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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威廉·艾本斯坦则体现了当时美国人对这本书的另一种反应，他在《人与国家：现代政治观念》一书中写道：“最著名的反计划论着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人们立刻认识到了它的卓越，《读者文摘》发表了缩写本，各种各样的机构都广泛地发售这本着作……哈耶克相信，在计划经济中，总是‘最坏的人爬到权力顶峰’……而英国等致力于制订社会主义计划的民主国家的经验将告诉人们，‘从集体主义的角度看’，‘绝不宽容、残酷压制持不同看法的人士，进行欺骗和间谍活动，完全无视个人的生命和幸福，对于维持计划制度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只要哈耶克继续在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教授他的反全权计划体制的经济学，他就将始终走在通往自由的高速公路上。”｛36｝
就在哈耶克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讲的时候，英国举行了大选，丘吉尔被工党的艾德礼击败。哈耶克和《通往奴役之路》在大选中还发挥了作用。丘吉尔在大选开始的时候对工党发起了攻击，他说：“我的朋友们，我必须告诉你们，社会主义政策是有违英国的自由理念的。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和国家拜物教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它要规定每个人在哪儿工作、干什么样的工作、他们可以到哪儿，他们可以说什么。社会主义是对人们自由地呼吸的权利的一种攻击。如果没有政治警察，就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必然会沦为某种形态的盖世太保。”据后来的保守党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的说法，丘吉尔“在阅读哈耶克教授的《通往奴役之路》时受到了很多启发”｛38｝。
丘吉尔的讲话、尤其是他提到盖世太保，结果却事与愿违，人们认为，他把战时联合内阁的合作伙伴———艾德礼和工党———视为纳粹，而当时刚刚传来关于德国的最可怕的新闻，即集中营和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新闻。艾德礼在次日晚上的全国广播讲话中说，丘吉尔的观点是“在贩卖一位奥地利教授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学术观点”｛39｝。
“盖世太保”讲话无疑有损于丘吉尔，他引用《通往奴役之路》的观点反而替第一次获得多数议席的英国工党政府的诞生做出了贡献，这可真是一大讽刺。有人曾经问过哈耶克一个问题，“‘盖世太保’讲话让丘吉尔在大选中付出了惨重代价。你觉得自己是否也有点责任？”哈耶克回答说：“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在那个时候在那篇讲话中用‘盖世太保’这个词，对丘吉尔非常不利，整个那篇讲话对他可能只有害处。”｛40｝当然，将丘吉尔的失败归因于那篇讲话，进而间接地归罪于哈耶克，未免过于轻率。英国人在战时支持丘吉尔，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战时领袖，他们想为即将到来的战后时代找到另一条路。
艾德礼讲话后次日，《曼彻斯特卫报》的头版大字标题是《来自一位奥地利教授的二手观点》。报道引用哈耶克的话说：“我感兴趣的是观念，而不是政党政治。我听了艾德礼先生的讲话，我可以肯定的惟一一件事是，他并没有读过我的书。”｛42｝各大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有些还发表了从《通往奴役之路》中摘出来的段落。两周后《星期日画报》又报道说，这本书已经成为“全国谈论的热点话题”｛43｝。
这个时候刚巧拉斯基是工党主席，他在１９４５年的英国大选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选战活动期间，丘吉尔邀请艾德礼参加讨论战后问题的波茨坦会议，到会议结束时，选举也结束了，但选票还没有点清，因为还得收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军中服役人员的选票。于是拉斯基发表了下面的声明：“艾德礼先生即使参加这次会议，也仅仅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在工党执委会进行讨论之前，工党不可能做出任何决定。”｛44｝
丘吉尔和保守派的报刊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丘吉尔在随后的广播讲话中说：“由于社会党执委会主席拉斯基教授的干涉，局势现在已经复杂化，我们也被搞胡涂了。他告诉我们大家，包括艾德礼先生，关于社会党所关注的所有问题的最终决定，都要由这个主宰一切的社会党执委会来决定。”｛45｝拉斯基传记的作者伊萨克·克拉姆尼克说：“丘吉尔决定把全权计划体制等同于盖世太保，以此来攻击工党”，再加上拉斯基的干涉，“造成了一种奇特现象，好象社会主义”｛46｝。１９４５年６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世界正在走向左倾吗？”拉斯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哈耶克则是反方。
在１９４５年的英国大选中，保守党中央办公室非常看重《通往奴役之路》，曾向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答应提供一吨半当时很珍贵的纸张，用于出版一本删节本。不过，直到投票之前，这一愿望也没有得到实现。
