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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自由宪章》中，哈耶克又以肯定的语气引用了密尔的这种看法，“如果公路、铁路、银行、保险公司、大型股份公司、大学、公共慈善机构都成了政府下属的机构；还有，如果本来由地方自己决定的市政机构和地方公会，也都成为中央政府的下设机构；如果上述所有机构的员工都由政府委任、养活，生活的任何改善都得看政府脸色；那么，即使有新闻自由，即使有民众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这样的国家也不可能是自由国家，顶多只拥有名义上的自由。”｛31｝在《政治经济学》最后一卷，密尔说的一段话几乎就是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说过的话，他说：“每个人都拥有一个活动范围，决不应允许政府介入；每个人到了可以斟酌决定的年龄后，生活中有一部分只受其个性之决定，而不应受外人或公众之控制。”｛32｝
在密尔思想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强调的重点各有不同，但从根本上说，他所信奉的基本上是自由主义，而不是国家社会主义。在《论自由》的结尾中，他正确地预见到了他的著作将流传久远，所以他写道：“从长远来说，国家的价值就是构成它的个人之价值；国家如果妨碍其人民的发展、以使他们成为更为驯服的可以随意使唤的工具，即使是为了有益于人民的目标，那么，这样的国家会发现，用这些小气的人，是干不出一番大事业的；它还将发现，为求得社会大机器的完善而牺牲一切，最后却将一无所获，因为它为了使这台大机器能够平稳地运转，一直在拼命消磨人的生命的活力。”｛33｝
第四部 美国（1950…1962）第24章 密尔（2）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哈耶克到处旅行，参加国际和国内的思想、学术会议。１９５５年，他到米兰参加了西方民主国家知识分子讨论“自由的前景”的研讨会。经过一周的讨论，代表左、右、中的知识分子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哈耶克却大为不快。与会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回忆道：
哈耶克教授在闭幕词的讲话中批评代表们没有准备拯救自由，而是准备埋葬自由。只有他一个人对广泛的缓和气氛表示不满。让他生气的是与会的代表们，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达成了普遍的共识，即引起左派和右派对立的传统问题已经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了。实际上所有人都同意，若干国家中国家权力的增加并不会导致民主自由的衰落。社会主义者已经不再鼓吹社会主义了；跟保守主义一样，他们关心的也是全权国家的危险。将左派与右派分开的意识形态问题，已经变为政府所有和经济计划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问题。没有谁会相信，控制每个国家的国内政策的各政党之间有多大区别。哈耶克则真诚地相信，国家干预是恶的，内在地具有极权主义倾向。结果他发现，自己成了很小的少数派。他觉得，只有他还在严肃地思考民主国家阵营内部的分歧。｛34｝
１９５７年，在朝圣山学社第十届年度会议的开幕式上，哈耶克致辞，提到了学社在《目标的声明》中提出的目标“致力于自由社会之维护和改进”。他评论说，看起来目前的事态没有１９４７年时那么暗淡，但他依然不表乐观。１９５７年在瑞士的圣莫里茨举行的这次会议使学社获得了新生。１９５４年的威尼斯会议只有４１人到会，比１９５３年的５７人要少得多。１９５６年的柏林会议则只有２５人。而在１９５１年，学社会员曾达１６７人。１９５７年的第十届年会则是当时与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参加会议的有７３名会员和４９名贵宾。在这次会议上，哈耶克发表了《为什么我不是保守主义者》一文，这后来成为《自由宪章》的跋。在１９５５年的米兰会议上，哈耶克反对现代的自由主义；到了１９５７年，哈耶克又反对起传统的保守主义。
１９５０年代历届朝圣山学社会议所探讨的主题除了一些比较持久性的话题外，还有一些时效性较强的主题，比如“欧洲的钢铁管理当局”、“苏联在不发达国家的扩张”、“自由主义与殖民主义”｛35｝。《财富》杂志的书评作家约翰·达文波特是朝圣山学社会员。他回忆说，哈耶克在圣莫里茨会议上与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拉塞尔·科克有一个“著名的交锋”，并说，尽管科克在学社中有“很多朋友”｛36｝，但从来没有被选进学社。科克后来在美国保守主义杂志《全国评论》中对学社进行批评，说学社成员早年都宣传“自由主义教条”，对基督教持有敌意。阿伦·迪莱克特、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在一封读者来信中对科克做出了响应：“最初参加会议的人士并不是简单地宣扬某种立场，更不用说‘僵化地坚持１９世纪的自由主义教条、对基督教秉持一种理性主义的敌意’。”｛38｝几位早期会员，包括瓦尔特·奥伊根、威廉·勒普克，都是基督徒。
