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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怀疑，这个眼睛和脖子的动作，到二○一三年会得到怎么样的解释呢？到那时有两把打开我的钥匙：作品和死亡。我已经无法从书中出来了，这本书早已读完，我只是书中的一个人物而已。我窥伺自己：一个小时之前，我还跟母亲嘁嘁喳喳说话。我说了些什么？我记得其中的几句话，大声重复，但无济于事，话语出口而逝，不可捉摸。我的声音在自己的耳朵里听起来好像跟我毫不相干，扒手天使钻进我的脑袋，抢劫我的思想。这个天使不是别人，正是三十世纪的一个金发少年，他凭窗而坐，通过一本书观察着我。我喜恨交加，感到他的目光把我钉死在我所处的那十个世纪。在他看来，我弄虚作假，生造一些双关意义的词语抛给读者。安娜—玛丽看见我趴在课桌上乱涂乱写，对我说：“天色暗啦！我的小宝贝要弄坏眼睛的。”这正是天真无邪地回答得好时机：“即使在黑夜里我也能写字。”母亲笑了，说我是小傻瓜，并把灯点亮。戏法已变完，我们俩谁也不知道我刚才向公元三千年报告我未来的残疾。等我风烛残年的时候，我眼瞎的程度超过贝多芬耳聋的程度，我摸着黑创作最后一部书。在我身后人家找出这份手稿时大失所望：“根本无法辨认！”甚至提出把手稿扔进垃圾箱。最后奥里亚克市图书馆纯粹出于怜悯，收藏了起来，一百年无人问津。后来有一天，一些年轻学者出于爱我，试图辨认这份手稿，他们得花毕生的精力方能重整我的杰作。母亲已经离开房间，剩下我自个儿，我不知不觉地自言自语：“在黑夜里！”我的曾甥孙在天边，啪的一声合上书，深思着他曾舅父的童年，眼泪流满双颊，不胜感叹道：“想不到他真的在黑暗中写作。”
未来的孩子跟我长得一模一样，我在他们面前招摇而过。我想到会使他们成为泪人儿，自己也挤出几滴眼泪；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自己的死亡，死亡已肯定无疑，我在谱写死者的传略，即我的真相。
一个朋友看了上述文字，不安地打量着我说：“原来你精神病很严重啊，超过了我的想像。”精神病？我说不上，反正我的极度狂热是很明显的，在我看来，主要问题毋宁说是真实性的问题。九岁的时候，我感到真实性不足，后来则绰绰有余。
开始的时候，我身心是健康的。一个耍花招的小鬼知道适可而止。然而我很勤奋，即便虚张声势也竭尽全力。今天我认为当时卖弄小聪明是智力训练，耍花招是对可望而不可即的真实性所作的夸张。我的天职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别人强加的。其实也无所谓强加，只不过是一个老妇人的信口开河和夏尔的使用谋略，但这足以使我心悦诚服。成人的话铭刻在我心上，他们用手指指着我这颗明星，我看不见明星，只看得见手指，但我相信他们，因为他们声称相信我。他们给我讲已故伟大人物的生涯，其中就有一个未来的古人，他们是拿破仑，地米斯托克利地米斯托克利（前525—前460），古代雅典民主派政治家和统帅。，菲力普·奥古斯特菲力普·奥古斯特（1165—1223），法兰西国王（1180—1223）。，让—保尔·萨特。对此我深信不疑，否则就是怀疑大人的话了。上列最后一个伟人，我很想面对面遇见一下。我张着嘴，扭曲身子，企图引起直觉，使自己心旷神怡，我好比一个性冷淡的女人，先是扭动身子，激发情欲，结果却是用身子的扭动代替性的快感。称她是佯装还是过分用心呢？总之，我什么也没有获得，不是太前就是太后，无法直视内心，发现自我。扭来扭去结果毫无进展，神经倒紧张了一阵，最后对自己产生怀疑，靠权威、靠成人不可否认的好意，无法确认和否认对我的委任：委任状已经封口盖印，万无一失，加在我身上，却并不属于我，尽管我对它从未有过丝毫的怀疑，但我既无法解除它，也不能领受它。
信仰即使根深蒂固，也从来不是自在圆通的。对信仰必须不断坚持，或至少阻止自己去破坏它。我注定成为英杰，我死后将埋在拉雪兹公墓，也许在先贤祠已选好位置，在巴黎有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在外省、在外国有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街心公园和广场。但即使在最乐观的时刻，我也看不到自己。作为无名小卒，我怀疑自己不可靠。在圣安娜医院，一个病人在床上喊道：“我是亲王！把大公爵关禁闭。”人家走近病床，凑到他耳边说：“把鼻涕擤掉！”他乖乖地擤鼻涕。人家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轻声回答：“鞋匠。”然后又大声嚷嚷起来，我想，我们无一例外都像这个人，反正我刚九岁的时候，很像他：既是亲王，又是鞋匠。
