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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来我们这里不是为了同情怜悯。而且，我认识你。我被捕的那天，我看见你在军营的院子里同法西斯分子在一起。”
我还想继续说下去，但突然之间不知是什么抓住了我，我忽然对这个医生的出现毫不感兴趣了。在平日，当我盯住一个人以后，我是绝不会放开他的。可是现在，我却连说话的愿望也丧失了；我耸耸肩，挪开我的眼睛。过了一小会儿，我抬起头来，那医生正带着好奇的神情在观察我。两个看守坐在一个草垫上。那个瘦高个子看守彼得罗在转动自己的两个拇指，另一个看守不时摇晃着自己的脑袋，以防打瞌睡。
“你要点灯吗？”彼得罗突然问医生。医生点头作肯定的表示。我想，他的智商大概跟一段木头同样多，但毫无疑问，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从他那双又蓝又冷的大眼睛来看，我觉得他之作恶造孽主要是因为缺乏头脑。彼得罗走了出去，很快就端着一盏煤油灯回来了，他把灯放在长凳的一角。灯光昏暗，总比没有好，昨天夜晚，他们就是让我们在黑暗中度过的。油灯在地下室的顶板上形成一个圆形的光圈，对它，我凝视良久，心醉神迷。一会儿，我突然清醒过来，那光圈消失了，我觉得自己被一沉甸甸的大物压在下面，这大物既非死亡的概念也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无以名状的东西。我的两颊像火一样在燎烧，我的脑袋也在疼痛。
我晃动晃动身躯，打量我的两个同伴。汤姆两手抱着头，我只看得见他白胖白胖的颈项。小家伙余安的样子更是可怜，他张着嘴，两只鼻孔也在发抖。医生走到他身边，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好像要安慰他，但他的眼睛仍是冷酷的神情。接着，我看见这个比利时人的手偷偷地沿着余安的手臂摸下去，直到他的手腕。余安任他这样做，毫无反应。比利时人用三个指头捏着余安的手腕，脸上带着心不在焉的神情，不时，他稍为后退一点，略事转动身躯，用背对着我，挡住我的视线。但我身往后仰，就看见了他掏出他的表来，一边计时，一边紧捏着小家伙的手腕不放。过了一会儿，他松开手指，让余安那毫无生气的手掉了下来，他走了开去，靠着墙壁坐下来，然后，仿佛突然想起了某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必须马上记录下来以备忘那样，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记事本，在上面记了几行字。“这个卑鄙的家伙，”我愤怒地想，“只要他来按我的脉，我就要给他狗脸上一拳。”
他没有到我跟前来。但我感觉得到他在注意我。我抬起头来，也瞧着他。他用一种平淡的语气对我说：
“你没有发觉，这里，大家都冷得在打哆嗦吗？”
他的样子好像感到很冷，他的皮肤变成了紫色。
“我不冷。”我回答他说。
他仍然继续注视着我，带着冷酷的眼光。突然，我明白了，我用手去摸自己的脸，我发觉自己已被汗水湿透。在此地下室，正值严寒季节，冷空气不断流通，而我却在出汗。我把手指插进我的头发，由于出汗，头发已黏结得像毛毡；这时，我又发觉，衬衫也湿了，扒附在我的皮肤上：原来我出汗至少已有一个钟头之久，而我却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但这却逃不过这个比利时猪猡的注意；他早就看见汗珠在我脸上滚动，他一定这样想过：这是准病理的精神恐惧状的表征，同时他一定觉得自己是处于正常状态并为此而感到骄傲，因为他感觉到冷，他没有出汗。我真想站起来，走过去把他的狗脸打得稀巴烂，但是，我刚动了一下身子，我的羞恼与愤怒就消散了；我又颓然在长凳上坐下，心里无情无绪，一片漠然。
我只满足于用手帕揉擦我的脖子，因为现在我感到汗珠从头发里流到了颈项，使我觉得很不舒服。不多久，我就放弃了揉擦，擦也没有用，我的手帕早已经拧得出水来了，我仍然在不断流汗。甚至屁股上也流汗，我湿透了的裤子已粘在板凳上。
小家伙余安突然开腔说话：
“你是医生吗？”
“是的。”比利时人回答。
“是不是痛苦……要很长时间？”
“哦！在……的时候吗？不，不，很快就会完的。”比利时用一种慈父般的声调这么说。
他那神情就像在安慰一个付了就诊费的病人。
“但是，我……我听别人说……经常要发射两次排枪。”
“有时的确要打两次，”比利时人点点头说，“第一次排枪可能没有命中要害。”
“那么他们要重新上子弹，再瞄准一次吗？”
小家伙考虑了一下，又用沙哑的声音加上一句：
“这可很费时间！”
他非常害怕咽气时的痛苦，他一心只想这件事，这在他那样的年纪，是很自然的。我却对死想得不多，我的汗流不止，并不是因为对咽气时的痛苦心怀恐惧。
