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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此事件上，说到底，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主要区别在于，吉罗派代表“怯弱的法国”，戴高乐派代表“革命的法国”，并高明地指出，美国舆论导向一贯，尤其自一九四三年初，揭露位于摩洛哥战俘营的真相和阿尔及利亚维护反犹法律，所以吉罗派不能真正代表法国。萨特的观点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既旗帜鲜明支持了戴高乐将军，又让美国政府换回了面子，并讨好了美国的民主媒体《罗斯福总统向法国记者表示他热爱我们的国家》，载《费加罗报》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一至十二日。。可见，萨特的报道鹤立鸡群，名震西方。
二、战后最早揭露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和种族歧视。萨特访美除正式身份外，还是著名作家哲学家，他最早向法国推荐福克纳、多斯·帕索斯和吴尔芙，而且推崇备至。所以，美官方虽然严密监视法国记者团，对萨特却网开一面，应他要求，专门为他个人安排采访。他选择去德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很快惊讶地发现：这两州某些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比任何地方都严重。同时发现了黑人问题和种族不平等问题：“一九四五年那里的种族压迫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片平等和自由的土地上却生活着一千三百万贱民……他们自称是‘三等公民’，他们是黑人。在南方到处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我耳闻目睹的黑人问题》，载《费加罗报》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六日。这些与众不同的报道，立即引起了法国乃至西方左派媒体的高度赞赏。总之，萨特的美国深度之旅，是他社会政治生活的转折点：从反对排犹主义到反对一切种族歧视，从同情劳苦大众到反抗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剥削到支持一切受压迫受剥削的弱势阶层和团体，从此一往无前，义无反顾。
巴黎解放，百废待兴，百事待举。萨特所在的法国作家联盟忙于清理阶级队伍，清除合作分子、亲德分子、变节分子，主力是以阿拉贡为首的法共和亲共作家，莫里亚克也积极参加清除右翼作家中的亲德分子。最厉害的是《海的沉默》的作者韦科尔和诗人出版家塞盖斯，他们甚至提出惩治加利马出版社。萨特则比较温和，对这种旷日持久的清洗不感兴趣，只应付二次会议，没有表态就不闻不问了。他的精力主要放在解放思想、创新意识形态、干预时政和建立新的介入文学，面向青年学士、培养新的文学人才。为此目的，必须建立自己的思想宣传阵地。在加利马的支持下，决定创建以文学和时政为主的综合性月刊《现代》，由萨特任主编，阿隆、波朗、奥利维埃、梅洛—蓬蒂、德·波伏瓦任编委。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现代》创刊，令人耳目一新，风风火火，一时间成为文学和时政焦点的集散地，独领风骚许多年。风头过后，风景一年不如一年，至今仍存，但是很少有人问津了。
也许萨特太急于标新立异，在大众还未弄清他的哲学思想之前，就急于左右开弓树对立面了，总之，他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对手们首先拿一九四五年同时出版的《不惑之年》和《缓期执行》开刀。不巧的是《不惑之年》的情节围绕堕胎展开。法国是天主教国家，四十年代，堕胎绝对是非法的。更有甚者，马蒂厄是中学教师，应该为人师表，却缺德透顶，把玛赛尔肚子弄大的同时暗地里爱上另一个姑娘。非但不跟玛赛尔结婚，还硬让她做人工流产。玛赛尔逆来顺受，同意堕胎。马蒂厄暗自高兴，却凑不出巨款支付地下医生，于是去偷。当时，堕胎和偷窃正是法国人认为最不人道且最下流的事情。不怀好意的评论家，笔锋一转，暗示马蒂厄就是萨特本人，因为他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不结婚就同居，并搞其他情人。一时间，谣言四起，这哪里是讨论文学，太没有水平了，可当时确是如此。
不能说萨特没有思想准备，《不惑之年》在战前就被伪政权以“有伤风化”为由禁止出版过，加上战后的萨特已不再相信个人绝对自由了。所以他加速完成了《缓期执行》，借以表明，一九三八年九月慕尼黑协定之后，个体像单子似的生活在封闭的小圈子里完全不可能了。《不惑之年》主人公马蒂厄和其他个体在《缓期执行》中若隐若现地游离在浮动的群体中，根本不显眼了，整个舞台都被与战争狂澜有关的人与事占据了。个体微不足道了，完全融入自己选择的群体中了。作者以为内容够积极的了。
