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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坎普拉德的亲自培训。坎普拉德会和他们一起研读《宜家精神》。
海外扩张
进入20世纪90年代，宜家迎来了自己的黄金发展阶段：
宜家进一步巩固了在德国、英国、美国等地的市场份额，成为当地最大的家具销售商；同时新开辟了波兰、捷克、俄罗斯和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亚欧市场。
每进入一个国家，先会有规模较小的店铺建立起来，以适应当地的环境。经过前期的市场宣传培育之后，才是大规模的进入。
由于中欧经济的滑坡，同类企业竞争加剧的影响，亚洲国家取代欧美国家成为近几年宜家发展的重点。在中国打下根基以后，宜家2003年底有计划进军日本。这是宜家自1998年进军中国后，在亚洲采取的又一大行动。
在日本，宜家初步决定2006年前在东京开设两家分店，更长久的打算是考虑在东京开设4～6家分店，并在大阪开设同样数量的分店。
在宜家现任CEO安德斯的眼里，日本是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市场，在未来五年，日本和中国也许会成为宜家主要的增长引擎。
2003年，宜家集团销售额为113亿欧元，亚洲的业务仅占3％，而欧洲和北美则占到82％和15％。亚洲，将会给宜家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遗产继承
挑选一个合适的接班人，成为所有家族企业第一代创业者最为头疼的问题。
商业王国里的权力交接往往夹杂着亲生手足的勾心斗角，让老一代们感到手足冰凉。
令人欣慰的是坎普拉德并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小坎普拉德们对权力表现得似乎并不热心。
早在1986年，坎普拉德就将公司的大权移交给了自己的儿女，移交时并将公司资产拆成3份，以确保任何子女都无法动摇公司的根基。坎普拉德把公司经营权交给了安德斯·达尔维格。坎普拉德的大儿子彼得以及另外两个儿子乔纳斯和马萨厄斯，也继承父亲的创业精神，积极参与公司的经营与治理。不过，每遇公司有重大决策，儿孙们仍要聆听他们父亲的教诲。坎普拉德的3名儿子目前亦在宜家公司工作，其中一人预期最终会脱颖而出，正式接掌父业。
按照坎普拉德的意愿，其长子——38岁的彼得出任宜家发源地——荷兰分公司主席一职，这是宜家集团的核心权力所在。坎普拉德告诉《金融时报》的记者：“按照常理，彼得应该坐上这个位子。尽管他有很多事要做，但坎普拉德不得不逼他坐上去。”坎普拉德的次子——35岁的约纳斯掌管整个集团的大规模的产品生产。至于最小的儿子——33岁的马修斯，坎普拉德曾暗示，他将可能接宜家现任主席安达斯·莫伯格的班。
坎普拉德已经宣布，在他的3个儿子中，谁的公司经营得好，那么整个〃宜家〃连锁店和家庭的全部财富都由他一个人继承！在坎普拉德的3个孩子中，对那位在遗产继承权竞争中获胜的人，奖赏是巨大的。但是如果他能够同时继承他父亲那平民化的优秀品质的话，他会像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中所说的那样，把继承来的遗产同他的两个兄弟一起分享。
按照坎普拉德的意思，宜家自始至终都没有上市计划，全部发展靠自营收入，其组织架构也显得非常复杂。不过，看似分散的所有权结构实际上仍在坎普拉德家族的牢牢控制之中。小坎普拉德们是天经地义的受益者。
第一章坎普拉德和宜家（11）
纳粹分子
每一个人在少年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极端的想法，影响他一贯坚持的主张，坎普拉德也曾有过信仰的危机。坎普拉德那段有着纳粹和法西斯痕迹的过去只是一个例子，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总有一些坎坷：生活中一段段经历相互重叠交错着，每深挖一层，就会有新的沉淀出现在眼前。
这是一段真实的故事，一个关于坎普拉德青年时代道德迷失的故事。事实上一切应当回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爱尔姆特瑞德农场，那个每天围着他所热爱的祖母身边转的童年时代，当然也有他父亲的影响——那位穿着马裤和长靴的“乡绅”同样有着明确的反犹太人的思想。坎普拉德还记得他父亲对他讲起一战后犹太人是怎样经营德国的钱币兑换所，结果破坏了普通百姓的经济生活的。当那位犹太律师以非常低的价格出售家族财产，从中侵吞了部分世袭产业的时候，他从小就形成的那种印象更加深刻。当他的奶奶给他看看那份盖世太保宣传机构印制的插有图片的《信号》杂志时，同样的影响也发生了。不论是德国青年的报告还是孩子时代父亲的教诲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希特勒叔叔”正在为奶奶的亲戚们做好事。
