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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了理性的衰落。
哈耶克区分了两种类型的个人主义：正确的个人主义发源于英格兰和苏格兰，它强调，个人的理性是无足轻重的；而错误的个人主义———其根源是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强调的则是个人理性的重要性。哈耶克指出，对于正确的个人主义“我们应当指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个人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理论，是试图搞清楚决定人的社会生活的种种力量，其次它才是一套从这种社会观中形成的一套政治原则。个人主义的基本论点是：除了通过对个人的行为进行分析之外，我们不可能透过别的办法理解社会现象……用个人主义原则分析社会的第二步是，通过分析无数个体的行为的总体效果，我们会发现，人们赖以取得成功的很多制度，是在没有人设计和指挥的情况下形成与运转的。自然人自发的协作所创造的东西，常常是单个人的头脑永远无法能充分理解的”｛14｝。哈耶克的观点是既是经验的，也是伦理的。他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未来将走向何方，或应该走向何方，因而任何以此为前提建构社会的努力都只能适得其反。
他在１９４１年发表在《经济学》上的文章，后来成为《科学的反革命》一书，哈耶克之所以撰写这本书，因为他觉得，“当一个人走上一条已经让他取得过巨大成功的道路上时，是不会深入地探究其错误的”｛15｝。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源就在于一种错误的信念：在自然科学中能够做到的理性的精确，在制订社会计划时也可以做到。他发现，大力提倡这些馊主意的地方是巴黎，理性显然渗透在当地文化的方方面面。在１８世纪的法国，对于人类未来的信念是热情奔放的。当时的人们认为人类要实现进步，就不能靠演进的试错过程，而只能靠革命性的设计和思想建构。
哈耶克举了个例子来说明法国的唯理主义与正确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说：“我想，笛卡尔在《方法论对话》第二部分的一段著名的话，再恰当不过地说明了正确的个人主义与笛卡尔式的或唯理主义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对立，笛卡尔说，‘很多分立的人所做出的东西，几乎永远都没有单独一位大师完成的东西更完美’。”｛16｝错误的个人主义过高估计了单个天才人物的才能。正确的个人主义则是一种更为谦逊的信念。
哈耶克把社会主义的崛起归罪于亨利·圣西门和奥古斯特·孔德。圣西门要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建立（据信）在科学基础上的社会组织。他的方案荒诞不经，该组织的具体形态及他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则属于异想天开———比如，要搞一个由２１位学者和艺术家组成的“牛顿委员会”来指导整个世界。不管怎样，圣西门为社会主义留下了很多遗产。他组织管理人类的方式尽管很搞笑，但他的那套管理社会的观念本身却流传了下来。哈耶克提到了圣西门特别具有影响的一个观念：“人人都要工作；他们都将被视为附属于某个工场的劳动者，要有人指挥他们，指引人的聪明才智按照我的神圣的预见发展。至高无上的牛顿委员会将指挥他们劳动。”｛17｝重要的是，“不遵守命令的人都将被他人视为动物”｛18｝。
圣西门主义绝不是一场民主主义的思想运动。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写道，社会主义体制“从一开始就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反动……社会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赤裸裸的极权主义。那些为现代社会生活奠定了基础的法国学者无一例外都相信，只有通过强大的独裁政府，他们的理念才能变成现实。对他们而言，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必须通过有意识地打乱社会层次制度，强加某种强制性的‘精神权力’，从而‘彻底终结革命’”。｛19｝圣西门的追随者从来不支持个人权利。这场运动说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但却要按照一个天才、一个意志、根据独裁的原则，组织管理整个社会。而且据说，这个方向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不过，哈耶克并没有深入研究欧洲大陆以外、即英国的社会主义，它是一种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不同的传统。
哈耶克认为，孔德对社会主义的贡献主要在实证主义哲学领域，当孔德还是圣西门主义的信徒的时候，就开始进行这一研究，后来他本人抛弃了圣西门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就是用科学来研究历史。历史与其说是由神意或偶然事件所决定的，不如说是按照统一的、恒定的规律在发展，而个人的理性是可以把握这些规律的。孔德的想法是，从在系统地研究自然时所发现的科学原则，也可以用来指导社会。