两年之后，病人康复，亲王消失，鞋匠什么也不信了，我停止了写作。小说手稿被扔进垃圾箱，丢的丢，烧的烧，取而代之的是句法分析本，听写本，算术本。如果有人潜入我四通八达的脑袋，他会发现里面装着几个半身塑像，一张错误百出的乘法表和比例法，三十二个省名，附有省会而没有专区，一朵名叫罗萨罗萨罗萨姆罗塞罗塞罗萨的玫瑰花，几处历史古迹和几部文学巨著，几条刻在石碑上的礼仪准则，有时这座凄凉的花园里飘过一缕轻雾：虐待狂的梦幻。孤女已无影无踪，骑士已销声匿迹。英雄、烈士、圣人等字样已无迹可寻，不再被提及了。我这个前帕达扬每季度收到令人满意的健康简况表：孩子智力中等，品行高尚，数学欠佳，想像力丰富而不过分，易动感情；十分正常，只是有些做作，但也日见减少。实际上我已完全着了魔。两个事件，一个公共的，一个私人的，使我残存的一点儿理智也泯灭了。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出乎意料的公共事件
公共事件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一九一四年七月我们还有那么几个坏人，但八月二日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法国总动员，接受德国的宣战。，突然之间品德高尚的人掌握了大权，全体法国人都成了好人。我外祖父的冤家对头们投入他的怀抱，出版商恪守诺言，小老百姓预卜未来，我们的朋友收集他们门房、邮差、管子工豪壮而朴实的语言，并向我们转述；人人大叫大嚷，惟有我外祖母例外，真是个可疑分子。我乐不可支，法国演滑稽戏引我发笑，我也为法国演滑稽戏。但是战争很快使我腻味了，我的生活很少受到战争的干扰，说不定早已把战争忘到脑后了。不过，当我发现战争破坏了我的读物，不由得对战争深恶痛绝起来。我喜爱的读物已从报亭消失，阿努·加洛班，若·瓦尔，让·德·拉伊尔均为当时儿童读物的作者。抛弃了他们熟悉的英雄人物，他们笔下的少年是我的兄弟，曾乘着双翼飞机或水上飞机周游世界，以一当百英勇杀敌。战前的殖民主义小说让位于战时的英武小说，充斥着小水手、阿尔萨斯少年以及孤儿——军团的福神。我讨厌这些新来的家伙。我一向把绿林小冒险家看做神童。因为他们屠杀的土著人实际上都是成年人；由于我自己也是神童，在他们身上我认出了自己。随军少年却显不出自己的本事。于是个人英雄主义动摇了；个人可以依靠武器的优势打击野蛮人。但是怎么对付德国人的大炮呢？必须采用大炮，动用军队。神童在这些法国勇士中受到爱护和保护，重新降为小孩子，我也随之下降了。时不时，作者出于怜悯，委派我送一封信，我被德国人抓住，出色地反诘他们，然后逃跑，返回阵地，使命完成了。大家当然向我庆贺，但热情并不太高。我在将军慈父般的眼睛里看不到孤儿寡妇们对我倾倒的目光。我失去了独占鳌头的地位，战役打赢，但没有我的份，成年人重新垄断了英雄行为。我偶尔从死者身旁捡一枝枪，放几下子，但阿努·加洛班和让·德·拉伊尔从来不让我参加刺刀肉搏。作为见习英雄，我急不可耐地要达到自主行动的年龄，说得正确一些，不是我，而是随军少年，阿尔萨斯孤儿。我合上书，退出他们一伙。写作是一项长期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这一点我早已知道，反正我有充足的耐心。阅读则是一种娱乐，我急于得到一切荣誉。人们向我提供什么样的前途呢？当兵？破差使！勇士只身一人时，已毫无作为，他得跟其他人一起冲锋，打胜仗靠的是全团的力量。我才不稀罕集体的胜利呢。阿努·加洛班想突出某个军人，最高的一着只不过派他去救护一个受伤的上尉。这种默默无闻的效忠使我反感，无非是奴隶救主子。再说这只不过是偶尔的壮举，战时人人皆勇敢嘛，每个士兵稍有一点运气都能干这样的事。我气急败坏，因为我喜欢战前的英雄主义：孤胆而无偿。我无视日常平淡无奇的德行，气概不凡地为自己一个人创造英雄。《乘水上飞机周游世界》、《巴黎顽童历险记》、《三个童子军》阿努·加洛班等人的作品。，这些神圣的作品指引我走上死亡和再生的道路。而突然之间，这些书的作者背叛了我。他们使每个人都能做出英雄行为，勇敢和牺牲变成日常的德行，更糟糕的是，他们把勇敢和牺牲降为最基本的义务。背景也发生相应的变化：阿戈纳一九一四年在阿戈纳发生激烈的交战，法方稳住了战局，一九一八年德军在此开始崩溃。集体作战的硝烟替代了热带独特的大太阳和个人主义的光芒。
中断了几个月之后，我重新拿起笔写我心爱的小说，决心教训一下这些先生们。一九一四年十月我们还没有离开阿卡雄。母亲给我买了一些练习本，一色装潢，淡紫色的封面印有贞德的肖像，她头戴钢盔，显示出时代的特征。在女英雄贞德的保护下，我开始写士兵贝林的故事：贝林劫持了德国皇帝，把他五花大绑解到我们的阵地，然后在全军面前向他挑战，一对一搏斗，把他打翻在地，用刀对准他的喉部，迫使他签订屈辱性和约，把阿尔萨斯—洛林归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