哈耶克最初对他的观点在选战中发挥作用很满意。考奇特说，他“在丘吉尔发表广播讲话的次日在改良俱乐部吃午饭，对自己的观点被人如此看重很为得意”。｛47｝这时，《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已经一年了。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8章 朝圣山学社（1）
哈耶克一直非常在意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对实际生活的影响。实际上，归根到底，他之所以进行理论研究，就是为了影响公共政策。１９４４年２月２３日，他在剑桥对伦敦经济学院学生会发表讲话《论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他说，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不应当直接追求当下的轰动和对公众的影响”，而为了“做好事”“企图”通过权势“获得影响力”，这正“是思想上妥协的根源之一”。从这段话中我们既可以看出他对如何最有效地获得影响力的技术性观点，也可以看出他一直深切地希望获得伟大的影响力。他相信，在“探寻真理的过程中”，经济学家或政治哲学家如果致力于创造知识而不去从政，他们做出的贡献将会最大。①
早在１９３３年春天的一份备忘录②中，哈耶克就把纳粹等同于社会主义。他本来想帮助英国政府对抗德国的战争宣传，但被拒绝了，这一想法就是来自于利用自己的知识的力量去实现美好目标的决心。战时他也通过罗宾斯满怀信心地向英国政府建议，战后应当创建一所社会研究学院，用来对德国领导人进行再教育。③不过，他的建议无人考虑。
哈耶克开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时，并不仅仅针对纳粹德国，像后来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本书是将纳粹德国与苏联相提并论的。事实上，在本书四年后再版时的一篇后记中哈耶克就提到，他最初写作《通往奴役之路》，就是要反映纳粹德国、苏联（当时两国是策略性盟友）这些东方的极权主义强国，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之间的斗争。不过，由于１９４１年６月德国入侵俄国，俄国后来与英国结盟，他就没有怎么从负面涉及苏联。由于苏联压制不同意见，所以哈耶克认为，苏联比纳粹德国还恶劣。④
在对伦敦经济学院学生会宣读《论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后五天———英国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不到两周———哈耶克又对国王学院政治学会宣读了另一篇论文《历史学家与欧洲的前景》。在这篇文章中，哈耶克讨论了历史学家在“对德国领导人进行再教育”的过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在他的文章中，历史学家是指“一切认真研究社会的人士”⑤。他跟很多人一样担心德国会重新走向极权主义，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覆辙。他将这篇论文广泛散发给很多学者及其它方面的人士，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成立朝圣山学社的最初想法。
哈耶克最初的想法是组织一个学会，让德国学者重新回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主流中来，跟他想成立一个学院重新教育德国领导人的想法同出一辙。拟议中的这个团体的伦理标准是决心“献身于真理”，坚持“普遍的道德标准也适用于政治活动领域”———从德国的经验看，这些信条可决不是陈词滥调。哈耶克也提出，这个团体应该对“最广泛的政治理想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包括“一致信仰个人自由的价值，对民主制度持肯定性态度，但也不是迷信它的教条形式，最后，要一致反对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不管是来自右翼，还是源于左翼”⑥。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中说，他的目的不是“恳请让大家对一项明确的设想表示支持，而只是提出一个试探性的建议，供大家批评”⑦。
在随后的三年中，设想中的这个学会的具体结构一直在变，但其基本目的没有变，哈耶克也一直是其推动力量。哈耶克有了名气之后，在各地旅行期间，结识了很多跟他具有相同观点、但在当地环境中相当孤立的人士。所到之处，他几乎都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告诉我，他们跟我的观点完全相同，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觉得，他们的看法是完全孤立的，没有人可以与他们交流”⑧。这让哈耶克产生了召开一次会议的念头。由于战时旅行受到限制，由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经济动荡，多年来，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学者之间见面的机会非常有限；当然，由于技术进步，这种联系也没有以前那样重要了。
１９３８年４月，巴黎曾经举办过一次会议，讨论与会者所说的“自由主义的危机”⑨。这次聚会被称为“沃尔特·李普曼讨论会”，讨论的重点是李普曼在１９３７年出版的一本书《美好社会》，米塞斯、哈耶克、李普曼及其它２３位学者与会。这次会议或许可以算是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的一次预演。会议结束的时候，计划成立一个“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