孔德相信，历史要经过三个阶段，宗教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科学阶段就是最后、最完满的阶段。与圣西门一样，他认为：个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哲学理论根本没有用处。孔德认为：“‘关于自由的含糊的、形而上学的观念’‘妨碍了大众对个人采取行动’，是‘与文明的发展和秩序井然的组织体系相背离的’。”｛20｝
哈耶克对黑格尔的看法类似于他对孔德的看法。他知道，把黑格尔和孔德相提并论有点反常，因为黑格尔通常被认为属于唯心主义，而孔德则被视为（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但这两人都认为，历史是在个人之上、之外的，是分阶段发展的，他们从历史发展中剔除了个人的意志因素。哈耶克所说的“历史决定论”就是错误地相信，存在着类似于自然规律那样的历史发展规律。而根据自身的定义，历史决定论完全不承认任何道德标准，因为它不承认自由意志。孔德和黑格尔的决定论源于他们“用一种独特的反历史的方法研究历史”｛21｝，在根本不存在规律的地方贩卖决定论。而在哈耶克看来，未来要取决于人的自由意志。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5章 方法论
战争期间，哈耶克已经完全融入了英国。他在自传笔记中写道，战争岁月中在剑桥的那段生活对他“特别有益”，他“完成了彻底融入”英国生活的过程，而自１９３１年他迁居英国后就觉得，在这里的生活很安逸。“我立刻就发现，这个国家的整个气质和思想气氛，对我具有异乎寻常的吸引力，而在战争状态下，我完全站在英国一边，又大大加速了融入这里的过程，我完全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家。”而在自己可以想象的“生活形态”中，在牛津或剑桥某个学院某个职位对他“最具吸引力”①。他在纪念伦敦经济学院５０周年的那篇文章中说，即使“在剑桥那些年，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和不便，但对于那些学生，对于那些有幸在剑桥找到房子、或在皮特豪斯等学院搞到房间的教员们来说，并不是没有补偿。对很多教师来说，皮特豪斯所表现出的热情好客，将是他们对战争岁月最幸福的记忆”②。他在英国———尤其是在剑桥———的那段时间，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
拉斯基的传记作者、信奉社会主义的金斯利·马丁曾描述过伦敦经济学院流亡剑桥时的情形，也描绘了学院以前的状况：“伦敦经济学院搬到剑桥后，人事两非。教师和学生突然离开了伦敦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他们都受到了这一局面的影响，他们也发现，自己成了一所寄宿大学。学院规模现在也变小了，学院能够提供更多面对面的？穴指导？雪，人们之间的关系更亲密了，而当大家都挤在休顿大街兔子窝般的校园的时候，这种情形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在伦敦，贴着花砖的走廊、教室的每一台阶和图书室中，总是塞满学生，而大多数人彼此形同陌路，只认识自己最喜欢的教师，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维持某种学院生活。而在剑桥，教员与本科生差不多成了朋友，交往频繁，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群体。”③
战时一位学生琼·阿布西回忆说，尽管“战争似乎无尽无头，剑桥却是快要被毁灭的世界上一块太平而充实的迷人绿洲。搬到剑桥的伦敦经济学院是适合进行学院社交活动的好地方。老派的、讲究礼仪的剑桥作派，受到伦敦经济学院懒散的、活跃的、不拘小节的气氛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尽情地享受着这个地方迷人的优美景色，而根本不管———尽管我们都看到了———男女分校的学院生活带来的不便”。④伊安·吉尔伯特曾于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３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他觉得，“在剑桥的那一年是我生命中最有意思的一年。我们在非常让人兴奋的环境中刻苦学习。我们也拼命地玩，搞体育和社交活动，甚至腾出时间为服兵役做准备”⑤。
安妮·波姆是当时伦敦经济学院的行政助理，后来也长期担任学校职员，她回忆说，“在英国本土出生的经济学家们去服兵役后”，哈耶克“立刻接手领导经济系。他待人比较冷淡，我总是对他有点害怕。据我所知，他总是穿著短统靴，大步从大伙儿中间走过”。⑥哈耶克在剑桥教过的一位学生埃利克·罗斯回忆说：“哈耶克的德语口音很重，我们很难听得懂他说的英语，他指定的阅读材料也不好对付。他的思想与凯恩斯完全相反……哈耶克反对乘数效应，他称之为消耗效应（ｔｈｅ Ｐｅｔｅｒ－Ｏｕｔｅｒ）。哈耶克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伦敦经济学院左倾得厉害，在这里，马克思的著作是学生的必读书。”⑦
随着战事不断拖延，伦敦经济学院发生了巨大变化，学生数量减少了，女生的比例增加了。这影响了课程的设置，因为女生一般都喜欢社会学之类的专业。大部分专业的课程，都是跟剑桥留下来的教员一起讲授。哈耶克讲授了高级经济学理论课，而讲授入门课程的却是剑桥的阿瑟·塞西尔·庇古。战争持续着，研究生院的人数也不断减少，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只剩下可怜的几个外国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