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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法、立法与自由》的写作时间，跟《自由宪章》的撰写时间是相当接近的，尽管两者的出版时间相隔较长———《自由宪章》是１９６０年出版的，而《法、立法与自由》则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９年间才出版。哈耶克曾在《法、立法与自由》第二、第三卷的前言中说，手稿大部分“早在１９６９年底前就接近完成了，但当时我身体状况恶化，迫使我不得不将完稿时间推迟”①。当他于１９６９年离开弗赖堡大学转赴萨尔茨堡的时候，他还没有写完《法、立法与自由》的最后一章，而大概就是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健康遇到了严重的麻烦。
哈耶克这些麻烦部分归罪于诊断失误。在１９８５年的一次访谈中，哈耶克说：“有一个时期，我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有两三年时间，我都忍受着大夫所说的心力衰竭。我一直觉得这太荒唐了。我是因为没法工作而很沮丧，而不是因为我很沮丧才没法工作。现在已经出现了现代的心电图仪，可以发现我曾经遭遇的那两次心脏病，第二次曾使我有三年时间什么也干不了，只是在事后才发现了病因。大约从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１年，我什么研究也做不了。我写作《法、立法与自由》的工作也停顿下来。我当时觉得我已经完了，我活到头了。但后来我突然又恢复了。”②在另一个场合他也说到，“由于丧失工作能力，我非常绝望、悲观”③。
他第一次遭受心力衰竭和健康恶化，是在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１年，事后才发现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他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健康问题也归罪于错误的诊断———给他看病的萨尔茨堡的医生在治疗他的糖尿病时处置不当，使他血糖水平过低。哈耶克甚至说，在７０年代这次疾病发作期，他简直成了“智力上的残疾人”④。
时光不饶人，他的听力也衰退了。早在剑桥的时候，他就有点跟不上谈话的节奏———他的左耳已经聋了，而右耳的听力也开始下降。听力衰退使他“越来越无法享受社交生活的乐趣，几乎完全与剧院绝缘”，而过去他是“定期上剧院的。是他的主要消遣”⑤。由于性格原因，他也没有培养出别的业余爱好，到了晚年，他对此后悔不已。在晚年的一些著作中，他对他的研究能力下降深表歉意。他在《法、立法与自由》的第二卷中说，“我会尽最大努力在赶在自己老死之前写完这套书”⑥。在１９７７年出版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观念史新论》的前言中，他又说，曾有好几年时间他都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写完《法、立法与自由》。
有好几年时间，他都接受抑制心力衰竭的治疗。芝加哥大学政治思想史家约瑟夫·克罗普西回忆说，哈耶克曾在一个场合公开谈论过他的健康状况，当时哈耶克回到芝加哥访问，他提到他接受过抑制心力衰竭的治疗。克罗普西还说到，有一次，哈耶克到社会思想委员会，他顺便过来自我介绍一番，并跟克罗普西讨论起哲学问题。克罗普西与人一起编辑列奥·斯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他说，哈耶克与斯特劳斯没有过任何交往，尽管两人当时都在芝加哥大学。
阿瑟·塞尔登曾在１９７２年到萨尔茨堡看望过哈耶克，发现哈耶克病得很厉害，甚至不能从床上起来。塞尔登回忆说，哈耶克的精神萎靡，觉得他毕生的研究都是白费劲———他说过或写出来的东西根本就无人感兴趣。大概正是在这一次，他向塞尔登透露说，他年轻的时候之所以没有娶他的外甥女，部分也是由于担心遗传问题，不过后来她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
拉利·哈耶克回忆起这个时期他的父亲的情况时说：“我们一般是在电话中交谈，我可以肯定地说，他很绝望。他没法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⑦哈耶克谈到病情不那么严重的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间时说，他遭受了一次“严重的心力衰竭”⑧。晚年他的体重从２００磅左右减轻到１６０磅左右。
第五部 弗赖堡（1962…1974）第32章 萨尔茨堡（2）
１９６９年，哈耶克调到萨尔茨堡，这一次照例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跟他早年去芝加哥大学、后来到弗赖堡大学一样。萨尔茨堡也离维也纳更近一些，而海伦娜的儿子一家就住在维也纳。萨尔茨堡大学想购买哈耶克的藏书，而调到那里，他就可以继续利用这些藏书。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哈耶克一直捉襟见肘。在《自由宪章》中有一节的标题就是《独立的谋生手段对于人的重要性》⑨，在那里哈耶克说：“我希望我能够具有凯恩斯勋爵晚年的那种辩才正如他在论述生活在任何良好的社会中独立的谋生手段对于人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时所表现的。”⑩在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中，哈耶克本人无疑应该有更广泛的经济来源，不过，据他最后一任秘书夏洛蒂·库比特回忆说，哈耶克不是个善于理财的人。
