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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普拉德这段无奈的话说明他对儿子们又期待又不想强求的矛盾。
关于儿子们加入管理层的问题已经讨论过多次了，所有的模式都各有利弊。在一种“三头执政”的模式当中，可以在第二层次的执行董事副职上为小坎普拉德们留个位置，而兄弟三个按照某个间隔轮流坐庄。另一个模式当中，按照宜家三大不同的分支，红、黄、绿三大集团，3个儿子可以分别负责一方，只在管理层的交叉点才与另外两方接触。
不过，这些事情的最终决定权并不真的只有坎普拉德一人掌握，公司领导者们依然有这样的责任。如果他们说不行，你干不了这个，那受到质疑的孩子就得另谋他职了。
很小的时候小坎普拉德们就被培养着与钱打交道。爸爸坎普拉德总是会问：你能肯定那就是你想买的？你仔细地想过要买什么及花多少钱才划算吗？如果买了这个，你的口袋里就一分钱不剩了。他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引导着他们自己作决定。
对于自己的父亲，小坎普拉德们一直都是很崇拜的。他们从他身上得到很多东西：他的思维方式，他的节俭，固执地在各个方面的严谨精密。而从母亲那里，他们学会了关心人，学会了照顾人的本领。当参加有父亲出席的会议时，他们总是安静地听。他们服从坎普拉德的管理。
当然，他们对父亲的弱点，同样看得很清楚：他越来越不耐烦，以至树敌太多，而耐心是应该不断培养的。
他们将有机会继承一大笔遗产。他们可以用它来做任何事情，但3个人却做了同样的决定：要使这笔遗产不断更新，不断增值。
他们将会非常富有，但都学会了像父亲那样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他们对财富有新的看法，并且认为这些都不会影响自己跟朋友的交往。
关于宜家，他们似乎也有着自己不同的看法。人们选择了宜家，是因为他们在这里工作体会到乐趣。而危机成为宜家发展的一个动力，他们对很多项目都由坎普拉德自己提议觉得不满，因为创意必须同时还有其他来源。
从很早开始他们就在为将来做准备。在学习中逐渐在宜家内部树立了自己的影响力。
当被问到将来希望为宜家做些什么的时候，彼得认为最好是决定1年开25家新商场。这将是一份极好的奖励证书。
约纳斯的最高目标是接任一家商场的经理之职，并且在那个位置上大干3年。而最小的马修斯则表示自己喜欢呆在商场里面，并且已经写下了一些关于可行性改进的备忘。
爱喝酒的坎普拉德
坎普拉德同酒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独立成章。他妻子用不耐烦的、无可奈何的态度，同时也带着一些宽容，说起他们第一次相遇时“他正处在污秽不堪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比“饮酒过度”更好听一点的说法。强烈的喝酒癖好是源于农村长大的结果。年轻男子在参加舞会前，都要喝一种叫做布罗德尔，用蜂蜜、白糖和马铃薯混合酿制而成的饮料。坎普拉德带着一丝嫌恶地回忆起这种发酵酒。他也记得第一次喝醉酒，那是他在厨房里偷喝父亲留下的瓶渣的结果。小男孩很快就晕倒了，母亲贝尔塔整整一个星期不愿搭理自己的儿子，父亲费奥多在儿子刚刚从昏迷中醒来时同他做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可以说大量饮酒是他在早期养成的癖好。他用特别的口吻谈起他开始把自己定义为一个酒徒时的情景。
应该是在1960年初的时候——有几个早晨坎普拉德醒来时双手在发抖。在波兰，大家不停地喝酒，谈判前，谈判后，甚至谈判中间都要喝。后来坎普拉德发现这是一个可以学会遗忘的办法。此前坎普拉德有过许多不眠之夜，当时坎普拉德的婚姻正走向痛苦的尽头，坎普拉德的神经仿佛要被撕裂了。不知不觉地，坎普拉德开始在饭前喝上一两杯酒。
最后只好去见坎普拉德的医生。坎普拉德对他说，汉斯，千万别告诉我必须停止喝酒，因为我不想。医生给了坎普拉德几个很好的建议。每年3次不沾酒，每次3个星期。一来你也许能说服自己改掉这个毛病，二来你的肾和肝可以有时间恢复一下。
在回到办公室以前坎普拉德就想好了，每年三次，一次五个星期。再后来坎普拉德还试过每次六个星期，有时甚至达到十个星期。或许很快坎普拉德会增加到一年四次。
有别于一般的定义，他称自己为“有节制”的酒徒。
有一个老同事停止喝酒了，因为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坎普拉德给他写了满满4页纸的信，说认为他应该休一段时间的假，并且随时欢迎他回来。他高兴坏了，立刻返回公司。但是一天夜里他驾车冲出了公路。虽然还在治疗中，他又忍不住喝酒了。
