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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反正我的失败并不使我伤心：我是神童，仅仅不会书写而已。再说，我对离群索居并不感到厌烦，更喜欢继续干我的坏事。我甚至失去了改邪归正的机会：外祖父请了一名巴黎小学教员给我私人授课，他几乎每天都来。外祖父专门给我买了一套小办公桌椅：一张木制的书桌和一张长椅。我坐在长椅上，李埃凡先生来回走着给我听写。他长得很像樊尚·阿里奥尔樊尚·阿里奥尔（1884—1966），法国政治家，曾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1947—1954）。。外祖父说他是共济会会员。他以正派人接近鸡奸者时那种既害怕又厌恶的心情对我们说：“每当我向他问好时，他就用拇指在我的手心里画共济会的三角共济会会员俗称三点兄弟，他们书写时爱用缩写F∴（单数），FF∴（复数），把三点连起来则成为三角，作他们的代号。。”我很讨厌他，因为他忘了疼爱我：我想他把我看做学业上落后的孩子，其实这并非没有道理。他后来消失了，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对谁说了我的坏话吧。
我们在阿卡雄住过一段时间，我上了市镇小学。外祖父出于他的民主原则才让我上这样的小学，但他要求校方把我跟群氓子弟隔开。他把我托付给小学教师时说：“亲爱的同行，我把我最珍贵的宝贝很信任地托付给您。”巴罗先生留着山羊胡子，带着夹鼻眼镜。他来我们别墅喝过麝香葡萄酒，声称得到一个中等教育委员会委员对他的信任感到十分荣幸。他让我坐在靠近讲台的一张专设的课桌前。在课间休息的时候，不让我离开他的身旁。这种特殊照顾在我看来是合情合理的。至于我的同学们，那些“老百姓的子弟”，是怎么想的，我不得而知，我想他们大概无所谓吧。他们吵吵闹闹，我厌烦透了。在他们玩杠子的时候，我待在巴罗先生身旁无所事事，感到十分高雅。
我有两条尊重我的小学教师的理由，一是他要我好，二是他出气很粗。成年人应当长得很丑，满脸皱纹，惹人讨厌。当他们把我抱在怀里的时候，我虽感到有点厌恶，却满乐意克服这点厌恶情绪。这证明德行不是轻而易举得来的。我也有淳朴平淡的乐事：跑跑，跳跳，吃糕点，抱吻我母亲细嫩喷香的皮肤，但我更重视跟成年人混在一起时所感到的那种费劲的快乐。对我来说，成年人的威信与他们引起的反感是不可分的，我认为令人厌恶就是认真精神的体现。我冒充高雅的人。当巴罗先生俯身对着我的时候，他的呼吸使我感到既难受又美滋滋的。我做出巴结他的样子，吸着这位德行齐全者令人不快的气味。一天我发现学校墙上写着一条标语，走近一瞧，上面写着：“巴罗老头是个狗屁。”我大惊失色，呆若木鸡地站着，心跳得几乎炸裂，害怕极了。“狗屁”，这是多么丑恶的字眼啊！这是麇集在下等词汇中的肮脏字眼。一个有教养的孩子不能与之打交道；这个短小而粗鲁的字眼像蛆虫那样面目可憎，看一眼就够叫人恶心的了。我决不肯念出声来，哪怕轻声念也不行。这个被钉在墙上的蟑螂，我不愿意它跳到我嘴里，化成黑色肉酱，咕噜咕噜地钻到我喉咙底下去。如果我装作看不见，它也许会钻进墙洞里去吧。于是乎，我把目光移开，却看到非常下贱的称呼：“巴罗老头”。这更使我惊恐不已，不管怎么说，“狗屁”一词，我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我清楚地知道，在我们家，管人叫“某某老头”，指的是园丁，邮差，或女佣人的父亲，总之是穷苦的老年人。有人竟把我外祖父的同行、小学教师巴罗先生，看成是穷老头。准是有人头脑里盘旋着这个错乱的、罪恶的想法。在谁的脑子里呢？也许在我的脑瓜里吧。念了亵渎神明的标语不就足以成为渎圣者的同谋吗？我好像觉得有个疯子在嘲笑我的礼貌，嘲笑我对别人的尊敬，嘲笑我的热忱，嘲笑我每天早晨脱帽问候“您好，老师”时所感到的快乐。同时又觉得这个疯子便是我自己。肮脏的字眼和肮脏的思想充塞了我的脑袋，譬如说，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我放声大喊“这个老畜生臭得像头猪”呢？于是我轻轻地说道：“巴罗老头真臭！”这一下，一切都开始改变了：我哭着逃开。第二天我恢复了对巴罗先生的尊敬，对他的硬领和蝴蝶领结肃然起敬。但当他俯身看我的作业本时，我把头转过去，屏住了呼吸。
