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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友谊提携，为中国造就人才。1898年，日本驻中国公使矢野文雄向中国政府发出接受中国留日学生的邀请信。信中说，“该国（日本）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藉悉中国需才孔亟，”愿意接受中国学生留日。他还亲自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面议中国学生陆续前往日本学堂学习的具体事宜。1898年8月20日，日本发行的《太阳》杂志（第4卷第17号）刊登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上田万年的文章《关于中国留学生》，称：“吾人须视中国留学生教育问题为我国教育界之一大问题……不论是在中国独立事业上或中日提携合作上，这一群留学生都是一大力量，与我国派往欧美为学术研究之留学生有所不同。故吾人必须予以特殊保护及奖掖。彼等留学吾国，窘乏颇多，故不论外务省或文部省，宜具列理由谋于国会，务以我帝国全国之力，谋求协助彼等获得成功之门径。”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5页。可以说，日本有些人士从中日友好的前提出发，其努力是真诚的、可贵的，但一些日本政客在吸引中国学生问题上所进行努力的目的，是要为“日本将来在战胜地区发展教育”打下基础。平野健一郎《日本在满洲的教育政策》，载《辽宁教育史志》1992年第二辑。由于日本方面的积极诱导和中国废科举兴学堂发展近代化教育的需要，中国学生留日高潮迅速形成。此后几年间，留日人数迅猛增加，到1906年，达12000人。另据实藤惠秀统计，自1896年至1938年的42年间，留日学生人数达9万余人。
日本政府采取吸引留日学生的政策，深藏着笼络清政府、消弭中国人民的仇视情绪及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和教育扩张的意图。如矢野文雄给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中称：“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习自然科学者，与日本“发生密切联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习法政者，“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河村一夫《驻清公使时代之矢野龙溪代》，载《成城文艺》第46期。当时，日本早稻田大学管理清国留学生的负责人青柳笃恒也直言不讳地说：“多培养一名支那青年，也就是日本的势力向大陆多前进一步。”由此看来，日本政府吸引中国留学生，表面上打的招牌是支持清政府的教育，培养人才，实则内含着进行文化渗透和培植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意图。只不过由于当时日本自身发展和其在国际上的地位有限，还受到来自俄国和欧美的威胁和挑战，其殖民扩张意图尚未表面化、公开化而已。日本实行吸引留学生的政策并不顺利。留日学生在日本受到欧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纷纷掀起反对清政府的风潮。这促使清政府制定一系列的管理规程，加强对留学生的限制和压制。日本政府也积极配合，参与其中。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这激起了中国留学生集体罢课，数千名留学生集体回国。留学生陈天华以自杀身亡表示抗议。而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一直采取强硬态度。1905年12月13日，泽柳在《东京日日新闻》上发表谈话，声明文部省发布《规则》的理由以及今后的方针，强调说：“规定没有特别同清政府协商，但也曾作为国际间事务将此项规定提出，并征得了清公使的承认。”总之，日本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并没有使中日提携深入人心，反而引起留学生的不满和中日教育关系的紧张。日本通过吸引留学生想达到扩大势力、培植亲日派的意图和梦想开始走向破灭。
第一部分：日本侵华第二战场：教育侵略派遣日本教习来华
早在清末兴办学堂之始，日本就开始了向中国派遣教习。1896年，京师同文馆聘用日人杉几太郎为教习，1898年杭州蚕学馆聘用了日人轰木长和西原德太郎为教习。进入20世纪后，日本更加主动和积极地实行向中国派遣日本教习的政策。
1900年，日本人辻武雄在《支那教育改革案》中提出，在中国“以讲习日本语言尤为主脑，何则？日本、支那二国，由有邻邦之谊，同文之便，可以互相观摩。中学堂以上可以日本语为必修科，以英语为随意科。”“至若聘外人教习一事，日本人及欧美人孰便孰不便，孰利孰不利，则余尚有意见，请待他日论之。”言虽未尽，而力主向中国派遣教习之意则是明显的。