萨尔茨堡可能比弗赖堡还要优美；它当然也更古老。萨尔察赫河从城中穿过，自罗马时代以来，就有人居住在该城，因为附近有盐矿（萨尔茨在德文中的意思就是“盐”）。莫扎特就是萨尔茨堡人，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曾在这里修建过打猎别墅。跟弗赖堡一样，萨尔茨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遭到严重破坏，但后来又修复了。
萨尔茨堡大学没有弗赖堡大学有名。它的校园分散在好几个地方，在册学生不到６０００人。哈耶克的研究助手库尔特·洛伊贝说，哈耶克于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７年间在萨尔茨堡生活得“多少有点不如意”｛11｝。这部分是因为健康以及当时的时代风气的原因，同时也是因为，萨尔茨堡大学的经济系很小———只有十几位教授，四位高级讲师。“教员和学生的素质都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水平，｛12｝”洛伊贝这样写道。１９７４年夏天，就在他被提名角逐诺贝尔奖之前，他接受过一次采访，有人问他，学生们是否知道他的著作，是否理解他的理论，哈耶克回答说：“我刚到的时候，学生们不了解我的思想。即使到了现在，除了少数几个上我的课的学生外，也没有多少人对我感兴趣。”｛13｝
在萨尔茨堡，他也没有几个朋友，他在思想上有点孤独。在１９７６年为《法、立法与自由》写的前言中他说，在萨尔茨堡修改本书的过程中，他没法再那么“方便地从图书馆查到”他在写作初稿时参考过的那些书｛14｝。１９７７年２月，他在致出版社编辑的一封信中解释了他想离开萨尔茨堡的原因，他说：“人们老爱问我为什么要离开奥地利，我必须承认，到这儿仅仅几个月后，我就开始犯嘀咕了。而一份让我联想到过去的部长令的规定，让我更为不安，这个规定是，‘大学教授在到外国旅行前必须向联邦部长报告’。不过，除此之外，我也必须提一句，萨尔茨堡大学没有授予博士学位（社会科学领域）的资格。因此在这里，没有哪个学生认真研究经济学。我调到萨尔茨堡大学实在是犯了个错误。”｛15｝
伦敦一位记者曾记述过哈耶克在萨尔茨堡期间的一个故事。他生动地描写道，哈耶克住在一个“有点年久失修的近郊住宅区，两边的邻居，一边住着一位退休的消防队员，另一边住着一位退休的铁匠，从家里到市中心和大学都很不方便。哈耶克之所以选择住在退休之家，部分是由于他妻子的偏好，部分是由于萨尔茨堡大学购买了他的藏书，那笔钱只够买下这幢房子”｛16｝。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后，离开了萨尔茨堡大学，重返弗赖堡大学，但萨尔茨堡大学却并没有把他的藏书再卖回给他。
对哈耶克来说，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是最糟糕的时代，这不光是从他的身体状况的角度说的。当时，通货膨胀肆虐整个西方世界。美国实行了工资和价格控制。包括哈耶克在内的一些人觉得，英国已经濒临社会、经济崩溃的边缘。反正统文化的运动正甚嚣尘上。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似乎在无可阻挡地上升。发展中国家也起而反抗前殖民地霸主的做法和制度。
在生命的最后三分之一年月里，他回到德语世界，由于天天说德语，他的英语写作风格也受到了影响。在１９７８年接受采访时，他开玩笑说，回到德语国家后，他已经有所收获了———他的句子“太长了”｛17｝。这一点在《法、立法与自由》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他离开英语国家后，也就无法再跟以前的同道们保持密切联系了，以前他经常用英语跟他们探讨他的想法（尽管所有德国学者实际上都懂英语），现在则更多地用德语写作。１９６９年，他用德语出版了一本文集《弗赖堡研究》，其中的文章大部分都用英语发表过。他跟妻子在家里说的是德语。阿瑟·塞尔登的妻子回忆说，塞尔登夫妇１９７２年到萨尔茨堡看望哈耶克的时候，海伦娜曾说，她的英语说得不够好，所以没有跟他们交谈，尽管事实上她说得很好。
哈耶克年轻的时候曾开玩笑说，他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奥地利国家银行行长，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弗赖堡大学的时候，他显然有过实现这一愿望的机会。“当时执政的奥地利右翼总理曾问过马赫卢普，是否愿意出任国家银行行长，遭到婉拒，他又来找我，对此，我提了一个条件，‘让我请一家国际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来核查国有企业的账目’，结果，谈话就此结束！”后来他回到奥地利生活后，奥地利左翼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曾公开对他进行过批评。
１９７１年，哈耶克参加了维也纳大学举行的庆祝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发表１００周年研讨会。他在提交的论文中宣称，“尽管已经不再存在一个自成门派的奥地利学派，但我相信，仍然存在着一种独具特色的奥地利学派传统”｛19｝。后来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