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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她的母亲：只尽义务，不求欢快。她不怎么了解我父亲，结婚前和结婚后一样的不了解，以致不免有时寻思为什么这个陌生人决意死在她怀里。家人把他转移到离梯维埃几法里指法国古里，一法里约合四公里。外的一座农庄里，他父亲每天坐着小篷车去看他。安娜—玛丽日夜忧心忡忡地看护病人，累得精疲力竭，她的奶水枯了，于是把我送到不远的地方一个奶妈处寄养。我一心一意地等死，因为闹肠炎，或许因为抱恨含冤。我母亲时年二十岁，既无经验，又无人指点，在两个奄奄一息的陌生人之间疲于奔命。疾病和服丧使她尝到了出于利害关系而结婚的滋味儿。我却从中得到了好处：那时候做母亲的自己哺育，而且喂奶的时间很长。要不是我们父子同时病危，我说不定会因断奶晚而遭受磨难。由于生病，我不得不九个月就被强行断奶，发烧以及发烧所引起的迟钝反倒使我对联系母子的脐带突然剪断毫无感觉。我投入了混沌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单纯的幻景和原始的偶像。我父亲一死，安娜—玛丽和我，我们突然从共同的噩梦中苏醒过来。我的病好了，而我们母子之间却产生了一桩误会：她带着母爱重新养育她从未真正离开过的儿子，而我却在一个陌生女人的膝盖上重新认识了母亲。
安娜—玛丽既无金钱又无职业，决定回娘家生活。但我父亲毫无道理的弃世使施韦泽一家愤愤不平：他简直像是休妻。母亲因为缺乏先见之明，又没有早做准备，被认为咎由自取，谁让她懵懵懂懂地嫁给一个不耐久的丈夫呢。但对待细高个儿阿丽亚娜阿丽亚娜是安娜—玛丽的爱称。怀里揣着孩子回到默东，家里人的态度倒都是无可指责的。我外祖父已经退休，这时他复职就业，并没有一声怨言；我外祖母，虽然得意，但并不喜形于色。安娜—玛丽虽然感激涕零，但在好意相待中猜测到责难。无疑人们情愿接纳寡妇，而不喜欢做母亲的姑娘，但实际上也相差无几。为了得到宽恕，她不遗余力地埋头苦干，操持娘家的家务，先在默东后在巴黎，一概如此。她身兼数职：女管家，女护士，膳食总管，太太陪房，女佣人，但依然抵消不了她母亲无声的怒气。路易丝每天早上排菜谱，晚上结菜账，感到枯燥乏味，但又不容别人替她效劳。她要别人分担她的义务，但又为失去特权而恼火。这个日见衰老而愤世嫉俗的女人有一种自欺欺人的幻觉：她自以为是不可缺少的。幻觉一旦消失，路易丝便嫉妒起女儿来了。可怜的安娜—玛丽，要是消极被动，就说她是一个包袱；要是积极主动，就说她有意掌管门庭。为了绕过第一道暗礁，她必须鼓足全部勇气；为了躲过第二道障碍，她必须含垢忍辱。没有多久，年轻的寡妇重新降为未成年的姑娘：一个带有污点的处女。父母不拒绝给她零花钱，只是老忘了给她；她的行头已经磨损得露线了，我外祖父也顾不上给她制新的。父母几乎不容她独自外出。她的旧友大部分已经结婚了，每当她们邀请她吃晚饭，她必须事先早早儿请求许可并保证十点前有专人把她送回来。这样晚饭吃到一半，主人就得起身离开桌子把她护送到车上。就在这时候，我外祖父穿着睡衣，手上拿着表，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如果钟打十下，不见女儿回来，他便大发雷霆。邀请日见稀少了，再说我母亲也嫌这样的乐事太花钱。
让—巴蒂斯特之死是我一生中的大事：他的死给我母亲套上了锁链，却给了我自由。
世上没有好父亲，这是规律。请不要责备男人，而要谴责腐朽的父子关系：生孩子，何乐不为；养孩子，岂有此理！要是我父亲活着，他就会用整个身子压我，非把我压扁不可。幸亏他短命早死。我生活在背负安客塞斯们的埃涅阿斯埃涅阿斯，特洛亚王子。希腊人围城攻打时，他英勇抵抗；特洛亚沦陷后，他背着父亲安客塞斯并带着孩子逃亡。们中间，从苦海的此岸到彼岸，孤苦伶仃，所以憎恨一辈子无形地骑在儿子身上的传种者。我在身后留下一个没来得及成为我父亲的年轻死者，要是他现在复活了，可以当我的儿子。父亲早死是坏事还是好事呢？我不知道，但我乐意赞同一位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对我的判断：我没有超我萨特用反讽的手法借用弗洛伊德的术语。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人格可分为三个层次：最底层叫“本我”或“伊特”，即无意识或潜意识，所谓支配人的生命的原动力；第二层叫“自我”，即现实化了的“本我”；第三层叫“超我”，即道德化了的自我，即属于道德、良心和理想的意识。这里萨特的意思是，没有受到父亲的任何影响。。
