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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权的同路人。他做出高姿态：任何国家没有得到该国共产党高层的允许，不得上演《脏手》。他说到做到，许多国家都一一接到他的禁令，前后禁止十年。直到苏军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此剧才开禁。
造成这么大、这么久的误会，主要因为人们把《脏手》视为政治剧，而且是带有反共色彩的政治剧，萨特怎么解释也没用。时过境迁，凭心而论，《脏手》不是政治剧，而是以政党内部政治斗争为背景的伦理悲剧。其主题确是受到重大政治事件启示后的再创作，以下三方面值得一提：一、托洛茨基一九四○年五月在墨西哥被斯大林派的特务暗杀，折射到剧本，变成针对贺德雷的谋杀计划，贺德雷秘书雨果的原型，是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一个熟人，他曾受命混到托洛茨基身边成为秘书，在一所戒备森严的住所服务多年也无从下手。根据这个原型，萨特创造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雨果，他真心诚意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投入革命，但很难适应，面对全心全意为完成既定目标的一位领导人。却很难下决心完成更高领导交给他的任务——暗杀另一位领导人。参见《势在必然》第二一○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六三年。二、法国政客雅克·多里奥（1888—1945）事件——一九六四年萨特接见《辩证理性批判》的意大利文译者卡鲁索时指出：“多里奥主张共产党跟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社会党前身）接近，为此他被开除出党，一年之后，为了避免法国沦为法西斯，并根据苏联的具体指示，法共走上了多里奥指出的道路，但从来没有承认多里奥是正确的，而党从此却奠定了人民阵线的基础。使我感兴趣的是，在某个时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存在的辩证需求。”多里奥事件折射到剧中变成贺德雷是否出卖无产阶级利益，党的高层认为他是投靠社会党的叛徒，因此通过路易和奥尔嘉派雨果潜入贺德雷身边，乘机将其暗杀。三、研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萨特自认为，在列宁著作的研究者中，他是第一位论述政治现实主义的。在《脏手》中，贺德雷就依据这种政治现实主义说服雨果，使他明白党与匈牙利国家元首及卡尔斯基谈判是正确的。剧本以此为主题展开讨论“自由”与“手段”的复杂关系，即伦理与选择的关系。革命政治家贺德雷认为在政治形势所迫之下，可以赞同马基雅弗利的名言：只要目的是好的，可以不择手段，哪怕暗杀党内异己。他说：“原则上我不反对政治暗杀，所有的政党都搞这一手。”至于说谎，更不在话下，贺德雷指出：“必要时我会说谎。”《脏手》第二○二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四三年。
由此看出，萨特存在哲学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即他的自由哲学已让位于解放哲学。就是说，由简单处境过渡到复杂处境，其特征是，政治前景的考量迫使伦理规范让道：落实到《脏手》的社会背景下便是上述的冷战开始和法共部长们从拉马迪埃政府出局。
三四年同路人太辛苦，虽有文哲建树开道
萨特在走出革命民主联盟的政治误区之后，进入相对沉默和反思时期，虽然决心不再组建或参加政党，但他的政治理念、思想方法、行为方式、文化构思、社会设计并没有改变。他有选择地应邀为他人写序，数量之多、影响之大，连他自己也颇为吃惊，曾自嘲道：“将来词典上出现一个条目：让—保尔·萨特，二十世纪著名的作序家。”只要细读这些序言，可以发现他依然如故。仅举一例，他在为纳塔利·萨洛特《一个陌生人的肖像》作序时指出，萨洛特是个真诚的作家，影射莫里亚克在上帝的名义下真诚作弊。除此之外，他还自我放逐式的旅游或闭门读书，正如西蒙娜·德·波伏瓦所说：“萨特几乎拒绝一切政治活动，潜心研究历史和经济，重读马克思。”《势在必然》第二一七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六三年。
第一部分：序突如其来的政治活动
惟一的一次政治活动是突如其来的：当法共党员昂里·马坦于一九五○年五月被捕并被判五年监禁，因为他发动了反对印度支那战争的政治行动。克洛德·鲁瓦等人请求萨特出面干预。他一口答应，马上在要求共和国总统特赦的请愿书上签名，并要求万桑·奥里奥尔总统接见。同时参与集体撰写《马坦事件》一书。最终，萨特于一九五二年一月在爱丽舍宫受到总统接见。
不料，无心插柳柳成荫，萨特的举动纯粹出于正义感，是孤立的行为，但博得处于困境的法共领导人的好感。结果，萨特又被形势拉回政治生活中去，其干预政治的程度比以往更加剧烈、更加深入。当时美国麦卡锡主义迫害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的阴风已吹到法国，借李微奇将军访问巴黎，法共发动示威游行表示抗议。当然遭到巴黎警察局根据贝洛局长禁令横加阻止。于是法共斗士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动员了二三万人“非法”上街游行，弄得当局非常狼狈。当晚法共书记雅克·杜克洛在他的汽车里被捕，消息传开震惊全国。罪名是他在汽车里用信鸽来指挥当天的非法游行，居然把他关押一个多月。其实他从外省回来，一个战友送了他几只鸽子一饱口福。