第三部分：墙生活在噩梦里
我站了起来，一直走到那堆炭屑旁。汤姆吓得一跳，他向我投射了憎恨的一眼，因为我的鞋子发出嘎嘎声，惹得他发了火。我心里捉摸着，自己是不是也像他那样已经面无人色了，我看见他也在流汗。天空美极了，没有任何光线射进我们这个阴暗的角落，我只要抬起头来，就可以看得见大熊星。但是，此时此地，我的感受与前几天完全不同了：前天，我从总主教府的那个地牢里，也可以望见一大片天空，那一天的每个时辰都唤起我不同的回忆。清晨，天空一片寒凛的淡蓝，使我想起大西洋之滨的海滩；中午，我望见太阳，就想起塞维尔的一个酒吧间，在那里我一边喝白葡萄酒，一边吃鱼与橄榄；下午，我被笼罩在太阳的阴影下，这时我就想起被深沉阴影笼罩着的半个竞技场，而另外半个竞技场却在阳光下明媚灿烂；像这样从头顶上的天空来想见世界各地，的确令人难过。而现在，我仰望天空，愿意望多久就可以望多久，天空已不再勾引起我的任何回忆。我宁愿如此。我又走回去，靠近汤姆坐下。一大段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汤姆低声说起话来，他经常需要说话，他不说话，就理不清自己的思绪。我想，此时他是在对我说，可他并没有瞧着我。毫无疑问，他是害怕看见我这副面无人色、汗流不止的样子，我们俩人一模一样，彼此可以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形象，比两面镜子更糟。他瞧着比利时人，那个活着的人。
“你明白吗？你，”他说，“我，我搞不明白。”
我也低声说起话来，我也望着比利时人。
“怎么，有什么事？”
“我们马上就会碰见我也弄不明白的事。”
在汤姆周围发出一股特别的气味。我觉得我的嗅觉这时对气味比往常更为敏感，我冷笑着说：
“你马上就会明白的。”
“这事不大清楚，”他固执地说，“我倒很想鼓起勇气，但至少得让我知道……你说，先要把我们带到院子里，是吧，接着他们就在我们面前排成一行。他们有多少人呢？”
“我不知道。总有五个或者八个吧，不会更多了。”
“好的。就算他们有八个，头头会对他们喊一声：瞄准，我就看见有八个枪口对着我。我想，到那时我一定想往墙里钻，我会使尽全身的力气用背脊去钻那道墙，墙顶着我，我钻不进去，就像在噩梦中那样。所有一切，我都想像得出来。啊，你真不知道我多么能想像所有的这一切。”
“得啦！”我对他说，“我也想像得出。”
“那一定很遭罪。你知道，他们专瞄准眼睛和嘴巴，把面孔打得稀巴烂，”他恶意地这么说，“我现在就已经感觉到那些伤口了；一个钟头以来，我的脑袋和脖子都感到疼痛，这并不是真正的疼；但比真疼更糟，这是我将在明天早晨遭受的疼痛。可在那之后又怎么样呢？”
我很理解他想说的是什么，但我装出不理解的样子。至于那种挨枪子的痛楚，我也感觉到了，在我的身体里，仿佛有那么一簇小伤口在隐隐发疼。这种感觉，我很不习惯，但是我和他一样，不把这看得很重。
“在那之后，”我狠狠地这么说，“你就入土呗。”
他开始一个人自言自语了，但眼睛始终盯着比利时人。比利时人好像没有在听。我知道这家伙到这里来是要干什么，我们想什么，他不感兴趣，他来是为了观察我们的身体，我们活生生被死折磨的身体。
“这就真像在噩梦里一样，”汤姆说，“你想思索点什么，你什么时候都觉得就要达到目的了，就可以进行理解了，但思绪一下又溜走了，你再也找不到它，它丢失了。我对自己说，在那之后万事皆空。但我竟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有好些次，我几乎能够理解了……但思绪又再次丢失，我于是又重新开始去想疼痛，去想子弹，去想放枪声。我是个唯物主义者，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发誓：我绝不会神经失常。但是也有不正常的情况。我竟看见了自己的尸体。这本来不是不可能的，但是，看见我的尸体的，却是我自己，是我自己的眼睛。看来，我必须做到再进行思索，思索在那之后我再看不见任何东西，也听不见任何东西，而世界仍然为活着的人们继续存在。巴普罗，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思索这个。你可以相信我，我过去也曾彻夜不眠等待着某件事的发生。但是，现在这件事完全不同，它突如其来，我们没法事前有所准备。”
“闭嘴，”我对他说，“你要我叫一个神父来听你的忏悔？”
他不答话。我已经注意到他渐渐在用一种毫无表情的声音自居为预言家在说话，并把我称为巴普罗。我很不喜欢这样，但是，看来爱尔兰人皆都如此。我模模糊糊觉得他身上发出了尿臭。实际上我对汤姆一直并无好感，我也看不出为什么仅仅由于我们将一道去死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