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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领导，米塞斯是“绝对理想的人物，他能够体谅下属，除了他自己当时正在从事的研究之外，他时刻准备与我探讨任何经济学问题……几个月后，有一件比较困难、要承担责任但也有很大好处的工作要有人做，他交给了我。于是，我就必须跟银行董事长、财政部长之类的人物平起平坐，找他们去商量。他们跟我这样的年轻人打交道，让他们有失身份。但是，一旦米塞斯坚信我能胜任这项工作，就完全不管成规或尊卑了”⑤。
在哈耶克的学术发展历程中，米塞斯扮演了重要角色。米塞斯把哈耶克推荐给纽约大学的扬克斯教授。如果没有米塞斯协助（包括给他涨工资），哈耶克恐怕去不了美国，也不可能继续呆在一个与学院经济学靠得很近的经济学专业领域上。而比这些实际生活中的帮助更重要的是米塞斯对哈耶克思想上的启发。哈耶克与米塞斯的交流和参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对于哈耶克的思想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哈耶克拿到法律学位后，跟他的同学、后来成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的Ｊ．赫伯特·冯·费尔特一起，组织了一个讨论小组———Ｇｅｉｓｔｋｒｅｉｓ（“思想”或“精神团体”，也许最恰当的译法是“精神兄弟会”），成员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小组每月聚会一次进行讨论。
讨论小组的成员包括马克斯·明茨，后来到美国成为历史学家；埃里克·弗格林，政治哲学家，执教于维也纳大学，后来也到了美国；阿尔弗莱德·舒茨，社会学家、哲学家；瓦尔特·弗勒里希，历史学家，律师，后来成为马奎特大学教授；费利克斯·考夫曼，哲学家，法学家，后来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新校。还有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成为经济学家，后来出任维也纳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奥兹卡·莫尔根斯泰因，经济学家，博弈论先驱，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弗里茨·马赫卢普；弗里德里希·恩格尔…雅诺西，历史学家。哈贝尔勒和马赫卢普后来都曾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在不同时间曾经参加的则有艺术史家奥托·贝内施和约哈内兹·韦尔德，音乐理论家和律师埃马尼尔·温特尔尼茨，心理分析学家罗贝尔特·韦尔德尔。讨论小组中的不少人也是米塞斯讨论会的成员，有的一开始就是，有的则是后来加入的。
研究奥地利经济学的专家埃阿蕾娜·克拉维尔曾经拿这个讨论小组与米塞斯的研讨会作过比较，她说，尽管“米塞斯的研讨会与哈耶克、费尔特创建的讨论小组成员上有不少重合，不过，后者更能满足那些具有更广泛兴趣的学者们的需求”⑥。费尔特保存着一份讨论课题计划表，从中可以看出，讨论小组十来年讨论过的题目非常广泛。他们曾经专门讨论过文学、文学中的人物、绘画、音乐史、通史和政治哲学。根据经济学家斯蒂芬·伯姆对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维也纳知识史的研究，讨论小组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进行讨论的群体，最重要的任务是捍卫思想自由的理想，他们（费尔特和哈耶克）认识到，这种自由在他们所参加的奥特马尔·斯潘的研讨课上经常受到践踏。与米塞斯的研讨会截然不同，这个讨论组特别强调要提交精心阐述、准备充分的论文，这里的惯例是，发言者通常不谈论自己专业领域的话题”⑦。
历史学家恩格尔·雅诺西在他的自传中谈到了这个讨论组。他说，由于哈耶克和费尔特对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家斯潘不满，才搞起了这个讨论组。哈耶克主要是费尔特试图囊括各个学科的年轻人，而不仅仅是经济学家。
哈耶克形容讨论组是个“年轻人组成的研讨群体。米塞斯跟这个小组没有任何关系”⑧。小组的讨论是在私人家中举行。“一家一家轮流作东———一般是在晚餐后。我记得我们一般只供应一些三明治和茶。大家围坐一圈，有时围着一张桌子。经常来参加的人不到一打，也就是说１０位、１１位。”由于“当时的社会传统”，这个小组一水儿全是男性。考夫曼同时还是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圈子中的一员，这使该讨论组成员也能“了解那儿的动向”⑨。由于排斥女性，年轻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玛塔·斯特菲·布洛内曾用贬义的口吻谈到过个讨论组。
１９２３年初，哈耶克从维也纳大学获得了第二学位，随后在３月他去了美国。这个学位是大学新设立的政治学专业学位。他的学位论文彻底追溯了经济品的价值，这让维塞尔很恼怒。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第５章 米塞斯（2）
１９２４年５月自美国回国之前，哈耶克在思想上并没有受到米塞斯多大影响，但在这之后，他开始参加米塞斯的研讨会，并受到了较大影响。从１９２１年１０月他到米塞斯手下工作，到１９２３年３月他去美国之前，哈耶克仍然在大学学习，是维塞尔的学生。
