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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夏日傍晚，他们在人行道上乘凉，跨坐在椅子上，眼睛无伤大雅地四处张望，却不负有观察的使命。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我只是一台造书机
不过话说回来，除了几个靠舞文弄墨卖俏的老头和一些文理不通的花花公子之外，轻而易举成才的并不存在。这是语言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说话用的是自身的语言，写作的语言则是非固有的，从而我推断干我们这行的人无一例外，个个服苦役，人人刺花纹。再说，读者已经看出我憎恨我的童年以及童年残存的一切。例如我外祖父的声音。正是这个声音使我启蒙，使我伏案写作。如果他的声音没有化成我的声音，如果我在八岁至十岁之间没有傲慢地把所谓迫切需要的使命引为己任，尽管我是委曲求全接受的，那么我就不会听信外祖父了。
我深知我只是一台造书机。
——夏多布里昂
我差一点儿宣布弃权。卡尔勉强承认我有天资，因为他认为完全否认我的天资不够策略，其实我认为自己的天资仅仅是一种偶然性，不过这一偶然性无法给予另一种偶然性——我本人——合法地位。我母亲有一副好嗓子，所以她唱歌，但她同样不能因此而免票旅行。至于我，我有文学天资，所以我写作，一辈子干这个好差使。不错。但是艺术失去了——至少在我看来——神圣的权力，我飘忽不定，只是稍微富足一点，仅此而已。为了使我感到必不可少，必须有人请我出山。家人曾一度让我保持这种幻想，他们一再说我是上天送来的，千载难逢，对外祖父、对母亲不可缺少。我不再相信了，感到人生多余，除非专门满足某种期待而出世。那时候我的自尊和我的孤独达到了顶点，我真想，要么一死了之，要么全世界都在盼望我。
我写不下去了。皮卡尔夫人的赞扬使我笔下的内心独白显得如此了不起，我不敢再继续写下去。等我想把小说往下写，心想总得把让我撇在撒哈拉大沙漠中挨饿的、无依无靠的一对青年救出来吧，我尝到了无能为力的痛苦。刚一坐下，我的脑袋就乱作一团，我咬指甲做鬼脸：我已经失去了童心。我重新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心里火烧火燎，可惜心中从未点燃过怒火。环境、兴趣、习惯养成我很听话，后来只是因为顺从过了头才造反的。家人给我买了一个“作业本”，红边黑布面，外表跟我的“小说簿”没有丝毫区别。乍一看，学校作业和个人习作合二为一了；我把作者和学生，把现时的学生和未来的教师视为一体，把搞创作和教语法看成一码事。我的笔一经社会化，便被我扔下了，整整好几个月没有再碰过。外祖父暗自庆幸，而我在他的工作室里则整天板着脸，他大概在心里盘算，他的计谋初见成效了吧。
他的计谋失败了，因为我满脑子是英雄史诗，我的剑虽则断了，我虽则重归庶民行列，但夜里经常做令人焦虑的梦：我在卢森堡公园水池旁，面对参议院大楼，必须保护一个金发小姑娘免受某个未知的危险，她很像一年前死去的薇薇。小姑娘冷静而自信，眼睛严肃地看着我，她手里拿着一个铁环。害怕的倒是我，我怕她落到隐蔽的强人手里。我多么喜爱她，但爱莫能助啊！至今我对她还眷恋不已。我寻找她，失而复得，把她抱在怀里，又重新失去：她就是史诗。八岁那年，正当我逆来顺受的时候，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惊，为了拯救这个死去的小姑娘，我致力于一个简单而疯狂的行动，以致改变了我的生涯：我把英雄的神圣力量偷偷地赋予了作家。
起初我得到一个新发现，确切地讲是一种模糊的回忆，因为两年前我已经有所预感，即伟大作家和游侠骑士很相像，因为两者都使人感恩戴德。对帕达扬，毋庸置疑，感激涕零的孤女泪如雨下，洒落他一手背。但按《拉罗斯大词典》和报上登的讣告来看，作家也不乏厚待，只要他们不短命，总能收到一封陌生人的感谢信。此后，感谢信源源不断，堆满他的写字台，充斥他的房间；外国人远涉重洋向他致意；他的同胞在他死后凑钱为他树纪念碑；在他的故乡，甚至在首都，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对感恩图报本身，我不感兴趣，太像家庭喜剧了。但有一幅木刻画使我神魂颠倒。著名小说家狄更斯几小时后将到达纽约，远处可见他乘的船。岸上人群麇集，恭候着他，人人张大口，挥舞帽子，孩子们夹在当中喘不过气，此时人群好似独雁、孤儿、寡妇，由于心目中的人不在而显得黯然寂寞。我喃喃自语：“这里独缺一人，此人就是狄更斯！”泪水润湿了我的眼睛。然而，我暂且不管结果，直接追溯其根源，心想，受到如此狂热的欢迎，文人必然历尽艰险，为人类做出了辉煌的贡献。至此，我一生只见过一次如此狂热的场面：帽子满天飞，男男女女高呼万岁，那就是七月十四日阿尔及利亚步兵列队游行。这个联想使我进一步深信，我的同行尽管生理有缺陷，矫揉造作，娘儿们模样，却很有士兵气概。他们单枪匹马，冒生命的危险，进行着神秘的战斗，人们仰慕他们的天才，更崇敬他们军人般的勇气。我心想，这是千真万确的喽！人们需要他们！当他们还未发表第一本书，当他们还未开始写作，当他们还未出世，在巴黎，在纽约，在莫斯科，人们已经焦急不安地，或如醉如痴地等待他们了。