但舆论根本不买账，逼他回答。其实不难回答，只要说，小说是一种艺术，人物是虚构的个体，想像出来的，不是作者本人。即便主人公融会作者某些人生体验，那也是作者对自己的剖析和批判。比如说，马蒂厄的怯懦、颓丧、情色、恐惧都反映作者内心的展露，但情节完全是想像的。况且是第三人称，即便是第一人称，普鲁斯特早就讲过，作者在小说中必然是另一个“我”，不是同一个“我”。这个真理，萨特不仅懂，而且就是这样做的，对他来说太小儿科了。可是他偏不这么讲，偏偏挑战性地回答：“马蒂厄错就错在没有真正与玛赛尔订终身。倒不是因为他没有娶她，在我看来，婚姻是一纸无关紧要的契约，只是订终身的社会形式。而是因为他明明知道他俩的关系不是真正两心相悦……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又虚又假的。”《答克里斯蒂昂·格里佐利》，《出版物月刊》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这还了得，此言一出，引来一片谴责声，认为萨特的道德人格出了问题，他与丑恶和猥亵同流合污。但有许许多多的人听进去了，尤其那些不满资产阶级传统婚姻的人，嘴上笔下暂时不表态，但心中对萨特很佩服。
第一部分：序萨特文学创作进入鼎盛期
其实，反对萨特的人借《不惑之年》来攻击萨特存在哲学，因为这涉及到指导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大问题。法共乃至苏共对他进行大批判，称他的哲学为“静观哲学”、“奢侈哲学”、“资产者哲学”；天主教派也不甘落后，谴责他“突显人类丑行”、“处处表露不正经的东西，令人厌恶的东西”、“是悲观主义的”。一言以蔽之，贬斥为“存在主义”，涵盖好死不如赖活的哲理。萨特反其道而行之，正面阐明自己的观点，指出：“存在主义？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的哲学是一种存在哲学。”居然敢于接受红极一时的“当今讲坛”邀请做讲座，索性取题《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以示应战。海报一出，震惊巴黎，人们愤怒了：“恬不知耻！不可容忍！”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左右两派蜂拥而至，挤得街区水泄不通。面对满满当当的闹场听众，萨特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和勇敢：口才之雄辩、思想之独特、构思之新异、言词之新颖，居然镇住了满怀敌意的听众。更令人称奇的是，他空手而来，没有只言片字讲稿，却讲得那么令人信服。一直等他讲完，那些冲击会议的人才想起他们的任务，这才大喊大叫，砸椅子敲设备，把会场弄得狼狈不堪。第二天媒体反响可以想见：听众太多，会场太热太乱，倒彩声不绝于耳，人群推推拉拉，衣服扯破了，有人挤伤了、晕倒了，救护车来来往往。各种说法真真假假，顿时把萨特炒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形成真正的萨特热。
为了匡正视听，萨特同意把即兴演讲整理发表，标题仍是《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应当指出的是，这篇文章的针对性、自辩性很强。面对水平参差不齐的读者，萨特不得不通俗地讲他的存在哲学，所以难免有些简单化、概念化、庸俗化。但作者得到了始料未及的好处，即他的哲学从书斋走向大众，很快得以普及。战后整个西方信仰危机严重，这本通俗读物恰似久旱的及时雨，正符合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的需要，很容易被接受。一时间被译成各种文字，销量达几十万册，创造哲学著作畅销之最，以至于萨特的存在主义成为整个西方的时髦哲学思潮。从此，萨特成为一个坐标，标示了埋葬法国文学的某些传统，标示了西方国家的思想融合，也标示了萨特本人的转变：从个体转向集体，从个体存在转向集体存在。
萨特文学创作进入鼎盛期，自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不到四年中发表四十多种作品，包括文学、哲学、政治、时政、美学、伦理、音乐、造型艺术等；就拿文学来讲，包括小说、戏剧、批评、杂文、电影脚本、歌词等，继续主持《现代》，并应邀出访欧美许多国家，到处演讲，接待记者采访、电台广播。有人说“萨特有五个脑袋”。更有甚者，只要他发表什么，立即就被国外抢去译成几种十几种文字。一时间，萨特腰缠万贯，到处花钱和施舍。萨特存在主义的传播达到顶峰，他也成了西方屈指可数的名人。《周六晚报》惊呼：“萨特自我出口，其名声盖过戴高乐。”
确实战后萨特逐渐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从文学理论上系统地提出介入文学，在创作上也转向和贴近大众的生活。特别明显的是，他积极主动介入意识形态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人称他是意识形态各条战线的“守夜者”和敢为天下先的政治思想探索者。可是树敌也越来越多，交恶最深最久的是法共总书记多列士，此公诬陷尼赞为“内务部派出的癞皮狗”和“第五纵队的特务”后不久一直躲在莫斯科，这回突然跑回来登上了副总理的宝座，公开执行斯大林主义。萨特向法共发难了，突破口是他最熟悉的文学，于是隆重推出《什么是文学》矛头主要指向苏共法共的文艺理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现在有人问，作家为了接近大众，是否应该为共产党（指苏共法共）服务，我的回答是——不：斯大林式共产主义的政治是与诚实操作文学职业不相容的。”《什么是文学》第三○七至三○八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四七年。这部著名的文学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