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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那段时间，两人的私人关系并不像人们有时想象的那样密切。他们不在一个系，而同处一系，是学者们彼此熟稔的最佳途径。他们之间更多地是友好的志同道合者，而不是私人关系密切的朋友或同事。弗里德曼回忆说，两家人“不时互相串门”⑥，海伦娜和罗丝·弗里德曼偶尔会一同散步。论起私人关系，哈耶克跟凯恩斯更亲密，跟弗里德曼的关系反而更一般，跟他与旁人的关系差不多⑦。
弗里德曼早年的学生、后来的同事，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加里·贝克尔曾这样描述过弗里德曼：
米尔顿·弗里德曼于１９４６年来到芝加哥大学，一直呆到１９７７年。显然，他对经济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这个系完全可以说是整个经济学界最有创新精神、最活跃的。他巩固并扩大了芝加哥学派的声望……经济系日益明显地体现了他的研究思路和学术兴趣。这包括真诚地追求真理，尊重市场和自由企业，坦诚直率地展开讨论，非常热心于说服异教徒皈依自己的学说。而最重要的一条则是坚信，经济学分析是解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强大工具。
在执教芝加哥大学的大多数时间，他都会为经济学系的所有研究生开设一个小班，连续讲授两个学期的价格理论。弗里德曼的这门课是最棒的。他对该理论的阐述清晰、系统、逻辑严密。他也给出了大量图解，举了很多实例。这些实例有助于学生吸收弗里德曼的见识。
弗里德曼大胆地与学生交换意见。他欢迎学生提问，并会复述这些问题，当然比那些正在拼命思考的学生清晰得多，然后他通常会向学生阐明，为什么他们的思想会出现混乱。有些学生会觉得，上他的课太紧张了，他提出的要求过高，他对学生提问的评论太直率，他发的书面材料也太难理解。但大多数学生都觉得，弗里德曼的方法令他们大开眼界，他们愿意聆听他那精彩的见解。⑧
贝克尔还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曾请哈耶克阅读一篇论述经济分析和政治选择的论文手稿，但哈耶克拒绝了，因为他从来不读手写的草稿。⑨
根据贝克尔的记述，哈耶克并没有参与过设在芝加哥大学的货币与银行研究室的活动，弗里德曼对该研究室发挥了重要影响。盖尔·约翰逊校长回忆说，５０年代，经济系没有几个学生对哈耶克感兴趣。弗里德曼也说：“谈到哈耶克对芝加哥大学的影响，除了对我这样参加过他的讨论课、并与他有来往的人，他对经济系没有产生什么影响。”⑩
大概由于不在一个系，所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除了在教学活动之外的社会活动中有工作上的联系之外，并没有发展出比较密切的工作关系。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十几年中，曾应邀去过哈佛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欧洲；而弗里德曼则曾有一年时间周游世界，又有一年时间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工作。自参加过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后，一直到１９５７年，他都没有再参加过朝圣山学社的会议。
弗里德曼夫妇的回忆录强化了一种看法，不管是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在私人交往方面，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密切。在弗里德曼的学术生涯中，有十几个人跟他的关系，都比他与哈耶克的关系密切。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弗里德曼开始较多地参与朝圣山学社事务，而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建立之后，他们两人都担任该协会刊物《新个人主义评论》的编辑顾问委员会委员，这拉近了他们两人的私人关系。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１年的朝圣山学社会议对于学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两次会议决定了学社发展的方向，而在这两次会议上，弗里德曼始终坚定地支持哈耶克。１９６３年，弗里德曼当选为学社秘书，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２年则担任学社主席。
有人曾问过弗里德曼一个问题：“你怎样看哈耶克这个人？”弗里德曼回答说：
答：哈耶克的性格非常复杂。他绝不是一个容易了解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非常爽直，但与此同时，我想说，他又非常孤僻。他不喜欢别人批评，但他从来不会显出不喜欢批评的样子。我发现，面对批评，他的态度好象是说：啊，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现在我很忙，但我以后会向你写信详尽解释。当然，他才不会再写信呢。？穴大笑？雪
问：你是说他是个傲慢的人？
答：啊，是的，毫无疑问，他是个傲慢的人……他对自己的观点非常自信。｛11｝
