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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相隔了很长的时间。
这两年发生的事情和结识的新交中断了我的苦思冥想，但没有根除。其实在骨子里没有起任何变化。成人在我身上所寄托的重任，我虽不去想它了，但继续存在，并侵蚀了我的身心。九岁那年，哪怕在最放纵胡闹的时候，我还能自我检点。十岁上，我已经忘形了。我跟布兰跑跑跳跳，跟贝科、尼赞促膝谈心，在这种时刻我的假想使命自流了，自成一体躲到我的阴面，不让我看见，却操纵着我，对一切的一切施加影响，越过我，使树木低头，使墙壁让路，使天空弯腰。我视自己为大王，竟疯狂地信以为真。我的一个分析学家朋友说，这是性格性神经症。他说得对，一九一四年夏至一九一六年秋，我的使命左右了我的性格，我的妄想离开了我的大脑，注入了我的骨髓。
在我身上没有发生任何新的变化。我发现我原先扮演的和预言的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惟一的区别是我不知不觉地、不声不响地盲目行事。先前，我通过形象想像一生，从死亡看到我的出生，我的出生把我推向死亡，自从抛弃生死转化的看法后，我自身成了生死交替的实体，在两极之间颠簸，每一次心脏跳动就是一次死亡和再生。我未来的永存变成我具体的未来，每个瞬间跟永存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在我最专心致志的时候，对永恒的想念使我分心，使充实变得空虚，使现实变得轻浮。永存从遥远的将来驱散我嘴中的甜腻，消除我心头的忧和乐，但挽救了最无所作为的时刻，因为这个时刻来得最晚，使我进一步接近永存。永存给我赖以生活的耐心，我再也不想一下子跨过二十年，然后草草越过第二个二十年，再也不设想我遥远的登峰造极的日子，我等待着。我一分钟一分钟地等待，因为每一分钟引来另一个一分钟。我泰然自若地生活在刻不容缓的时间列车上，时间推我一直向前，把我整个几卷走，势如破竹，锐不可当。真是如释重负！以前我的日子天天一个样，有时不禁生疑，我是否注定要过千篇一律的倒退日子。现在，日子本身没有起多大的变化，还是照旧哆哆嗦嗦地消逝。但是我，日子在我身上的反映起了变化，不再是时间朝我静止的童年倒流，而是我，好似奉命射出的箭，穿破时间，直飞目的。
一九四八年在乌特勒支乌特勒支，荷兰历史名城。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曾在此签订《乌特勒支和约》。，冯·列纳教授让我做投射测验。一张图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画着一匹奔驰的马，一个行走的人，一只高飞的鹰，一艘前进的艇；受测验者应指出哪个画面给予他最强烈的快速感。我说：“小艇。”然后，我好奇地观察这个我突然选中的画：小艇仿佛腾空而起，霎时间凌驾在停滞的湖水之上。我很快明白了这个选择的理由：十岁的时候，我好像感到自己如艏柱似的冲破现时的束缚，腾空而起，从此我开始奔跑，现在仍在奔跑。在我看来，决定速度快慢的不是在一定时间内跑过的路程，而是起跑突破的力量。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晚上，吉亚科梅蒂吉亚科梅蒂（1901—1966），瑞士雕塑家，画家，萨特的朋友。萨特曾为他写过专文。穿过意大利广场时，被一辆汽车撞倒。他受了伤。他腿被撞伤摔倒时，脑子还清醒，首先感受到的是某种喜悦：“我终于出了点事儿！”我深知他的激进主义：他已做好最坏的准备。他爱他的生活，以致没有别的向往。这种生活很可能为偶然发生的、荒唐的事故所冲击，甚至被断送。他心想：“因此，我不是天生的雕刻家，甚至不是生来就该活着的。我生下来时什么都不是。”使他兴奋的是危险的因素突然被揭示出来，遭难时吓得发呆的目光茫然望着城市的灯火、来往的行人和他自己落在污泥里的躯体。而对于一个雕塑家来说，无生命的矿物界本来就与他朝夕相处。我欣赏这种顺应不测的意志。如果人们爱好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么就应该爱好到这样的程度，甚至欢迎这类迅如闪电的意外，因为这类事故向他们揭示，地球并非为了他们而存在。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按形象塑造我的人物
