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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与萧条的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恰成对比。失业率非常低，经济增长总是好于人们的预期；苏联被看成是自由、进步的敌人，而不再是令人向往的指路明灯；整个世界没有大规模的战争，而且看起来也不大可能爆发这样的战争。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是美国人富足的时代，也是美国主宰世界的时代。
时代的这种变化或许可以说明哈耶克何以会放弃专业经济理论的研究。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那样大规模的经济萧条看起来不大可能出现了。因而人们对商业周期理论已经了无兴趣，而这正是他在专业经济领域研究的重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的经济状况与５０年代英美经济状况之间，几乎没有一点相似之处。还有，这个时代，苏联的制度在经济效率方面似乎总是走在资本主义前面，于是，从社会主义的计算这场大论战中发展出来的思想，也似乎没有多大价值了。经济学界正在向数学化方向发展，而这又是他所反感的。
社会思想委员会成员戴维·格伦记得，当大家得知哈耶克要来委员会后，有些人“有点惊讶”。哈耶克被视为一个“守旧的右翼机构”资助的“陈腐的右翼分子”。尽管格伦记得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对哈耶克到该委员会表示高兴，但他也回忆说，哈钦斯并没有（像对待其它人那样）特别努力地争取哈耶克来本校。格伦回忆说，哈钦斯坚持，尽管哈耶克是由外面的机构资助的，但哈耶克不能成为某一特定立场的代言人，沃尔克基金会也绝对不能插手大学或委员会的事务。当然，哈钦斯也清楚地知道，他没有任何办法来限制哈耶克。格伦说，哈耶克为人“随和”、“老练”、“正派”、“拘谨”、“和善”，是位才华横溢的学者，但却“从来没有恃才傲物”。他积极地参加委员会的各项具体工作，比如指导学生，也积极承担大学指派的工作。给格伦印象最深刻的是，哈耶克将两种气质不同寻常地结合起来———他既是位“奥地利贵族，又是位非常纯正的英国人”。｛11｝
哈耶克以前的学生尤金·米勒写道：“他是在进入该委员会攻读研究生学位时第一次见到哈耶克的。在做博士论文之前，他的主要任务是研读西方思想名著，这是芝加哥大学特别强调的。他的阅读书目包括托马斯·霍布斯的《列维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埃德蒙·柏克的《法国革命论》。米勒回忆说，哈耶克痛快地答应辅导他阅读这些著作。在那些辅导活动中，我逐渐亲身体验到已经突出表现在他的著述中的那种精神品质———他那惊人广泛的知识兴趣，他对道德和政治理论中的基本问题的关注，还有他那无限宽广的胸怀。哈耶克知道，只有思想自由才可能形成观念的多样化。因此，当我的研究发展到对他的思想的某些根本原则产生质疑的时候，他继续向我提供无私的帮助和鼓励。他不求培养弟子，而是激励他的学生像他自己进行思考时那样诚实、果敢地直面艰难的问题。”｛12｝
詹姆斯·维西也是哈耶克任该委员会导师时的学生，哈耶克曾是他的论文答辩委员。维西回忆说，他对“‘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穴１８８２—１９６５，曾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雪的司法推理观’很感兴趣，哈耶克觉得这是个很合适的题目，他跟弗兰克福特非常投契。一开始，这让我非常吃惊，因为我认为弗兰克福特在经济上主张政府干预。我后来逐渐看出，哈耶克和弗兰克福特都同样希望制度能够缓慢地、试探性地生长，都反对教条主义”。维西还记得，哈耶克告诉过他，“他喜欢的学习方式是，第一步，很快翻一遍全书，然后再回头仔细地研读。他当然是博览群书，他为我在研究弗兰克福特之前而进行的预备性研究开的那份书目，在我看来有点荒唐———竟然包括瓦泰尔、格老秀斯等等”。“在我看来，哈耶克似乎就是那种纯粹为了最大程度地接近真理而进行无私无欲、客观研究的典范。”｛13｝
斯坦利·海伍德是哈耶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的学生，他回忆道，他曾“有幸参加哈耶克在晚上举行的有关‘自由主义传统’的研讨课。这是我在芝加哥经历的最难忘的时刻之一。哈耶克受过宽广的、深厚的欧洲传统教育，他是理想的研讨课主持者。他也极为讲究礼节，很少过多谈论自己，但却会和善地插进几句话，引导别人，使讨论能够富有成果。我们每个人都要对当晚作主题发言比如讲‘法治’问题的人，提出自己的看法”。｛14｝
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学年哈耶克讲授“自由主义传统”的教学大纲把“思想自由”列为有待系统考察的第一个主题。在这里，哈耶克把“相信观念力量”作为大家讨论的第一个题目，在这份大纲中，讨论思想自由的篇幅要超过其它一切问题。从相信观念的力量开始，哈耶克依次讲到了单个人的才智的“多样性和局限性”；“真理只能从不同思想的自由讨论中浮现出来”；理性是社会性过程，一定要“相信说服的力量”；“任何人都没有能力专断地相信（他）无所不知”；“即使错误也应予以尊重”；“观念的传播不可避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还列出了思想自由如下的“先决条件”：“宽容”、“思考……良心……言论、集会……（和）出版……之自由”；“不存在一切形式的审查”，教学和研究活动中的“学术自由”。｛15｝
