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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人掏出他的表，看了看时间，说：
“现在是三点半钟。”
混蛋！他故意这么做。汤姆蹦了起来：我们一直没有发觉时间在流逝，黑夜像一个无形的阴暗的东西包围着我们，我甚至想不起来黑夜是什么时候降临的。
小余安开始嚎叫起来，他绞扭着双手，哀求着：
“我不愿意死，我不愿意死。”
他举着双臂，在地下室里跑了一圈，然后扑在一块草垫上，哭泣起来。汤姆用忧郁的眼光看着他，但并不想去安慰他。实际上，安慰也纯系多余：因为小家伙吵得比我们厉害，而他的痛苦却比我们轻。他像一个因发烧反而减轻了病情的病人。当病人连发烧也发不起来时，他的病才是更为严重的。
他仍然在哭：我看得很清楚，他在自己怜悯自己，他其实并没有想着死。有一刹那，仅仅一刹那，我也想哭，由于怜悯自己而想哭。但实际结果却恰巧相反：因我瞧了小家伙一眼，我看见他瘦削的肩膀因呜咽而抽动，我反而变成铁石心肠了，我不能怜悯别人，我也不能怜悯自己。我对自己说：“我要死得有些骨气。”
汤姆站起来，他正好站在那个圆洞底下，开始等候黎明。至于我，我有了精神支撑点，一心只想着我要死得有骨气。但是，自从那个医生把时间告诉我们以后，我内心深处一直觉得时间在流逝，一滴一滴地在流逝。
天还没有亮，汤姆对我说：
“你听他们动起来了。”
“听见了。”
有好些家伙在院子里走动。
“他们来搞什么名堂，总不能在黑暗里瞄准开枪吧。”
过了一会儿，我们再也听不见什么，我对汤姆说：
“你瞧，天亮了。”
彼得罗打着哈欠站起来，把灯灭了，对另一个看守说：
“冷得够呛。”
地下室开始变成灰蒙蒙的了。我们听见远处传来了开枪的声音。
“开始了，”我对汤姆说，“他们大概是在后院动手了。”
汤姆向医生讨了一枝香烟。至于我，我不想要；我既不想抽烟，也不想喝酒。从这时起，开枪的声音一直不断。
“你明白了吧？”汤姆问我。
他还想补充说点什么，但又一言不发了。他盯着那扇门。门打开了，进来一个中尉，还有四名兵士。汤姆的烟卷从手里掉了下来。
“谁是斯丹波克？”
汤姆不吭声。是彼得罗把他指了出来。
“余安·米尔巴呢？”
“就是倒在草垫上的那个。”
“站起来！”中尉命令说。
余安仍不动弹。两个士兵挟着他的腋窝，扶他站起来，但他们一松手，他又倒了下去。
这两个士兵不知该怎么办。
“像这样受不了的，他不是第一个，”中尉这样说，“你们俩人只需把他架起来就行了，到了外边，问题就会解决。”
中尉转向汤姆：
“来，咱们走吧。”
汤姆夹在两个士兵之间走了出去，另外两个士兵跟在后边，他们从腋窝与腿弯部位架着小家伙。小家伙并没有昏迷，他两眼睁得大大的，泪水沿两颊流下来。当我也起步往外走时，中尉阻止了我：
“伊比埃达是你吗？”
“是的。”
“你在这里等着，待一会儿有人会来找你。”
他们都走出了地下室，比利时人与两个看守也走了出去，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但我宁愿他们立刻把我干掉。我听见排枪有规律地每隔一会儿就响一阵，每响一阵，我就要颤抖。我真想大声喊叫，揪扯自己的头发。但我使劲咬住了牙关，把手插在衣口袋里，因为，我要死得有骨气。
过了一个钟头，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里面充满了雪茄烟味，呛得我透不过气来。有两个军官坐在安乐椅上抽烟，他们的膝盖上放着一些文件。
“你名叫伊比埃达？”
“是的。”
“拉蒙·格里躲在哪里？”
“我不知道。”
审问我的那个家伙又矮又胖。他一双冷酷的眼睛藏在夹鼻眼镜的后面。他对我说：
“走近一点。”
我走近他们。他站起来，抓住我的手臂，用一种似乎要把我置于死地的神情盯着我。同时，他使尽全身的气力紧捏我的二头肌。他并不是要叫我吃点苦头，而是在进行事关重大的较量：他想一下就先威压人，使我慑服。他还把嘴里的臭气往我脸上喷，大概也认为有此必要，我们就这么对峙了一会，对我来说，他这种把戏简直使我想笑。要吓唬住一个即将去死的人，这点火候可不够。他没有达到目的，就用力把我使劲推开，他又坐下去，对我说：