十岁的时候，我声称酷爱这类意外。我一生的每个环节应该预见不到，能散发出新漆的芳香。我预先接受意外的事故，接受不幸的遭遇，实事求是地说，我以笑脸相迎。一天夜晚，因电路故障，灯突然熄灭。家里人在另一间房间叫我，我叉开双臂，摸着黑向前走，结果头撞在一扇门上，磕掉一颗牙。尽管痛得厉害，我却觉得有趣好笑，如同吉亚科梅蒂后来把他的腿当做笑料，但我们取笑的理由截然相反。既然我预先确定我的历史将有一个好的结局，那么意外只能是一个圈套，新鲜事物只能是一种表面现象。各族人民请我出世，这种需要本身早就把一切安排妥当，这颗磕掉的牙对我来说是一种征兆，一种暗示，要等到后来才能明白。换言之，我历史中的每个阶段都是确定好的，不论发生任何情况，不论付出多大代价，反正保持不变。我通过我的死亡观照我的一生，结果只看到一系列已完成的事情，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你们想像得出我安然无事的程度了吧？对我来说不存在什么偶然事故，我遇到的只不过是上天安排的假事故。报纸让人相信街头四处隐藏着横行霸道的人，偷盗小老百姓。而我，生来命运不凡，撞不见这等人。也许有一天我会掉胳膊断腿或双目失明，但这一切都是为同一个目的服务，我的不幸只是考验，只是促使我创作出书的手段。我学会忍受悲伤和疾病，从中看到通向隆重葬礼的起点，看到为我开拓的通天台阶。这种颇唐突的操心没有使我不快，相反我一心要表现得名副其实。我把坏事看做变成好事的条件，连我的错误都有用处，就是说我犯的错误算不上什么错误。
十岁的时候，我对自己已有信心，一方面很有节制，另一方面让人受不了，因为我把失败看做死后胜利的条件。双目失明或双腿残废，或犯错误陷入歧途，总之在不断吃败仗之后，最后赢得战争。对出类拔萃的人物所进行的考验和由我负责任的失败，在我看来，两者没有区别。这就是说在我眼里，我的罪过实际上就是不幸事件，我愿意承担不幸意味着愿意承担错误。我简直不能得病，一有病痛，哪怕麻疹或鼻炎，就宣布自己有过错：我放松了警惕，忘记了穿大衣或戴围巾。我总愿意责备自己，不肯怨天尤人，这不是因为天性朴实，而是要靠自己安身立命。这种自命不凡并不排斥谦卑。我很乐意认为自己可能犯错误，因为我的失败证明我走在通向尽善的捷径上。我设法在自己的生命中捉摸到某种不可抗拒的引力，能不断迫使我取得新的进步，哪怕我自己非常不情愿。
所有的孩子都知道他们在进步。再说人家也不让他们蒙在鼓里：“应该取得进步……在进步中……可靠地进步……不断地进步……”成人给我们讲法国历史，说第一共和国不太稳定，之后有第二共和国，然后是第三共和国，这是一个好的共和国，有二必有三嘛。当时激进党人的纲领表现出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财富不断充裕，由于才智出众的人和小产业主急剧增加，因而贫困化已消灭。我们这些小先生，生得适时，满意地发现我们个人的进步体现了全民族的进步。但想超过他们父辈的人却不多，大部分人只等待着长大成人，到一定的时候，他们停止长个儿，停止发育，那时他们四周的社会自然而然会变得更美好，更安逸。我们之中有些人迫不及待地等着这个时刻到来，但有些人带着恐惧的心理，还有些人带着遗憾的心情。至于我，在接受使命之前，在漫不经心中长大成人：将来能否跻身显要，我根本不在乎。外祖父觉得我个儿矮小，为此十分伤心。外祖母为了气他，对他说：“他准是萨特家的个儿。”外祖父装作没有听见，站到我跟前，目测我的身高，终于说：“他长高了。”但口气不坚定。我对他的不安和希望一概无动于衷。野草也长个儿嘛，足见人可以长高，但不失其野。我当时关注的问题是永垂不朽。当年岁增长之后，一切都变了，好好干已经不够，必须一个小时比一个小时干得更好。我只有一条原则：向上攀登。为了培养我的抱负并掩盖其过分，我求助于普遍的经验：我想在童年动摇不定的进步中看到我命运的初步成果。这种实实在在的进步，虽然微小和平常，却给了我感到自己往上升的幻觉。在公共场合，我公开接受同班级和同代人的观念：我们受益于既得的成绩，得益于已有的经验。过去丰富了现在。在单独一个时，我远远没有感到满足。我不能接受从外部获得的存在，不能接受通过惰性保持的存在，不能接受内心活动受前人活动的制约的说法。既然我是未来的人们所期待的对象，那我干脆跳跃前进，堂堂正正，一气呵成，每时每刻都是我的不断再生，我希望看到内心的情感迸发出火花。为什么非要过去来丰富我呢？过去对我没有作用，相反，是我自己从死灰中再生，用不断的创新把自己从虚无中解脱出来。我越再生越完好、越善于运用内心的惰性储存，道理很简单，因为我越接近死亡越看清死亡的真相。人们常对我说，过去推动着我们，但我深信未来吸引着我。要是我感到自己干活拖沓，或才能施展缓慢，我就会不高兴。我把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硬塞进心里，把它变成了内燃机。我让过去向现在低头，让现在向未来屈服；把平稳的进化论改变成间断的革命灾变说。几年前有人向我指出，我的戏剧和小说中的人物在危机时刻突然做出决定。眨眼之间，《苍蝇》中的俄瑞斯忒斯就转变了。自然如此，因为我按自己的形象塑造我的人物，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我的形象，而是按照我渴望成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