哈耶克评论说，后来米塞斯成为他的思想发展的“主要领路人”，他的学术兴趣“受到他的很大影响：对货币和工业波动的影响，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兴趣，都是在他（米塞斯）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11｝。米塞斯影响过哈耶克的另一个领域是他的哲学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强调终极的知识源于内心。在这方面，哈耶克也受过维塞尔的影响。维塞尔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种看法，而哈耶克在其早年基本上都信奉这种认识论，维塞尔说：“我们只能从外部观察自然现象，但我们却可以从内部观察我们自己。理论经济学家没有必要为缺乏自然科学中精确的观察工具而绝望。包括经济学理论在内的实践科学，可以做得更好。经济学理论不用费劲用一长串推导去证明一个规律。在这些学科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听到发自内心的、绝不会出错的声音所传达的规律。”｛12｝米塞斯也说过：“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的了解，是以我们自己熟悉的行为范畴为依据的，我们除了要理解他人的作为之外，还需要借助某种自我观察和内省的过程。如果我们不怀疑我们所感受到的事实，我们就更不应该怀疑这种内省的洞察力。”｛13｝
米塞斯在别的一些领域也对哈耶克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下面一些领域：
研究方法
我的著作（指《社会主义》）是一次科学的探索，而不是为政治而争论。我分析了最基本的问题，而尽可能不受当今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影响。｛14｝
态度与纲领
大多数人确实没有能力跟上思考的艰难脚步，无论什么样的学校教育，都无助于那些连最简单的命题都不能透彻理解的人去理解复杂的命题。但恰恰因为他们不可能自己进行思考，所以群众总是追随我们称之为受教育者的人民的领袖们。只要争取到这些人，我们就胜券在握了。｛15｝
最主要的社会主义者都是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骨干是他们，而不是群众。｛16｝
哲学
文明开化的人类是会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还是可以避免这场大灾难，是一个应该为命中注定在未来几十年中将行动起来的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因为决定这一命运的，正是他们的行动背后的观念。｛17｝
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只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能够打败全权计划体制的观念。如果我们打败了全权计划体制的观念，如果人们终于认识到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的必要性，那么，全权计划体制就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18｝
米塞斯在其巨著《人的行为》？鄢（１９４９）一书中列举出了他认为错误的经济命题之后，说，“对这些错误看法，因应之道只有一条：持之以恒地寻求真理”｛19｝。
米塞斯的所有著作中，对哈耶克产生过最大影响的，当属１９２２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一书。有人曾问哈耶克，哪些书对他影响最大，哈耶克回答说：“无疑有两本书，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和米塞斯的《社会主义》。”｛20｝１９７８年，哈耶克在为新版《社会主义》撰写的前言中写道：
《社会主义》第一版出版时，其冲击力是深远的。它逐渐但又从根本上改变了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返大学校园的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世界观。我很清楚这一点，因为我就是这样的青年人。
我们当时觉得，生养我们的文明已经崩溃了。我们决心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是这种重新构造社会的愿望，使我们中的很多人去研究经济学。社会主义许诺会满足我们对一个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的期望。就在这时候，这本书问世了。我们的希望被击碎了。《社会主义》告诉我们，我们所期望的改革完全是搞错了方向……
我见到这本书的时候非常惊讶。因为据我所知，他（米塞斯）几乎没有空余时间去搞学术研究。｛21｝
在遇到米塞斯后，哈耶克的世界观并没有立刻就从费边社的社会主义立场转向自由市场立场。转变是一个费时几年的过程，甚至到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哈耶克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的看法，仍然要比他后来给予了更多的肯定。
对于米塞斯对哈耶克专业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人们有所争论。哈耶克自己曾经说过，他到米塞斯手下工作的时候，米塞斯就以反对通货膨胀著称。如前所述，哈耶克曾强调指出，他见到米塞斯时，已经是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了，但我是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另一个分支受到训练的，他逐渐地把我拉了过去，但一直没有完全拉过去”｛22｝。在去纽约之前，哈耶克在米塞斯手下工作了大约１６个月，这期间，哈耶克基本上是在维塞尔的指导下撰写学位论文的。哈耶克也说过，他是在纽约研究货币政策和产业波动期间发展出了自己对商业周期理论的看法。哈耶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