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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迷途。当时戴高乐看到由他创建的第四共和国自他离去后越来越混乱，已经走入死胡同，于是决定复出。通过斡旋驻阿尔及尔法军总司令马叙将军出来干政，他易如反掌地重新取得政权，曾傲慢地宣称：“政权不再需要夺取，唾手可得也。”一向担心军人当政专制的萨特闻讯怒不可遏，但也无可奈何，无计可施，只能用拉封丹寓言中的各种动物来谩骂。当一九五八年九月全国公投成功，十月通过第五共和国宪法，萨特气急败坏，预言戴高乐将把法国人民从人类界带领到动物界。《想有个国王的青蛙们》，《境况种种》之五，第一三八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当戴高乐总统向公众承诺：“法国正走向伟大的前景，正走向欣欣向荣……”萨特却充当民众代言人谴责这种自我陶醉，骂道：“我们全是杀手。”言下之意，法国人太不争气，选了这么个独裁者。但戴高乐毕竟不仅是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而且是学富五车、学贯古今的文化人和著作家。他深深懂得法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始终存在两种传统的对峙，即以民族主义、黩武主义、保守主义的天主教传统为一方，以文人学士、教育家、神职人员、自由人的新教传统为另一方，但对峙时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和底线，否则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戴高乐自始至终力排众议，多次下令善待萨特，不可造次。他明明知道萨特早就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运动，不仅《现代》成了该运动的发言人，而且萨特本人也卷入一些非法的活动而且相当过分。但萨特是碰不得的，首先因为他的动机是正义的，不懂政治而已，纯粹的书生意气用事。
况且萨特是世界级的文化名人，光一九六○年一年，他应邀频频出国，去古巴会见卡斯特罗、去莫斯科会见赫鲁晓夫、去贝尔格莱德会见铁托、去巴西利亚会见巴西总统。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向世人交代？但国内形势实在紧张到极点，萨特成了部分人想加害的替罪羊。一九六一年五月他的住宅遭爆炸，有人高喊：“枪毙萨特，恨死他了。”军方和内务部拿到确凿证据要抓他，戴高乐竭力阻止：“咱们不抓伏尔泰。”直到一九六二年戴高乐结束战争，让阿尔及利亚完全独立，法国人才明白他高瞻远瞩，赞赏他博大的政治家胸怀，从此“咱们不抓伏尔泰”成为世人皆知的历史佳话。其实戴高乐比谁都懂，法国之所以能成为大国，主要靠文化魅力，保护桀骜不驯的文化国宝萨特，是法兰西的荣耀。况且他明白，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可阻挡的潮流，而萨特成为这个潮流的代言人，对法国在第三世界树立威信是有好处的。
第一部分：序《文字生涯》问世
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阿尔及利亚正式独立，巴黎和阿尔及尔都举行盛大的庆祝会，主席台上专门为萨特留着显赫的位置。但萨特再三谢绝邀请，对外公布的理由是，他忙于完成自传《文字生涯》。但从自传直到一九六三年十月和十一月才在《现代》连载发表来看，那显然是个托词。为什么谢绝如此巨大的荣誉？因为萨特并不在意荣誉仪式，而在意斗争过程，在意为道义、为正义而敢为人先，况且他已经担心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会怎么样：独立仅意味着给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提供机会，远不等于阿尔及利亚人民获得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不如不去出这个风头，埋头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事实上，他确在写自传，即正在告别文学创作，清算作家生涯，清算几十年的疯狂，使自己从半空中回到地上，踏踏实实做人。
《文字生涯》问世，出乎所有人意料。人们惊讶之余多半是惊喜，一本非常独特、难以归类的小书，似是自传而非自传。虽然书中讲到父母双方的家族，从宗教信仰到日常生活，从两岁到十二岁所处的时间和地点，基本属实。但没有多少具体内容，仅仅举些支离破碎的琐事和逸事，不登大雅，况且找得出许多细节差错和年代倒错。最有发言权的母亲生硬地对他说：“你完全误解了你的童年。”善良诚实的母亲哪儿懂得儿子出了一部以自传为骨架的文学创作，简言之自传小说。虽然只提到十二岁以前的事情，但绝大部分篇幅都与他的读书和写作生涯有关，是萨特少有的一本完整的书。
《文字生涯》是萨特惟一没有受到争议的著作，四面八方一致赞扬。确实，从内容到形式都称得上精品。特别是语言，连最讨厌萨特的专家学者都说文学语言上乘、大手笔、美不胜收。对出乎意料的自我批评、自我嘲讽、自我间离，有少数人颇有微词，认为有些矜持和矫情，但并不否定情操高尚。当时有谁知道他这部自我解剖的小书整整写了十年，真可谓：十年辛酸有谁知？见过他手稿的都说，涂改、重写、修正之多绝不亚于巴尔扎克、福楼拜和普鲁斯特的手稿。总之，他把整个身心都投进去了，确实是哲学家、戏剧家、批评家、政论家和笔战家熔于一炉的手笔。
