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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几次引用卡尔·曼海姆的《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作为他所反对的哲学的典型，因此，我们有必要稍微停顿一下，探讨一下曼海姆的这本书，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的时代趋势。曼海姆是德国著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纳粹崛起、掌权之后被迫流亡到英国。曼海姆相信，“工业化社会发展到今天的阶段，这种那种形式的计划，乃是不可避免的”；“计划就是把历史地形成的社会重新构造为人类由某一中心位置越来越完美地调控的整体。社会过程不再仅仅是冲突和竞争的产物。如果认识不到这种趋势，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越来越明显的是，享受收入和利息跟支配资本的权利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未来有可能发展到这种局面：通过合适的税收和强制性慈善，可能剥夺有些人随心所欲地使用资本的权利，将通过信用控制由中央指挥资本的配置……将取消资本家控制资本的一些职能。”⑨在弗里德曼弄清货币是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哈耶克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繁荣时期，人们尚不知道，大萧条并不是资本家的错误，不是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矛盾导致的结果，而当时的人们却相信需要进行制度变革。哈耶克也引用了当时很流行的Ｃ．Ｈ． 沃丁顿的著作，这位作者所向往的是这样的经济：这种经济是“中央集权的，权威主义的，也就是说，各大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应该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进行深思熟虑的计划”⑩。
这就是当时最流行的看法。哈耶克的思想论敌们的社会主义情结现在看来似乎有点过时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它所代表的那一派没有势力。同样，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一些思想今天看来也有点过于遥远，但人们应该记住，跟他同时代的他的论敌们的那些看法，离我们当前的讨论同样地遥远———尽管方向正好相反———明白这一点，我们也许就不会觉得他的论述没有价值了。哈耶克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做出了误判，他过于悲观了，高估了西方国家内部将发生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同时，对于在国家社会主义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之间出现一条“中间道路”，既能实现经济效率，又能维护相对的个人自由的可能性，哈耶克也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实际上，哈耶克坚持的就是中间道路，尽管他要比凯恩斯和贝弗里奇右得多；尽管他从来不承认这一点，也不这么自称。
然而，哈耶克的成就在于正确地抓住了要害，而当时的那么多知识分子和学者却搞错了：社会中大量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并由私人支配，是自由、繁荣和民主之本。而且，通过民主手段所建立的传统社会主义，最后总是极权主义的。
我们应当强调一下哈耶克写作时的英国的背景———从思想和历史两方面的背景。跟美国不同，英国是一个阶级壁垒森严、不平等、地域狭小的社会，对社会进行组织管理的想法，要比在美国听起来更有道理。尤其是英国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在战时，大部分经济部门都利用战争获得长足发展，其水平远远超过美国，于是，有人觉得，在和平时期也可以如法炮制。这种想法似乎很有道理。同样，从思想的角度看，社会主义也似乎蛮不错的。从１７世纪到１９世纪，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学者也一直强调物质的欢愉、痛苦和幸福，从而为社会主义大开方便之门。社会主义就是通过政府手段来实现物质上的幸福。
然而，现代的社会主义尽管是从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来的，但却与过去大不相同———尤其是与欧洲过去的社会主义大不相同。直到工业革命完成之前，全球组织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根本是不可能想象的。在这之前，根本就不存在实施这种控制的技术。工业化之前的通信手段是没有效率的。一个没有电报和公路的社会，是很难进行全面的组织管理的。工业化之前的专制统治者尽管也是暴君或独裁者，但他们一般都让臣民自己决定自己的经济活动，把这些事交给地方、教会、行会，他们本人则基本上仅限于向臣民征税。
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欧洲大陆，大萧条都大幅度地增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整个西方社会成百上千万人失去了工作，在人们心目中，资本主义已经失败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灭亡的预言是准确的，而像苏联那样由集体、国家控制生产资料，是实现经济稳定和高效率的最好途径。赫尔曼·芬纳为了反击《通往奴役之路》，写了一本言辞激烈的《通往反动之路》，最集中地体现了那种流行的看法：由于资本主义没有能力维护民主政府，因此，它已经失灵了。芬纳写道：“经济不断下滑导致的绝望感，让整个世界的政治制度面临强烈冲击。在德国，尽管还保留着一个民主的政府形态，人们却求助于那个正准备用独裁取代大众政府的人。在法国，社会已经陷入了分裂状态。在美国和英国，民主制度虽然有比较稳固的历史和民族性根基，但是宪政制度已经面临着最为沉重的压力，几乎使其难以承受。”｛11｝而在哈耶克看来，“只有资本主义能够维护民主制度”，“我们已经一步一步地放弃经济事务上的自由，而在历史上，如果没有这种自由，我们就不可能享有人身和政治自由”｛12｝。他的论证是经验的，而不是道德的。他认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人类已知的最有效率的经济形态，它会通往一个更自由、更宽容、更民主的社会。他也相信，传统社会主义肯定会、也必须得束缚人的心灵。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6章 《通往奴役之路》（2）