罗纳德·哈默威说，哈耶克“他的举止无可挑剔，气质极为高贵，又具有优雅的学者风范。我承认，我觉得他有点过分讲究礼仪，尽管我慢慢跟他熟悉，但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多次去看望他的时候，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着那堵把教授和学生分开的墙，尽管已经很薄了。事实上，即使在我四十多岁、且自己已当上教授若干年后见到他的时候，我也一直称他为教授。”｛16｝
英语系教员理查德·斯特恩回忆说：
我到芝加哥当教师，按当时的风气加入了四合院俱乐部。“弗里茨”（Fritz；Friedrich的昵称）·哈耶克坐在凸窗的方桌边上，这个位置是谁都可以坐的，是供没有专座的人坐的，没有人专用。那些年，我每月都有两三次跟他一起吃饭。我们有几十年没有见过面，但我发现他很高兴、也很有趣。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我也记不起来我是怎么跟他打招呼的，他是怎么跟我打招呼的。
哈耶克看起来有点难以接近，旁若无人，这更多是因为他的八字须好象总是让人觉得他对什么都不以为然，但我从来没有觉得他对我有什么屈尊俯就的傲慢心态。他会讲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有一则特别有趣，我现在还能记得，是关于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拉斯基的。他说：“拉斯基有非常出色的直感，又是个惯于撒谎的人。这两样结合起来导致了非常有趣、但有时也很严重的问题。”我记得他好象说，拉斯基曾猜到了丘吉尔正在计划要干的某件事，丘吉尔听人说拉斯基“知道了”他只跟内阁成员们透露过的计划。他就召集内阁开会，宣布有人将情报泄露给了拉斯基，“结果费了好大劲才弄清真相”。
哈耶克也谈过那个他一直在那里度假的奥地利小村庄，他一直以为那个地方的地产是外人不能购买的。
我还记得———别人告诉我的———他早年的爱情被婚姻打断、后来两人走到一起、破镜重圆的故事。｛17｝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哈耶克在芝加哥举办了不少研讨课，大部分属于政治哲学领域，有（按第一次开设的日期顺序）《公正与平等》（两次）、《自由主义的传统》（三次）、《科学方法与社会研究》（三次）、《经济计算》、《社会与政治思想》（六次）、《莎士比亚晚年戏剧》、《社会理论入门》、《从洛克到柏克之间的英国的社会思想》及《福利国家分析》｛18｝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的几次研讨课上，他宣读了《自由宪章》若干章节的初稿。
哈耶克在芝加哥的日子是寻找新方向的时期。他说，内夫聘他到社会思想委员会，在这里，“只要你愿意，你可以讲授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问题，而如果什么时候你不想讲课了，那你就可以不讲课”｛19｝。这样的好机会是很难找的，又有高工资，使他能够去实现自己的最高目标。
第四部 美国（1950…1962）第24章 密尔（1）
哈耶克最经常提到的１９世纪英国政治、经济哲学家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哈耶克对密尔看法的前后变化，能够说明他们之间思想上的关联。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哈耶克曾说：“我对密尔的多年研究，确实动摇了我对自己过去曾视为伟人的某个人物的钦佩，根据我现在的看法，密尔是个非常关键性的人物。”①１９４２年在为密尔的《时代精神》一书写序时哈耶克说，出版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上个世纪一位伟人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最有趣的阶段”②。
哈耶克在１９５１年进芝加哥大学之前完成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与夏略特·泰勒的友谊和婚姻》一文中，有好几次赞许地提到密尔：
他是如此敏锐、均衡、老练的天才人物，他总是精心而仔细地遣词造句……
他具有超乎寻常的才能，因此，他完全有资格在《自传》中自豪地宣称，他“愿意、并且也能够从任何人那里学到东西”……
密尔，乃是诚笃君子……
他必将再次被视为当时真正伟大的人物，既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一位道德上的伟大人物，而他之所以取得知识上的成就，主要也是由于他坚信，高超的道德对于冷静的知识活动具有无上的价值。在成长的过程中，密尔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使命感，就是要成为“理性主义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