《文字生涯》一九六四年四月正式出单行本，许多国家立即用各自的文字快速出版译文，萨特颇为高兴。但他万万没想到同年十月，即正式出版仅仅六个月后，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此书“以表现出的自由精神和对真理的追求，广泛地影响了我们的时代”。萨特第一反应：理所当然要谢绝。这是萨特逻辑。他知道，拒绝必定引起是非和风波。他心里很难过，但决不做违心的事情。果然风波大作，是非不断，最后闹得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改变了评选游戏规则：从此往后，获奖候选人必须事先自荐或被推荐。这场由萨特引起的风波，许多人（包括笔者）都已评述过，此处不再赘评。但我们认为，除他本人讲的个人原因和客观原因外，最可信的理由是，萨特内心不愿意没有盖棺就被定论，说得刻薄一点，他不愿意像尸体那样用防腐香料保存，不愿意活活被塑像，或过早地被列入圣位。这是他一贯的行为方式：从不结婚不生孩子，到不承担对他有束缚的任何职务，到反对一切体制化、制度化、政党化、帮派化，直到拒绝一切来自官方或半官方的荣誉。比如，二战后他曾拒绝荣誉勋位勋章，五十年后又拒绝法兰西学院讲席。他还有事情要做，还有书要写。
然而，萨特虽然照旧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但人气开始下降了。他变得与主流社会或社会的主流越来越隔阂了。他回到蒙巴拿斯区重新生活。明的一面，照旧从事政治活动；暗的一面，继续埋头写《福楼拜》，始终未忘对加罗迪的承诺。
一九六七年初，英国德高望重的数学家、哲学家贝特兰·罗素（1872—1970）发起成立人民法庭，名为罗素法庭，来控诉和声讨美国侵略越南和声援民族解放战线的斗争。萨特是主要负责人，罗素年事已高，欧洲大陆的事全由萨特负责。从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萨特以罗素法庭的名义主持记者招待会，到一九六八年与罗素联名号召全世界抵制墨西哥奥运会，直到罗素去世前，其间召开近十次国际会议，全由他主持。所遇到的压力和困难无数。举个小例子，一九六七年四月，为解决一位南斯拉夫名人的签证，他不得不屈尊给戴高乐总统写信求助，总统回信非常有礼貌，尊称他“亲爱的大师”，但婉言拒绝了他的请求。萨特大怒，对报界声称：“我只在咖啡馆应侍面前才是‘大师’，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咖啡馆写作。”他根本不去想一想，总统即使同情他的请求，哪能在政治和外交上开此先例呢？
一九六八年八月，苏联坦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粗暴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镇压了布拉格之春运动。萨特闻讯，立即发表声明：“我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侵略，按国际法可称为一种战争罪行。”并断言苏联模式已被官僚主义窒息，不再有价值，而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前程则是社会主义文明的表现，前途光明。不久应捷作家联盟邀请正式出席《苍蝇》首场演出，并发表演讲，大厅座无虚席，大受欢迎。因为他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进程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具有民主的本质。掌声雷动。从此新起点开始，他强化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揭露苏修反人权的罪行。一九七一年一月在巴黎互助保险大厅集会上演讲，声援在苏联受迫害的和不准移民出境的犹太人。十月再次呼吁给予苏联公民移民的权利。同年他甚至公开宣布与卡斯特罗和古巴政权决裂，因为古巴人权记录太差。
第一部分：序独一无二的人物—萨特
一九六八年初，谁都没想到持续十载的戴高乐鼎盛时代气数将尽。表面上法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总统正准备推行一项雄心勃勃的改革。不料五月初巴黎学生罢课，上街游行。接着爆发声势浩大的全国总罢工，有九百万人参加，一百二十万人上街，是二十世纪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民众自发运动。各色激进左派把学生和工人的诉求泛政治化，使局势更加复杂。萨特毫不犹豫支持学生运动，在宣言上签名，登在《世界报》上，时间是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即爆发街垒战的前夕，意义重大。运动初期，萨特无疑是最受尊重最吸引人的，无论在报界、在街头、在集会，尤其在索邦大学梯形礼堂两次演讲，尤其把老同学阿隆当替罪羊的《雷蒙·阿隆的巴士底狱》和《六八年五月的新思想》两篇文章。但除了精辟分析局势和召号推翻一切现行制度，他缺少新思维，指不出新方向。一九六九年二月，学生们对他不耐烦了：“萨特，讲简短些！”
几年来他确实落伍了，对上层建筑领域的新成果，诸如结构主义、文学形式主义、拉冈主义、阿尔杜塞主义，一概不感兴趣，没有任何批评和反应。而在拉丁区执牛耳的则是阿尔杜塞、拉冈、福柯、巴特、列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