哈耶克自己曾说，他之所以写《通往奴役之路》，是想澄清一点：纳粹主义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而是社会主义本身发展的结果，而由于他的同事们都加入了战时政府机关，因而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13｝来讨论这个问题，而这样一件事也是迫在眉睫的。这本书是他自己为战争做出的努力，他觉得这是“我绝不能逃避的使命”｛14｝。由于不能直接投入战场，他就间接地为战争做贡献。在这本书中他发出的最关键的信息是：全权计划体制与自由不能兼容，这一观点贯穿全书。他把对全权计划体制失灵的讨论的论点从经济效益的低下拓展到它与自由的势不两立。他的论点不是说，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不能维持（他和其它人已经进行过这方面的论证），而在于，社会主义与自由势不两立。
在批评社会主义时他首先指出，社会主义是一种抵制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的逆向运动，尽管在１８４８年的欧洲起义中，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开始与民主党人结成同盟。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也正确地预见到，民主是未来的潮流，而任何企图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的运动，都不要指望能说服统治阶级自愿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由于与当时最进步的社会力量、呼吁平等的普选权的人士站在一起，社会主义开始被视为人类发展的下一阶段。
然而，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联系纽带并不完全属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总是民主人士。英国的社会主义不同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的传统。在欧洲大陆，社会主义者一般既不是民主主义者，也不信奉基督教。马克思作为欧洲大陆最重要的社会主义者，几乎、甚至根本就不关心民主选举，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一般都是专制主义者和无神论者。
在英国，情况则有所不同。托马斯·摩尔１５１６年发表的《乌托邦》提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念，而在１７世纪英国的清教革命中，在比较温和的主流思想运动之外，涌现出了一个比较激进的群体，被称为“掘地派”或“真正的平等派”，他们要求实现土地共同所有。虽然这一运动很短命，但他们对私有财产的抗议却并没有被全然遗忘。
罗伯特·欧文生于１７７１年，卒于１８５８年，他通常被认为是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他第一个使用了“社会主义”这个词。他支持“渐进地废止和修改”不公平的法律和制度，而反对革命性变革。１９世纪后半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则信奉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希望工厂内部进行合作，而不同的工厂之间进行竞争。继杰里米·边沁之后，密尔成为英国进行政府改革的最重要的鼓吹者和守护神。英国功利主义者希望利用政府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实际上，这是英国唯心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目标，而最后，政府成了最终的目标本身，而不仅仅是实现目标的具体手段了。
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托马斯·希尔·格林是牛津大学导师，对英国知识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２０世纪初年。格林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强调共同体，他相信，如果不把每个人视为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彼此互相具有权利和义务———就既不可能理解个体，也不可能理解社会。对１９世纪最后数十年英国社会主义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还有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等诗人的伦理的、美学的唯心主义。
２０世纪英国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出自创建于１８８３年的费边社，其核心成员包括韦伯夫妇和萧伯纳。西德尼·韦伯在创办伦敦经济学院的过程中发挥过关键性作用，因而，有那么多２０世纪英国重要的社会主义者都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包括艾德礼、华莱士、托尼、达尔顿、盖茨克尔、卡尔多、勒内尔和拉斯基。
英国唯心主义的社会主义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在根本理想上就有区别，他们要创造一个新耶路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