如果坎普拉德被迫无奈地戒酒，那将是很可怕的。学会节制是对坎普拉德自己的重大挑战，要像其他人那样，每天就只喝一杯酒。问题是坎普拉德总想多喝一点。各种轶事旧闻一齐涌来，如同那些曾经走近你，向你袒露出心底世界的人们那样，他的影像在坎普拉德眼前也已变得重叠而模糊起来。那个坎普拉德与之朝夕相处近一年的坎普拉德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个。
第一章坎普拉德和宜家（15）
抠门的亿万富翁
随着宜家的发展，这位78岁的亿万富翁再次成为媒体的焦点。坎普拉德似乎该享受享受了。但这位一直都有传奇经历的大大富翁，仍然像一如既往地坚持宜家勤俭的传统，开着一辆又旧又破的沃尔沃车，每花一分钱都要仔细算计——日常买菜也总选在下午便宜的时候去。他的这种举动让外人觉得不可思议，媒体称他“老抠门”。不过，看来坎普拉德并没有要改掉这个习惯的愿望。他一直都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坎普拉德欣赏自己，在这一点上他同大家没什么区别：古怪，不确定，对不公正的事情感到愤慨。像他的妻子和儿子们一样，坎普拉德丝毫不愿变成一个洋洋自得的暴发户。他常常愉快地回忆起一份小报上的标题：“不像资本家的家具业国王”。
那篇文章形容他是一个“一点也不可爱的、令人伤脑筋的资本家”，而这正是他所希望的。抗争者和大众的朋友，爱国者和烦人的资本家，他集所有这些形象于一身。
有关这位亿万富翁朴素节俭的传说并非只是故事而已，那都是活生生的事实。他欠缺一个光鲜的外表，没有时髦的服饰、昂贵的手表，也没有豪华的轿车（他驾驶着一辆老式沃尔沃汽车），这一点在他本人以及公司的形象中占有如此之大的分量，坎普拉德不得不最最衷心地祝愿他不会被剔除出典范们的行列——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有一次举办生日聚会，他犹犹豫豫，不知道是否该买些酒。可能大部分客人会带酒来的，他算计着……
这种厉行节约的成果之一，就是在宜家谁也不会乘坐商务舱旅行，因为最高领导乘坐经济舱，而且如果不得不重新预订更贵的东西，他会非常恼火。如果坎普拉德改变这些习惯，这个王国的成本体系就会崩溃。一天坎普拉德的员工在核对笔记的时候，坎普拉德取消了一次会面，因为他赶着要在规定日期前用完手里的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奖励津贴。他拖着行李箱登上从哥本哈根到哈姆贝克的地方列车，同事们愣在一旁。他们不该帮一把吗？但是坎普拉德拒绝了。他不想让自己显得特别。他希望了解普通百姓的感受。没有私人司机，没有管家，没有虚张声势的跟班——坎普拉德融入了人群中。
退休以后的跨国公司董事会主席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在奥伯尼的商场里。室内配备了西格纳书桌、卡米拉椅子、一部电话、一座屏风、一个比利书架，墙上斜靠着一块标志牌，上面用不够熟练的字体写着：坎普拉德。
亿万富翁的办公室也不过如此。
还得再加上一个废纸篓，因为他吸鼻烟总是有很多残渣。
有一回在宜家总部吃工作午餐，他从自己的斯马兰钱包里掏出钞票付账；要是坎普拉德坐飞机来，他会希望在阿兰达机场买两大包鼻烟；有人悄悄告诉坎普拉德的朋友说，一瓶廉价的白兰廷威士忌就会使他更加愉快。
哈坎·艾利克森给坎普拉德讲他和坎普拉德到达华沙，被安排在广场饭店。“格兰特宾馆不在了吗？”坎普拉德问道。“在，但是太破旧了，”哈坎说，“那儿淋浴器的管子漏了，而且房间里有蟑螂……”
“坎普拉德的家人就不能试试不在乎吗？”坎普拉德说，接着取消了订好的房间。第二天早晨，艾利克森看见一只蟑螂鬼鬼祟祟地爬出自己的箱子，他不得不把它打开重新收拾一遍，结果耽误了约好在7点的早餐。坎普拉德用通常对付迟到者的方式向他简短地打了一声招呼：“下午好”，他想借此强调别人睡过头了。“坎普拉德房间里有蟑螂。”哈坎冷冰冰地说。坎普拉德若有所思地听着，然后说道：“听着，小伙子，这的确是一家很不错的宾馆，并不是经常能能在房间里找到朋友的。”
这种纲领性的简朴也会有一些例外。
一位退休警察和他的妻子住在洛桑郊外由宜家租下的房子里，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在坎普拉德外出时充当他的保镖；他还用现金在法国南部购买了一座葡萄园，那是在同克劳斯航空公司做了一笔获利甚丰的股票交易之后。现在他的确可以有点享受了，可以实现妻子早已期盼的那种有保障的、阳光普照的田园生活。但仿佛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