“现在，就是要你的命和他的命互相交换。只要你告诉我们他藏在哪里，我们就让你保全性命。”
这两个穿着带饰的军服与长靴，手里拿着马鞭的家伙，同样也是迟早要死的人。他们会比我死得迟一点，但也迟不了很久。他们成天在他们的狗屁文件上找别人的名字，他们追捕这些人，把这些人关押起来或者消灭掉；他们对西班牙的前途问题与其他一些问题，持有他们的看法。他们这些渺小的活动，在我看来既令人厌恶又荒唐可笑：我觉得根本不可能设身处地对他们加以理解，他们简直就是疯子。
第三部分：墙枪口下捡回的命
那个矮胖的家伙一直盯着我，用马鞭抽打他的长靴。他所有的动作都是精心设计的，其目的在于使自己显得像一头灵敏而凶恶的野兽。
“怎么样，你懂了我的意思吗？”
“我不知道格里在什么地方，”我回答说，“我一直以为他在马德里。”
另一个军官无所谓地摆了一下他那只苍白的手。他的无所谓也是精心设计的。我看穿了他们所有这些渺小的伎俩。我觉得居然有人以玩弄这种小把戏而自得其乐，实在令人惊讶。
“你还有一刻钟可以考虑，”他慢吞吞地说，“把他带到贮藏室去，过一刻钟再把他带回来。如果他还拒不交代，就立即枪毙。”
他们知道自己在玩什么把戏：他们已经叫我等了整整一夜，然后在枪毙汤姆与余安的时候，又让我在地下室等了一个钟头，而现在又要把我关进贮藏室；他们从昨天起，就准备好了这一套。他们以为一个人的神经是经不起这样一拖的，他们想用这个法子来逼我就范。
他们完全打错了算盘。在贮藏室里，我在一只矮凳上坐下，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很衰弱无力，我开始进行考虑。但并不是按他们的指点考虑。当然，我知道拉蒙·格里藏在何处：就在他堂兄弟家，离城四公里。我知道我决不会招出他的藏身处，除非这些家伙严刑拷问，而看来他们并没有想到采用此招。眼前这一切，都是他们周密安排好了的，无可更改，对此我丝毫不感兴趣。只不过，我想理清楚我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我宁愿去死也不愿意出卖格里。为什么呢？我不再爱拉蒙·格里。我对他的友情在这天黎明前一刻已经消亡了，与我对龚霞的爱情、与我对生活的希望同时消亡了。毫无疑问，我仍然敬重他：他是一条硬汉。但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准备替他去死；他的生命并不比我的生命更有价值；任何人的生命都是没有价值的。他们叫一个人贴墙站着，朝他开枪，直到把他打死，这个人是我或是格里或是另一个人，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回事。我很清楚，他比我对西班牙的事业更有用，但是，我现在对西班牙、对无政府主义都不在乎了：任何事物都不再有什么重要性。虽然如此，我仍然在这里，我能够出卖格里来保全我的性命，但我拒绝这么做。这是一种固执，我觉得这的确有点滑稽，我想：
“就该这么固执！”我感到一种奇特的愉快。
他们来找我，把我带回到那两个军官的面前，一只小耗子从我脚下窜过，这使我乐了起来。我转身对其中一个长枪党徒说：
“你看见那只耗子了吗？”
他不搭理我。他阴沉着脸，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而我，我就只想笑，但总算忍住了，因为我害怕一旦笑起来，我就无法控制，笑个不停。那个长枪党留着一撮小胡子，我又对他说：
“你该把小胡子刮掉，笨蛋。”
我觉得他活着让须毛在脸上蔓延实在滑稽可笑。他并不特别认真地踢了我一脚，我一声不吭了。
“怎么样，”那个胖军官问，“你考虑好了吗？”
我好奇地瞧了瞧他们，就像他们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昆虫。我对他们说：
“我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他就藏在墓地里。在一个墓穴里或者在掘墓人的小屋里。”
我这完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