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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鼓吹习俗和传统应扮演重要角色，这一点与密尔相反。密尔在《论自由》中坚持认为，社会“施行暴政的手段，并不仅限于那些可以假借政府官员之手而采取的行动。社会自己就能够、也确实在执行它自己的命令：而如果它发布的是错误的、而非正确的命令，或者对它根本就不应该掺和的事情滥发命令，则它就构成了一种社会暴政；这种暴政比很多类型的政治压迫还要可怕，因为尽管它通常并不靠那样极端的惩罚措施来维护，但它却使人更加无法逃避。因此，仅仅保障人们免受官员之暴虐是不够的，还需要保障人们不受通行的意见或感情之暴虐”｛12｝。但哈耶克则相信：“私人领域中的行为不在国家强制干预之正当范围中，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在自由社会中，这样的行为可以免受舆论压力或人们之鄙视。密尔曾对这样的‘道德强制’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密尔以此来捍卫自由，可能言过其实了。”｛13｝
斯蒂芬·克里斯奇在讨论哈耶克的离婚经历时提醒我们注意哈耶克对习俗和道德的重要性的强调。克里斯奇引用了《自由宪章》中的一段话：“如果没有根深蒂固的道德信念，自由就不可能正常地发挥作用，而只有当人们彼此可以指望所有人一般都会自愿地遵守某些原则的时候，强制才有可能被降低到最小程度，这实在是至理名言。人们如果能够做到不用强制就遵守这些规则，是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好处的，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个人只需在大多数场合遵守规则即可；而如果在他看来，逾越常规所导致的损失是值得的，他就可以偶尔犯规。正是道德领域中自愿性规则的这种灵活性，使得它可以渐进地演进、自发地生长，而这则使得后人可以在自己的实践中对其进行修正和改进。”
哈耶克又说：“约束力要小于法律的道德规则和习俗具有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们对于社会的促进作用可能与严厉的法律规则不相上下。”习俗和伦理规范还有另外一些作用，比如，它们能够“确保人们的行为保持最低限度的协调性”｛15｝。
习俗、伦理规范与法律一起，构成了建设社会大厦的栋梁。伦理规范与政府法律的区别在于，后者是用强制手段执行的，而前者仅仅是社会成员共同信奉的信念，个人可以逾越它，尽管此举可能导致他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蒙受损失。自由至上主义既不是法律无政府主义，也不是道德无政府主义。
第五部 弗赖堡（1962…1974）第30章 政府与伦理规范（2）
理查德·考奇特曾经指出：“朝圣山学社的创建者包括了全球最杰出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中很多人都对他们本国、尤其是对德国、美国、法国和英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16｝曾经影响过战后德国经济政策的朝圣山学社著名会员包括弗赖堡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他们对西德非常成功地转向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蓝图。朝圣山学社成立之初参与其活动的弗赖堡学派成员有瓦尔特·奥伊根和威廉·勒普克。朝圣山学社中另一位来自西德的重量级人物是路德维希·艾哈德，他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３年担任西德经济部长，然后就任联邦总理，一直到１９６６年。他的顾问中就有勒普克和奥伊根，他是战后西德政府中负责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性人物。
哈耶克文集的编辑皮特·克莱因把艾哈德放在当时的思想背景中评价了他的成就，他写道：“我可以从经济学家们对艾哈德部长决定在刚刚建国的西德放开价格和工资的决策所做出的反应中，看出这个时期的思想氛围……哈耶克回忆说，艾哈德曾亲口对他讲过一件事：‘他笑着对我讲了那个星期天的事，他准备要颁布关于放开一切商品价格、发行新德国马克的政令时，美军最高指挥官给他打来电话，在电话中告诉他，艾哈德教授，我的顾问们告诉我说，你犯下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对此艾哈德的回答是，我的顾问们也是这样说的’……”｛17｝
达仁道夫勋爵则写道，艾哈德是个“得到了历史机遇、并抓住了这个机遇的人。在联邦德国成立之前，他就是占领当局的经济部长，他做出了进行１９４８年货币改革的决策，同时也取消了配给制和对生产、分配和资本流动的限制性管制措施。很多人都认为，德国的‘经济奇迹’要归功于他的这些决策”｛18｝。曾有人在一次采访中问哈耶克，有没有哪个国家，“曾经痴迷于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但却“重新建立了法治”？哈耶克回答说：“啊，二战后的德国显然就是这样的典范，尽管这差不多就是一个人，路德维希·艾哈德孤军奋战的结果。”他又说：“艾哈德如果当时受到官僚体制或民主制度的约束，就不可能做出那一番成就。这是一个幸运的人、在恰当的时刻、出现在恰当的地方，而又可以自由地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尽管当时他没有说服别人相信他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20｝