人一死了之还不行，还要死的是时候。如果我父亲晚死几年，我本会感到有愧。一个懂事的孤儿应自怨自艾：父母讨厌见他，躲到天国里去了。而我当时却乐不可支，因为我不幸的处境反倒使人敬重，显出我的重要性；我甚至把服丧也看成是一种美德。我父亲很知趣，他负疚而死，因为我外祖母老说他逃避义务，外祖父又正好对施韦泽一家的长寿引以自豪，所以他不容许别人三十岁就去世。因为女婿死得蹊跷，他甚至不相信自己有过女婿。到头来，他干脆把他给忘了。我呢，连遗忘都不需要，因为让—巴蒂斯特溜之大吉，根本不想让我认识他。直到今天，我为自己对他不甚了了感到惊讶。不过，他曾经热爱过生活，想活下去，曾感觉到自己快要死了。造就人的一生，这也就够了。但家里谁也没有使我对这个人产生好奇心。曾经有好几年我都看到我床头的墙上挂着一张肖像：一个矮小的军官，诚实无邪的眼睛，圆圆的秃顶脑袋，浓浓的胡须。等到我母亲改嫁的时候，肖像消失了。后来，我继承了父亲的书，其中有一本勒当泰克勒当泰克（1869—1917），法国生物学家，著有《生命的新理论》（1896）、《生命的科学》（1902）等。关于科学未来的著作，一本韦贝尔韦贝尔（1864—1920），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题为《由绝对唯心主义到实证主义》。我父亲跟他的同代人一样不善于读书。我发现在书页空白处有他一些很难认的潦草的手迹，在我出生前后他曾有所悟，一时浮想联翩，留下这些记载。我把这些书卖了，死者与我太不相干了。我只是听旁人说起过他，就像听人讲“铁面人”传说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出世后立即被宣布为王位的继承人，不料几小时后，他母亲又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应是路易十四的兄长（据说，法国人把双胞胎中后出世的视为哥哥或姐姐）。但王位继承人已经宣布，不能改变，于是王室把他的哥哥赶走。他长大以后，一直神秘地被路易十四关在监狱里，因为孪生兄弟长得很像，阶下囚被戴上“铁面罩”，一直到死。或“埃翁骑士”埃翁骑士（1728—1810），法国间谍，他的神秘之处在于人们不知道他到底是男是女。他被国王路易十五派到俄国执行秘密任务，后担任过驻伦敦大使馆秘书，并参加过欧洲七年战争（1756—1763）。一七七七年他回法国后，接到命令不许脱去女装，因此他很可能是一个男人。一样，而且我所知道有关他的事情都是与我毫无关联的。就算他爱过我，抱过我，用他明亮的眼睛（现在已经腐烂了）饱含爱意地看过我，但谁也记不得了，真是空爱了一场。对我来说，父亲连一个影子都不是，连一个目光都不是。他和我，我们有一段时间在同一个地方使大地承受我们的体重，仅此而已。家人向我暗示我不是某个死者的儿子，而是奇迹造成的孩子。毫无疑问，出于这个原因我淡泊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我不是头头，也从来不想当头头。命令与服从，其实是一码事。连最专横的人都是以另一个人的名义，以一个神圣的无用之辈——他的父亲——的名义下达命令的，把他自己遭受的无形的挨打受骂传给他的后代。我一生中从不下达命令，下命令我就觉得好笑，也使人发笑。这是因为我没有受到权势的腐蚀：人们没有教会我服从。
让我服从谁呢？人们给我介绍一个高个儿年轻女子，对我说她是我的母亲。但我自己却把她当做大姐姐。这个处处受到监视、对谁都屈从的“处女”，在我看来，她是伺候我的。我爱她，但要是谁都不尊重她，我怎么会敬重她呢？我们家有三间卧室，一间是外祖父的，一间是外祖母的，一间是“孩子们”的。所谓“孩子们”，就是“我们母子俩”：同样的微不足道，同样的受人供养。而一切照顾则是为我而设的。在“我的”房间里，放着一张“姑娘的”床。姑娘独自一个人睡，醒来的时候保持着贞洁。她跑到洗澡间沐浴的时候，我还熟睡着，她回来的时候已经衣冠整洁了：我怎么会是她生的呢？她向我叙述不幸，我同情地听着。等我长大了一定娶她、保护她。我还向她许诺哩：我把手向她伸去，把手放在她的身上，利用小孩的重要地位为她效劳。请想想，我会服从她吗？我宽宏大量地答应她的恳求，再说她从不给我下命令，而是用轻松愉快的话语给我描绘未来，然后赞扬我愿意实现这个未来：“我的小宝贝真乖，真听话，乖乖让妈妈点滴鼻剂。”这些甜言蜜语哄得我乖乖就范。
至于一家之主，他活像上帝老人，人们经常把他当做上帝老人的化身。一天他从圣器室进入礼拜堂，教士正以五雷轰顶来威胁对上帝不热忱的信徒：“上帝就在这儿！他看得见你们呐！”突然信徒们发现在悬空的讲道台底下有一个高大的大胡子老人在瞧着他们，吓得他们拔腿便跑。外祖父还说，有几次他们曾跪倒在他的膝前。他喜欢显圣上了瘾。一九一四年九月间，他在阿卡雄的一家电影院显圣，当时我母亲和我在楼厅里。他要求开灯，另一些先生在他周围扮天使，大声喊叫：“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