第二年秋天，母亲主张领我上布蓬私立小学。每天得爬木头楼梯，进入二楼的一间教室。孩子们成半圆形集合在一起，静悄悄的；教室后面，母亲们一本正经地靠墙坐着监督老师。教我们的那些可怜的姑娘，首要的义务，是给我们这些神童平均分配赞美词和好分数。如果她们之中有谁稍微表示不耐烦或对一个好的回答表示过分的满意，布蓬小姐们就会失去学生，而这位教师就会丢掉饭碗。我们足足有三十个神童，但似乎从来没有时间互相搭话。一下课，每个母亲便粗暴地把自己的孩子拽走，匆匆离去，从不打招呼。上了一个学期，母亲让我退学了，因为学不到东西。再说每次轮到表扬我的时候，她邻座的女人们眼睛都逼视着她，让她厌烦透了。玛丽—路易丝小姐是个金发姑娘，戴着夹鼻眼镜，在布蓬小学一天教八节课，但工资少得可怜，不够度日。她同意到家里来给我个别授课，当然是瞒着学校领导干的。她有时中止听写，深深叹几口气，以便减轻一点心头的重压。她对我说，她厌倦死了，她的生活孤独得可怕，要是有个丈夫，她愿意牺牲一切，什么样的丈夫都行。可她最后也被打发走了，硬说她什么也没有教会我。我猜想，主要因为我外祖父觉得她晦气。这个正直的人不拒绝减轻不幸者的痛苦，但讨厌把他们请到家里。而且他做得很及时，玛丽—路易丝小姐已经开始使我气馁了。我满以为工资是与功绩相称的，那么既然人们对我说她值得称赞，为什么付给她的钱那么少呢？只要有个职业，人们便是可敬的，自豪的，人们为劳动而感到幸福。那么她既然有机会一天工作八小时，为什么谈起自己的生活时直诉苦，好似得了不治之症呢？当我谈到她的苦衷时，外祖父便哈哈大笑，说是她长得太丑，没有哪个男人要她。我可不笑，难道有人生下来就注定倒霉吗？如果是这样，人们以前对我撒了谎。事实上，世界不是一切皆有秩序，而是表面的秩序掩盖着不可容忍的混乱。如果有人及时把这层表面的秩序挑开，我的苦恼早就烟消云散了。夏尔·施韦泽后来给我请了一些比较得体的教师，太得体了，以致我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直到十岁，我单独一人跟一个老头和两个女人待在一起。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辉煌的外表一戳就穿
我的为人，我的性格，我的名字都是成年人决定的。我学会通过他们的眼睛来观察自己。我是一个孩子，就是说一个他们带着自己的悔恨所创造的怪物。即使他们不在我的跟前，他们依然在看着我，他们的目光和日光交织在一起，我每跑一步，每跳一下，都遵循着他们用目光所规定的模范孩子的标准，并继续由他们的目光来确定我的玩具和天地。在我漂亮而清澈的小脑袋里，在我的心灵深处，我的思想在转动，但无一不受到他们的牵制，连一点躲藏的地方也没有。然而在天真烂漫的外表下却融入了一种难以言传、没有固定形状和确切内容的信念。这种信念搅乱了一切。我成了一个伪善者。不学习别人演戏，自己怎么演得出来？我这个人，辉煌的外表一戳就穿，这是因为我生来有缺陷，我既不能完全理解又无时无刻不感到它的存在。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便求助于成年人。我要求他们确保我的价值，结果我在虚伪中越陷越深。既然必须讨人喜欢，我便做出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不过维持不了一会儿。我到处装作天真烂漫和神气活现的闲散模样，窥伺着良机。每当我以为抓住了良机，便摆出一副姿态，但总觉得这种姿态靠不住，而这正是我想避免的。
外祖父在打盹儿，身上裹着花格子毛毯。我瞥见在他乱蓬蓬的胡子里藏着赤裸裸的粉红双唇，颇令人难堪。幸亏他的眼镜滑了下来，我赶紧跑过去捡。他惊醒了，把我抱在怀里，于是我们演出了一场动人的天伦之爱，但这已不再是我所追求的了。那么我欲求什么呢？我完全记不起来了，也许我想在他乱蓬蓬的胡子里做窝呢。我走进厨房，宣布我要拌生菜，于是我听见一片欢呼声，欣喜若狂的笑声：“不，小乖乖，不是这样！把你的小手捏得紧紧的。啊，对啦！玛丽，帮他一下！你们瞧瞧，他搅拌得多好啊！”我是一个做假的孩子，拎住生菜篮拌生菜只是做做样子，但我感到我的动作已变成了丰功伟绩。演喜剧使我避开了世界和大众，我只看到角色和小道具；我小丑般地博取成年人的欢心，怎么可能把他们的忧虑当回事呢？我真挚而急切地听凭他们摆布，以致对他们的意图毫不理会。对大众的需求我一无所知，对大众的希望我一窍不通，对大众的欢乐我漠不关心，却一味冷若冰霜地诱惑他们。他们是我的观众，一排脚灯把我和他们隔开，使我孤傲至极，但这种孤傲很快变成了焦虑。
糟糕的是，我怀疑成年人在跟我演戏。他们对我说的话似糖果般的甜蜜，而他们之间说话时则完全用另一种语调。不过有时他们也打破神圣的默契。譬如，我撅着嘴装出最可爱的样子。这是我拿手的动作，但他们用真嗓门儿对我说：“一边玩去吧，小乖乖，我们在谈话呢。”还有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