瓦尔特·奥伊根是弗赖堡学派的理论导师。在德语国家，他通常被认为是２０世纪最杰出的德国经济学家。也许是在德语国家，经济学学科一般都设在大学的法律系中，因而这些学者更多地强调经济学与法律的联系，这一点在哈耶克的著作中就有所体现。跟哈耶克一样，奥伊根强调经济秩序———它是人们在做出经济决策的框架———与经济过程———即经济活动本身———之间的区别。哈耶克在１９８３年指出，奥伊根“可能是过去一百年间德国培养出来的社会哲学领域中最严肃的思想家”。他强调，奥伊根“在那个致力于理解自由之前提条件的国际性思想组织？穴指朝圣山学社———译者注？雪成立之初发挥了作用。因为我们所面临的真正的难题是，很多人都有一种幻想，以为自由可以自上而下地强加于社会，而不是创造其某种前提条件，使人们有可能自行安排自己的命运”｛21｝。
哈耶克在１９６２年弗赖堡大学就职演说中说，他的听众“比我更了解奥伊根在德国所取得的成就。因而，我毋须进一步解释我今天在这里说的下面一句话的意思：我将把恢复和继承奥伊根和他的朋友们在弗赖堡和德国所创造的传统，视为我的一项重大使命。这种传统，既极端强调科学的诚实，同时又坦率地说出对公共生活的重大事务的看法”。他又说，他“在科学与政治问题上的看法，与令人难以忘怀的瓦尔特·奥伊根高度一致”｛22｝。在另一个场合，哈耶克还说过，奥伊根是“我珍视的朋友。３０年代后期，战争爆发之前，我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汽车，曾驾车从伦敦到奥地利，我通常都要在弗赖堡逗留，就是为了拜访奥伊根，为了跟他聊聊”｛23｝。
在尚未因为朝圣山学社的事与威廉·勒普克发生纠葛之前、两人关系还不错的时候，哈耶克曾这样说到勒普克：如果说“？穴在德国？雪，在狭窄的专家圈子之外，还有很多人知道存在着一个新自由主义思想运动，那主要得归功于勒普克”｛24｝。勒普克的研究侧重的是应用经济学，而不是纯理论，他的《人的经济学：自由市场的社会框架》（１９５８）是一本特别畅销的著作。亨利·哈兹利特将战后最初几年的勒普克与米塞斯和哈耶克相提并论，认为他是“旨在要求摆脱国家控制、回归个人自由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运动中三位最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之一”｛25｝。艾哈德曾说：“我本人在建立自由社会中所做出的那点贡献，犹不足以体现我对他？穴勒普克？雪的感激之情，他对我的立场和行为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26｝尽管勒普克与哈耶克最后因为朝圣山学社事务而出现不和，但哈耶克谈到学社早期发展时仍说，他“在组织该学社的过程中，尤其得到了勒普克的热情支持”｛27｝。
哈耶克对于西德“社会市场经济”的评价，有助于我们了解他对最优的、至少是恰当的社会秩序的看法。在回忆起艾哈德的一个故事时，哈耶克说：“我们曾经在一起单独聊过，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我说到社会市场经济的时候，我希望你不会误解我。我说这个词的意思是说市场经济本来就是社会性的，而不是说需要把它塑造成社会性的’。”｛28｝在《法、立法与自由》中，哈耶克这样评价“社会市场经济”：“我不喜欢这个词，尽管我在德国的朋友们（及最近在英国的朋友们）用这个词显然成功地使我所向往的那种社会秩序为更多人接受了。”｛29｝
１９７６年，哈耶克在回复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用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时的死对头尼古拉斯·卡尔多的话赞赏西德奉行的政策，“卡尔多勋爵曾这样形容这个国家，过去２７年间，人们没有听说过这个国家搞过国有化、外汇交易控制、投资控制，而这个国家如今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也公然宣称要搞‘市场经济’，而不管是法国还是英国或意大利早就在搞‘社会主义政策’了。这些说法显示，卡尔多勋爵对他自己一直建议政府实行的政策都有点不认识了，这实在让人有点惊奇。”｛30｝同一年，他在为《通往奴役之路》新版写的前言中写道：“瑞典今天的社会主义色彩比大不列颠还要淡，”｛31｝因为，尽管瑞典的福利国家比英国更全面，但其国有化的企业却要少。
在获得哈耶克赞赏的那个时期，西德政府的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曾达到４０％到５０％。哈耶克的信念是：政府做什么及如何做，要比税收和政府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重要得多。
在法国，朝圣山学社会员雅克·吕厄夫是戴高乐将军推行自由市场政策的主要顾问。朝圣山学社会员莱因哈德·卡密茨在战后的奥地利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后来当选为意大利总统的路易吉·埃伊诺迪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