1901年2月，在北京创办东文学社的中岛裁之通过吴汝纶与李鸿章见面，力陈延聘日本教习到中国的种种好处，请求聘任两千名日本教习来华任教。李鸿章表示赞同。中岛裁之《东文学社纪要》，1908年。1902年3月，日本《教育时论》杂志发表《对清教育策》一文，主张：“清政府欲打破多年来形成的弊端，实行新政，仅靠本国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必须招募国外的有识之士，在其左右献计献策，筹划经营各种事业……我国若真想帮助清政府实行革新，使日中双方都能获利，就必须在各个方面向他们提供优秀的人才。要在教育上对清政府进行赞助和指导，就必须尽可能地向他们派遣一些学识高深的人去担当顾问。”“清政府近期虽不断在各地开办学校，但缺乏适当的教师和教科书……迫不得已，向国外招聘教师，现向我国招聘各类教员，目前双方正在交涉。值此之际，我国应大力遣人清末翻译日本的理科教科书
应聘，赞助清政府的教育事业，同时输入我国文化，扶持我国势力的发展。”这里把向我国派遣教员的目的说得很清楚，帮助只不过是诱饵，输出日本文化，发展日本势力才是其祸心之所在。日本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在给吴汝纶的信中明确表示：“窃拟募集敝国之师范生卒业生，授以贵国历史地理，并告以风俗人情及通行言语，此所以假敝国人士以为贵国养成教员者也。”另外，日户胜郎致吴汝纶的信也称：“仆本日见敝邦菊池（大麓）文部大臣，对清国教育事业宜有所谈及……处于今之际，敝邦虽乏干济之才，然欲为清国选送优良教员，则属定局。”吴汝纶《东游丛录》。为此，日本帝国教育会设立了“清国派遣教员养成所”，专门训练派遣到中国的教员。民间团体也建立了类似的机构。1903年，在东京还成立了清国派遣女教员养成所。日本有些大学也直接招聘一些志愿到中国的师生来华担任教习。这期间，大批日本教习来华任教，人数最多时达五六百人。遍布中国各地。1905年，日人哈拉达发表《论日本在华教育势力》一文，声称：日本在华教育势力有三种，即日本教习、日本留学生和译成华文的日本教科书。1907年5月21日，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载文《论日本宜设大学于中国东北各省》，称：“何以我国语战后之满洲者，惟偏重于物质，而疏于精神之计，此识之所为扼腕而痛心者也。”“观列国对华政策，既锐意从事于整理财政，而努力阐发华人之精神，其于传教、兴学等事，有可表见者不少。”“即以我国而论，数年以来，男女教员之至中国者殊不乏人：南自广东，北迄满洲，虽僻至蒙古，莫不有吾人之足迹，成绩亦颇可观。虽然，其所就也皆中国自建之学校，不然亦缙绅家庭之教师，从未有以我国金资创兴大学，谋普及我国学风教化者。噫！当仁不让，其谓之何？”对日本派遣教习来华的目的，中国当时就有有识之士予以揭露，《外交报》在登载这篇文章时，曾加编者按，指出：“外人之欲谋握我教育权久矣；即以已成者论，何地无之？何国无之？及今而言抵御，已嫌其晚。我国当局，可不亟自振兴，谋教育普及之策耶？”而日本教习中有些人如“支那浪人”者流品行恶劣、学识浅薄、为非作歹更是中国师生的厌恶。所以，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日本教习来华由盛转衰。
第一部分：日本侵华第二战场：教育侵略谋取在华教育权力
日本向中国派遣教习和吸引留学生的政策，从总体上讲是打着赞助清政府教育事业的旗号，以达其文化渗透和教育扩张的目的。中国政府也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俄国的实施中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愿意向日本学习。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战胜俄国，军国主义势力在其国内取得支配地位，跻身于帝国主义行列，以“大陆政策”取代“保全清国”的政策，与其他帝国主义争夺在华势力。日本的对华文教政策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开始时遮遮掩掩式的文化渗透，开始转变为露骨的教育扩张和教育侵略，这集中体现在千方百计谋取在中国的教育权这一点上。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欧战之机夺取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利益，并占领青岛及胶东铁路，提出灭亡中国的“21条”，诱使袁世凯予以承认。“21条”规定日本人在中国有宣教权，也意味着宣布日本对中国实行殖民教育合法化。这充分暴露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谋求教育权的侵略野心。同年10月2日，袁世凯为了讨好日本，竟以大总统的名义申令：查禁具有“排斥友邦思想”的教科书。同时，日本在其国内设立殖民学校（1915年名为东洋协会殖民学校，1918年改称拓殖大学）。该学校以培养在海外经营事业的人才为宗旨，极力主张侵略中国。1919年4月23日，日本众议院提出《关于华人教育设施之建议案》。日本议会议员与政府委员就中国留日学生教育和中国内地教育等问题展开辩论，声称应在中国设置教育机关。1923年12月，日本外务省召开中日两国非正式会议，签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