对当局这种卑鄙的闹剧，政治沉默两年的萨特义愤填膺，写下著名的《共产党人与和平》洋洋洒洒十五万言，登在《现代》一九五二年七月号上。情绪之激动、言辞之尖刻，把资产阶级反动派连同资产阶级文明骂个狗血喷头，其中针对贝洛局长武断“一个共党分子就是一个俄国士兵”的怪论，回敬道：“一个反共分子就是一条狗。”后来时间一长，人们忘记了这句话的针对性，某些反共右翼人士就骂萨特比共产党还共产党。萨特的偏激不仅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明的负面影响，而且彻底清算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烙印。主动忘却法共曾加在他头上的骂名：豺狼、黄鼠狼、鬣狗、蝰蛇、老鼠等，而投身共产党同路人的政治生涯长达四年之久。
萨特转向法共的契机是继他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武装干预朝鲜战争之后，又反对法国发动印度支那战争，并着重指出印支战争是“毫无用处的屠杀”。很快地应邀参加多次国际论坛，充分发挥了他的演说天才。比如他响应世界和平运动的号召，正式出席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二至十九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大会，见到来自中国、越南、日本、印度等世界各国的代表。一九五三年六月萨特得知美国人卢森堡夫妇因投共以叛国罪名义被判死刑，盛怒之下，发表《患狂犬病的动物》，第一次矛头直指美国政府，控诉美国盲目反共，滥杀无辜；谴责美军轰炸鸭绿江和全面推行麦卡锡主义，以致惊动联邦调查局。幸亏被誉为“西方第一号知识分子”的萨特是出于一时义愤所为，并非代表某个共党组织，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他的正义行为不断扩大他的声望，得到了更大的荣誉。他一再受邀出席柏林、赫尔辛基、维也纳世界和平运动大会，应邀一九五四年访问苏联，一九五五年访问中国，受到陈毅元帅接见。所到之处结识大量名人，诸如：爱伦堡、法捷耶夫、西蒙诺夫、布莱希特、卓别林、毕加索、海德格尔、卢卡奇、陶里亚蒂、莫拉维亚、西洛内、翁加雷蒂、卡洛·莱维、奈兹瓦尔。更与阿拉贡和爱尔莎·特里奥莱接触频繁。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他竟当上法苏协会副主席，其前身是苏联之友，与共产国际有很深的联系。最让人吃惊的是他对苏联不断的赞扬，似乎那边风景独好，仅举一例：“在苏联有完全的批评自由，苏联公民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中不断改善生存条件。”（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五日《解放报》）
萨特赞扬苏联人民享有民主和自由，是真心诚意的吗？按他一贯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应当说是真诚作弊：他最痛恨最反对真诚作弊，但他自己一生曾多次犯此毛病。这四年间，萨特名扬四海，声誉登峰造极，但他的真诚作弊也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仅举一例：一九五三年初莫斯科公开“白衣阴谋”事件，逮捕九名医生，其中七名犹太人，声称他们招认了一九四八年谋杀日丹诺夫以及阴谋危害某些高官。但几个月后便传出那是冤假错案，他们不仅无辜，而且受到严刑逼供，完全是斯大林主义国家机器一手制造的。萨特态度暧昧，终于被莫里亚克抓到了有力的把柄向他发难，义正辞严要求萨特公开表态。萨特陷于被动，非但自己避而不答或避重就轻，苍白无力，连《现代》同事战友都不得参与论战。他的霸道和傲慢使他付出沉重代价。最沉重的代价是失去多位杰出的合作者，继阿隆之后失去加缪，这次又失去艾田蒲、勒福尔、梅洛—蓬蒂。
先补充谈一下萨特与加缪从义兄友情到反目成仇。全世界同时喜欢萨特和加缪的读者几乎无不为他们的决裂感到惋惜，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作简要回顾：加缪首先在《阿尔及尔共和报》赞扬《恶心》和《墙》，作为回复，萨特在《南方手册》推荐《局外人》。他们第一次会面是在《苍蝇》总排演时，加缪走向前致意萨特，作自我介绍。从此来往频繁，萨特甚至正式请加缪担任《隔离审讯》的导演和惟一男演员，后因技术问题改变计划。加缪聘请萨特加盟《战斗报》，并派他去美国采访。投桃报李，萨特邀请加缪参加《现代》编辑委员会。他们一起出现在革命民主联盟组织的大会主席台上，更经常一起娱乐、一起吃饭、一起开玩笑，情如义兄弟。但他们的家庭出身、受教育的程度、文化背景、为人处世太不相同了，而他们从事的职业又太相同了。两人都是公认的小说家、戏剧家、思想家、杂文家、政论家、笔战家，而且都一样执著介入政治，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