农场的信箱里塞满了当时各种亲德国组织寄出的广告宣传品，而坎普拉德总是积极地参与。他写信索要更多的宣传品。总之，年少的他被动地接受了很多东西，因为那会儿一切都是懵懂无知的。在乡下，瑞典农业协会印刷的周刊是最重要的消息来源，就像以前《真理报》对于克里姆林宫的作用一样，坎普拉德在那上面看到了附有“邮资已付”标记的广告，你可以直接把它寄出索要目录，还有各种各样的免费索要的物品。于是他收到了大量的邮件，通过这种办法，也开始认识了所谓的林德赫尔姆党，瑞典最极端的纳粹组织，以及他们的报纸《瑞典国家社会主义者》。
在这段记忆当中，日子好像格外短暂而且无关紧要，但他仍然继续培养着自己的政治兴趣，只不过小心地隐藏起来了。邮局的签字桌旁边有一个垃圾筒，1942年的某个时候他在里面发现了一张名为《前方之路》的报纸。坎普拉德把它带回家阅读，而后给编辑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对于真正的瑞典文学以及他们的报纸非常感兴趣……因此请寄给我几期样本，当然，是免费的，”不管人们说什么，所有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都只是个孩子，即便能够对那些事情负全责，它们也至少发生在60多年前。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事情，一个人年轻时犯下的错误，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谅解呢？真的有谁会理解坎普拉德对自己的错误所产生的后悔与悲伤吗？难道一个由德国祖母带大，有一位德国父亲，都成了坎普拉德罪过吗？
1994年，瑞典国家档案局里又有一批档案到了解密期，开始对公众开放。
1994年10月21日到12月9日，整整46天的时间里，英格瓦·坎普拉德年轻时接近纳粹新瑞典运动事件的曝光，成为全球宜家日程表上的头等大事。
3。7万名员工，成百万的消费者和各个饶有兴趣的党派，纷纷要求知道当时最大的瑞典报纸——《快报》上一系列公开发表文章后面的事实真相。
1998年春天，大地震的余波再次袭来，前一次没有公开的东西被摆到桌面上来，尽管它们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什么。一切似乎都为了证明一个结果：宜家之父英格瓦·坎普拉德与纳粹有不该有的亲密关系。
《快报》的第一篇文章附有插图，大标题，整个报告连梗概一起足有4页——英格瓦·坎普拉德，积极的纳粹分子。
在哈姆勒贝克，如同所料想到的，电视、电台和报纸围攻了路易斯安娜北面的指挥部。镜头上出现的是一个被人穷追不舍的坎普拉德，恼火，绝望，疲惫不堪，同时又心力交瘁。“有这么多的事情等着坎普拉德将来去做，难道坎普拉德非得一遍遍地讲述还是毛头小伙子时的所思所想吗？”
其实坎普拉德早已开始反省自己的过去，远比《快报》编造的谣言所触及的还要深刻。
20世纪30年代的爱尔姆特瑞德农场。童年时期的英格 瓦·坎普拉德。
他觉得他们和祖母的思想非常相像。等有了斯文·奥勒 夫·林德赫尔姆的大幅相片，坎普拉德就骑着车在村子里绕了圈，张贴了一些。他参加了他们的一些活动。
林德赫尔姆是个真真切切的纳粹，是一个行“哈伊，希特勒”举手礼、戴臂章那一套东西的、瑞典土生土长的党魁。坎普拉德后来一直以承认自己曾经是一个纳粹党徒而深感耻辱。
1942年，坎普拉德发现了一张名为《前方之路》的报纸。坎普拉德把它带回家阅读，并给编辑写了一封信，说坎普拉德“对于真正的瑞典文学以及他们的报纸非常感兴趣……因此请寄给坎普拉德几期样本，当然，是免费的。”
而《前方之路》也是明显亲德的。当时战争还在进行当中，希特勒还接连获胜。这时他第一次见到珀·英格达尔，瑞典反对党，后来的新瑞典运动的领导人。一段时期他的偶像。
他离开林德赫尔姆组织，开始频繁接触新瑞典党的集会。他崇拜他，他开始倾心于新瑞典党。他发现他们中很多人都富有同情心。坎普拉德喜欢新瑞典党关于合作的思想。这个时候，坎普拉德已经得出正确结论：英格达尔的处方并不是实现人类自由与尊严的恰当途径。
第一章坎普拉德和宜家（12）
有几次，坎普拉德接受了任务，到火车站迎接前来做演讲的珀·英格达尔。
他领着他到开会地点。英格达尔戴着厚厚的眼镜，几乎什么也看不见，甚至无法自己过马路。这使坎普拉德对他还多了一点同情，他想帮助他。
除此之外，还有对他的能力与智慧的仰慕：每当坎普拉德大声为他读完一个专栏，英格达尔都能立即背诵下来，而且一字不差。
英格达尔是个十足的种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