尽管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思想基本未受哈耶克影响，不过在自传中，弗里德曼是这样说的：他“对公共政策和政治哲学的兴趣要追溯到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之前。后来跟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和朋友们的私下讨论，激发了我更大的兴趣，而在读过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具有强大冲击力的《通往奴役之路》之后，在１９４７年参加了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以及在哈耶克１９５０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我与他进行过讨论之后，我的立场更坚定了”｛12｝。１９７６年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致辞《通货膨胀与失业》中，弗里德曼讲到，“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其后果是，市场价格体系协调经济活动的效率降低了。而哈耶克曾精辟地强调指出的，价格体系的根本功能就是集中地、高效地、并以很低成本传递经济主体所需要的信息”｛13｝。
哈耶克晚年获得了声望，而弗里德曼比他还要出名。自６０年代以来，除了英国，弗里德曼逐渐被公认为是当世最杰出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与此相反，经济学史专家布莱恩·麦考米克则写道，“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穴哈耶克？雪从来未能主宰思想舞台，他总是被弗里德曼的阴影遮住”｛14｝。哈耶克最后一任秘书、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夏洛蒂·库比特也回忆道，哈耶克在１９８５年曾说过“弗里德曼大概已经得到自己应有的地位了。”｛15｝哈耶克去世后，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在讣告中说，“７０年代上半叶，大概是哈耶克一生的最低谷……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崛起，开始让哈耶克重新获得了声望”｛16｝。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在自由至上主义思想诞生、形成的过程中，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哈耶克最大的贡献在于其社会哲学。他比任何人都更强调自发秩序、知识分工、及价格在克服这种分工中的决定性作用。弗里德曼在谈到作为货币理论家的哈耶克时说：“说实在话，他搞的那方面的研究都不着边际。”｛17｝哈耶克自己也谈过这些研究，在凯恩斯去世后他曾说：“我只是附带地研究研究经济学。”｛18｝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4章 弗里德曼（2）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方法论思想上也有区别。１９８５年，哈耶克曾与人说过下面一段话：
问：芝加哥学派———你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他们是否受到你的影响？
答：西蒙斯本来最有希望，他的去世实在是场灾难。其它人，从方法论上看，他们实际上都是宏观经济学家，而不是微观经济学家。他们中间，斯蒂格勒是程度最轻的，而弗里德曼则是最严重的。这始终是困扰我的难题。米尔顿和我在几乎所有问题上的看法一致，只有货币政策是个例外。但这一问题的分歧却给朝圣山学社带来了棘手的难题，学社一直面临着分裂为弗里德曼派和哈耶克派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结局，我努力避免讨论货币理论问题。
现在，经济学界所有人，从方法论上看，都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们使用的资料都来自威斯利·克莱尔·米歇尔创办的全国经济研究局。他们相信，经济现象可以作为一种宏观现象进行解释，你可以在总量或平均数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观察资料是正确的，也未必就存在？穴经验上的？雪关联。很有可能，事实上我也可以用历史事实证明，每一次的通货膨胀都会以崩溃而终结。但历史证据并不能证明这种结果是必然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其原因只能用微观分析而不能用宏观分析来解释。米尔顿·弗里德曼对这些问题不屑一顾。当然，跟斯蒂格勒，你还可以讨论这些问题。他乐意面对这个问题。
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位，也可能是最有天赋的一位，是贝克尔。就理论而言，他也是更深刻一些的思想家。但弗里德曼在系里说话更有分量。他对大部分问题，对一般的市场问题的看法是健全的。我希望他站到我这边。我不想让弗里德曼的人离开朝圣山学社。不过，我应该补充一句，你知道，我应该补充一句，我一直在公开地讲，我感到最遗憾的一件事，是没有回头再去批评凯恩斯？穴的《通论》？雪。其实，我更遗憾的是没有批评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同样是十分危险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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