那么……我呢？我负有写作的使命吗？反正人们在等待我。我把高乃依改编成帕达扬，让高乃依保留畸形的腿，狭窄的胸，苍白的脸，但闭口不谈他的吝啬和贪财。我有意混淆写作艺术和行侠仗义。出于好玩，我把自己打扮成高乃依，自授委任状：保护人类。我的新伪装为我准备了一个奇特的未来，但就眼前来讲，我捞到了一切好处。我出身低微，说过要尽一切努力脱胎换骨。无辜的受难者频频求告我出世为他们主持公道，请别见笑，我是假骑士，丰功伟绩净是假的，变来变去，最后自己也厌烦了。正好这时我获准幻想，并让幻想变成现实。因为我的使命是真实的、不容怀疑的，大主子已拍胸脯担保了嘛。我这个假想的小子变成了真正的侠客，其功绩就是真正的书籍。我是人们所需要的啊！人们等待着我的著作。但尽管我很卖力，第一卷要等到一九三五年才问世。将近一九三○年人们开始不耐烦了，他们凑在一块儿议论：“他倒不着忙！咱们喂了他二十五年，什么结果也没有！难道到老死还看不到他写的书吗？”其实我在一九一三年已经回答他们了：“嗳！让我慢慢写嘛！”但是说得十分客气。我看得出——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他们需要我援救。这种需要使我具备使之满足的手段，我竭力在自己心灵深处发现这种普遍的等待。发掘我生命的源泉，寻找我存在的理由。有时我简直以为就要成功了，但没多久，又听其自然了。管他呢，反正这种自欺欺人的感悟够我受用的了。安下心之后，我观看外部世界：或许在某些地方我已经是不可缺少的了。不，还没有，为时尚早。我是人们望眼欲穿的对象，尚未脱颖而出罢了，乐得再隐姓埋名一阵子。有时候外祖母带我去图书阅览室，我看到苗条的夫人们从一个书柜移向另一个书柜，若有所思，因找不到合她们口味的作者而表现出嗔怪的神情。合她们口味的作者无处可寻，因为就是我，即在她们裙边磨蹭的小鬼，她们却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我成了军事独裁的化身
我因淘气而发笑，因感动而哭泣。短暂的童年消磨在假想中，而假想出来的兴趣和主意也随即消逝了。人们想摸我的底，结果碰了钉子：我是作家，有如夏尔·施韦泽是外祖父，天生而永恒的。不过有时兴奋之余，不免产生不安。卡尔替我担保的天资，我不肯承认是偶然获得的。于是设法搞一份委任状，但因缺乏鼓励和正式请求，我不能忘记是自己给自己授的委任状。我出身于一个完全过时的世界，在刚脱胎成为我，即我自以为是别人眼中的那个“别人”的时候，我正视自己的命运，清楚地看到我的命运不是别的，正是自由，正是我自己所确定的自由，看上去却像是外部力量强加给我的。总之，我既不完全迷糊，也不完全觉醒，我游移不定。这种摇摆引起一个老问题：如何兼收并蓄米歇尔·斯特罗戈夫的坚信和帕达扬的侠义。我身为骑士，却从未接受过王公大臣的命令。那么是否需要有命令才能当作家呢？这类苦恼一向持续不了多久，我夹在两种对立的神秘学说中间，但对两者的矛盾应付裕如。上天的礼物和自己的产物融于我一身，这对我非常合适。在我兴高采烈的日子里，一切来自于我。我凭着自己的力量，从虚无中冒出来，给人类带来盼望已久的读物；我是百依百顺的孩子，至死不变，但只顺从我自己。在我愁眉苦脸的时刻，感到我的飘忽游离庸俗得令人作呕，只能强调上天降我以大任，才能使自己冷静下来。我吁请人类对我的生命负责，这时我只不过是某种集体需求的产物。大部分时间，我精心协调内心的平衡，既不排斥振奋人心的自由，也不忽视顺理成章的必然。
帕达扬和斯特罗戈夫可以和睦相处，危险在别处。有人让我目击一场令人不快的较量，从此我不得不谨慎从事，对此泽瓦科应负主要责任，我可没有怀疑过他呀，他到底是想找我的麻烦还是提请我注意？事情是这样的：一天在马德里郊外一所小客栈里，我目不转睛地瞧着帕达扬，这位老兄举杯自酌，好不闲适。但引起我注意的是另一个饮酒人，此人只能是塞万提斯。他们两人结识，互相敬重，企图携手协力。高兴至极的塞万提斯向他的新朋友透露写书的想法，至此，书的主人公尚未成形。感谢上帝，帕达扬出现在他眼前，可以给他当模特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