詹姆斯·布坎南回忆说，他是在“１９５７年被邀请加入朝圣山学社的。我不知道谁提议让我加入的，但我知道，人们都承认，这个学社确实属于哈耶克，任何人要加入学社，都需征得哈耶克本人的同意。到１９５７年，学社会员比起最初刚创办时已经大为增加，但它依然是个俱乐部的模样。而在学社的会议上，总是潜伏着中欧的会员与美国的会员（后来更多地跟芝加哥大学有关）之间的紧张。对于我们这些血管里流淌着自由至上主义－平民主义血液的人来说，与哈耶克、尤其是与米塞斯之间的差别，就更为明显了，而他们似乎想让别人顺着他们。哈耶克主宰着这个团体，而他则恰如其分地得到了人们的尊重，以至于他有点让人敬畏。哈耶克对于思想讨论本身的贡献，则总是中肯而深刻的”｛39｝。丹麦的克里斯蒂安·甘迪尔是朝圣山学社的老会员，他回忆说，学社早期的会议更多地由欧洲人主宰，后来的会议则更多由美国人主宰。他还说，学社早期会议的气氛要比后来更为亲密融洽。｛40｝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哈耶克的个人生活也很圆满。尽管他决定离开第一任妻子和孩子的时候，经历了道德上的焦虑，但海伦娜（即“勒娜”）是他一生的所爱，两人青梅竹马，因而他们的婚姻是两人长久以来深藏在心的梦想的实现。
弗里德曼回忆说，哈耶克的第二任妻子是位“极有学识的女性”｛41｝。她有时会来参加哈耶克在芝加哥的研讨课，她把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翻译成了德语，又把《自由宪章》译为德文，哈耶克说，她“实际上是重写了一遍”《自由宪章》｛42｝。《感觉秩序》可能是他最艰涩的著作，在前言中，哈耶克对她表示感谢，哈耶克说：“如果没有我妻子对我的手稿提出的尖锐的批评，这本书恐怕会包含更多含糊之处，表述可能会更零乱，尽管现在也有这些毛病。”｛43｝除此之外，海伦娜·哈耶克也是位漂亮的女性，尽管她的性格不怎么随和。在１９４８年的一封信中哈耶克说，在１９３９年他们由于战争而不能见面之前，海伦娜就一直是他进行思想活动的伴侣。
哈耶克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发起、并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上半期投入相当大精力做的一个项目是试图复兴维也纳大学的思想传统，不过这一努力最后并没有成功。从本质上说，他一直是个欧洲人———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说过，他“永远都是个外国人，不管法律上是怎么说的”｛45｝。他写了大量备忘录试图寻求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来资助他的计划。他曾打算说服一些有名的知识分子回到维也纳大学，再现其往日在学术上的盛景。他设想：“创建一个高级研究院之类的东西，吸引那些流亡在外、仍然活跃的学者，比如施勒丁格尔、波普返回……啊，我可以列出一个非常辉煌的名单！”｛46｝他自己不断搬家的经历让他以为，完全可以说服别的学者搬回到维也纳生活。
第四部 美国（1950…1962）第25章 《自由宪章》（1）
《自由宪章》源于一次旅行，而这一旅行所承担的任务则属于能给学者带来最大乐趣的那种。在编辑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与夏略特·泰勒的书信时，哈耶克遗漏了密尔在１８５４－１８５５年冬春季节在意大利和希腊旅行期间写给她的大部分长信。他突然有了个想法，重走一遍密尔在整整一百年前走过的那段行程，编辑一本密尔书信全集。这趟旅行得到了基金会的资助，因此，他跟海伦娜坐汽车穿越整个法国、意大利、希腊，度过了“愉快的”七个月时光。他们又从希腊顺便去了趟埃及，发表了《法治的政治理想》的演讲，这后来构成《自由宪章》中五个章节的内容。
《自由宪章》的写作花费了好几年时间。哈耶克１９５０年进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已经写完两本书的手稿，一本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与夏略特·泰勒》，已经交给一家出版社，另一本是《感觉秩序》，正准备商谈出版事宜。他曾希望波普对《感觉秩序》一书产生兴趣。然而，尽管波普对哈耶克讨论涉及该书及其思路的来信写过几封回信，但哈耶克却没能激起波普对他的心理学思想的兴趣。哈耶克曾经希望波普能跟他一起进入芝加哥大学，他后来又曾期望波普跟他一道重建维也纳大学的思想传统，然后等他到萨尔茨堡后，他又觉得波普可以跟他一起来萨尔茨堡大学。
从编辑《集体主义经济计划》开始，哈耶克的思想走上了一个新方向。这之前，他是个一般的专业经济学家，现在，他则成了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哲学家。在写这些论文的时候，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价格和利润对于指导生产活动的作用。价格和利润是生产的信号。
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哈耶克对价格和利润指导生产活动的观点进行了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