道，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国庆。戈尔巴乔夫夫妇也来到了东柏林。在大街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受到人们如此响亮和热烈的欢呼，就好像东德总书记不在他身边一样。就在西方世界掀起一股真正的“戈比（对戈氏的昵称）热”时，国内来自自己人民的不满情绪正在滋长。在此期间，他当选为苏联的总统。1990年7月，来自联邦德国和苏联的代表团在高加索会面，准备为德国的统一铺平道路。在此次会面时，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明显地感觉到了来自莫斯科的谈判伙伴的紧张。“戈尔巴乔夫夫人也在场，她也感觉到，这些决定是多么地重要。她突然抓起我的手，拉我走开几步，然后说：‘但愿您能意识到，我的丈夫做出了多么重大的决定，而且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来说必须非常确定，德国也能尽到它的义务。’”赖莎在担心她的丈夫，因为事情一旦开87
筲戈尔巴乔夫访问民主德国——昂纳克还没有意识到，他不久就会被推翻。
《权力巅峰的爱》 一个俄罗斯童话一个俄罗斯童话（4）
始运作，一定会招至莫斯科强硬派的反对。苏联国内的政治状况越来越严峻，矛盾日益尖锐：在红场上举行的传统的群众游行演变成了示威游行。个别加盟共和国要求独立，老百姓想要好的生活。一些人开始怀念过去，因为那时候一切还都有它的规矩。“在西方，人们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得到了一切，相反地，在俄罗斯，人们的任何希望都没有得到满足，虽然有很多许诺。”科沙诺夫描述当时的气氛。成千上万的人高举标语牌，挥舞着拳头，将他们的怒气直指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站在列宁墓他所熟悉的位置上，面如凝铁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然后低头看看表，转过身离去。“这一切对他来说非常痛心”，格奥尔吉·普里亚辛说，这不仅刺痛了他，也刺痛了他的妻子，是他们使示威游行成为可能，而现在这种民主运动的矛头却直指他们。“比起人们对他们的不满，使他们更受伤害的是：人们不理解他们。”或许还有，人们不再尊敬他？比起当初他刚当政“泡在人海中”的时候，现在他只能从普里亚辛那里去了解下面广场上的人们到底在说什么、想什么。原来受欢迎的总书记和他的民众之间的关系开始僵硬了。“当人们发觉改革的成果完全不是自己所期待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寻找责任人。”普里亚辛说：“但是那些‘幕后集团’的人还不敢将矛头直接指向戈尔巴乔夫。于是很微妙地，人们开始对着赖莎的背后指指戳戳。我觉得，这些不满被人操纵了，或许就是情报机关。有人写了关于赖莎的黑材料。他们的目的是明确的：批评的是她，指向的却是戈尔巴乔夫。”89
赖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最高苏维埃公开辩论的话题。议员苏奇科夫经常利用他的发言时间不遗余力地对赖莎进行攻击：她总是插手国事，她就像一个女沙皇。他的发言常常引起大厅里的一片骚动。赖莎通常都坐在听众席上，木然地看着这一切。作家瓦希里耶娃曾经在一次这样的会议结束后碰见了赖莎，她吃惊地看到，赖莎看起来苍白而憔悴。是啊，她还能怎么做？“没有解决的办法”，普里亚辛认为，“如果要说有的话，在这种背景下还能有救的话，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戈尔巴乔夫必须改善当时的经济状况。但是事情越来越糟，情况失去了控制——发生了骚乱。”两人当时都已经筋疲力尽。“他们已经受够了对他们的攻击！他们已经受够了，任何措施都没有起色！赖莎这个时候已经比她的丈夫感到更加筋疲力尽。”在他们倒数第二次去政府的度假地克里米亚休假的时候，赖莎终于在一次只有家人和最信任的工作人员在场的晚餐时请求：“米哈伊尔·谢尔盖维奇，我已经对你说过很久，你已经做完了你该做的事情。对我们俩来说，是该离开去写回忆录的时候了。”但是戈尔巴乔夫保持了沉默。那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他阵营里的同志们已经在打算用暴力将他逼到路的尽头。一年之后，1991年的夏天，克里姆林宫传出风声，有事情要发生。这个信息甚至传到了白宫——布什总统提醒戈尔巴乔夫要注意。但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他的提醒，他仍然决定和家人一起去克里米亚度假，并在那里准备不久后即将签署的联盟条约。灾难离他们不远了。90
赖莎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筲说服大师——但是人们再也不相信他了。1991年8月18日，星期天，戈尔巴乔夫及其家人被软禁。度假的夏季别墅变成了监狱。当他们被软禁在克里米亚的时候，坦克开进了首都——一场军事政变开始了。苏联的旧势力早就已经对新思维不满了。克格勃和保守的共产党干部想用武力重建共产党政权。政变者中包括戈尔巴乔夫的朋友和亲信，他们也要求戈尔巴乔夫下台。戈尔巴乔夫愤怒了，“他们怎么敢站起来反对我？我脑子里从来都没有过这个念头，他们会站起来反对我——总书记。总书记是不可侵犯的。”切尔加耶夫描述戈尔巴乔夫当时的第一反应。他看起来91
并没有意识到他当时所处的危险，也没把政变者当一回事，“这些笨蛋，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到第二天傍晚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及其家人被允许看电视，他们第一次看到，在莫斯科发生了什么。政变者要求总书记“因为健康原因宣布不能履行职责”——戈尔巴乔夫震惊了。现在他终于相信，政变者会实现他们的声明。“有些事，是我根本就想从记忆里抹去的。这就是其中一刻。”到现在，说起那可怕的几天，伊琳娜都觉得困难，“我们被机枪指着，什么也不能做，也没有可能和其他人联系，或跟谁谈谈。我们第一次害怕有生命危险，最害怕的是人家把我们分开，用家人的命运对爸爸施加压力。”伊琳娜最担心的是母亲，“妈妈是所有人当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一个。她已经受过伤害，而且非常容易激动。”“她很紧张，甚至慌乱，”切尔加耶夫说，“看起来像疯了一样。看到她这样，真是让人很遗憾。”赖莎对被窃听的担心足以使她精神错乱：在政变者中，她看到好几个他们信任的、曾经称之为“朋友”的、经常进出他们家门的人。赖莎濒临崩溃。在这个晚上，戈尔巴乔夫要求切尔加耶夫将他的抗议录制成录像带，送到莫斯科。这卷录像带应该是没有离开这个度假小岛的。但是有人开始起来反对政变了。人们在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带领下开始反抗。他们在莫斯科的“白宫”前筑起街垒、路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