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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满洲贵族终于结束了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也就是在同一年，毛泽东十八岁，他到湖南的省城长沙，进入更好的一所学校学习。在革命的洪流中，他在那里第一次听到了孙逸仙的名字，并且很快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参加当时的新运动。在他贴在学校墙壁上的一份宣言——这似乎可以被看作是“大字报”的先声，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中，他提出了自己所构想的政府：由孙中山任总统、康有为担任总理以及梁启超任外交部长。与其他许多同学一道，他自愿加入了一个造反的军事组织（这个组织完全由学生构成，他认为“太缺乏秩序”），但当这次革命运动在半年后几乎接近胜利时，他却又回到了他的书本当中。以前，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很大程度上限制在梁启超推荐的范围之内，而那段时间他的思想也受到梁启超很深的影响。现在，在这个藏书颇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中，他致力于自学，并且逐渐熟悉了许多的现代作家、科学家。同时，又阅读了亚当·斯密、斯宾塞、达尔文、孟德斯鸠以及约翰·斯图亚特·缪尔等人被翻译为中文的著作。在克服了一些贫穷的困难，以及自己对科学的厌恶后，他于1913年被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接收，并在五年以后，在那里得到了毕业文凭。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12）
391这段时期，亦即在1918年，他写到他的“……思想奇怪地混杂了自由主义、民主改革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这时，陈独秀与胡适已经替代了康有为与孙逸仙，成为了他的新偶像。如同其他材料也提到的那样，他在这一年动身去北京，参加一个为准备留法的学生组织的预科班，并且以无政府主义为其思想基础。但随后，他便决定继续留在中国（这或许也部分是因为他在学习法语上的困难，而法语是预科班课程的核心内容）。后来，他说他相信：“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的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杨昌济，毛泽东在长沙时的伦理课老师，并在随后不久成为他的岳父，把他推荐给了时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这样，他便能够继续留在北京而不必回到他不喜欢的父母那里——因为他在学校的最后一年他母亲便过世了，这样他就更不想回家了。就这样，一个可能决定中国命运的轨迹开始了。因为，尽管这个聪明、积极的年轻学者到达图书馆总是非常匆忙，“……我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毛泽东这样酸楚地回忆道。那些最终将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已经开始在李大钊周围一些较少科学思想，却更多具有政治诉求的人（当然不是指那些学者）之中开始酝酿了。那些自鸣得意并让毛泽东感到失望的学者中，具有典型性的是傅斯年。二十年后，当蒋介石领导的“新生活运动”风行一时的时候，傅斯年也因为他对中国生命概念的分析而出名。1919年文学革命时期，作为其中主要人物的傅斯年，对一篇名为《民众的大联合》印象深刻，但在一年之前，他还认为这个图书馆管理员并没有什么地方值得引起他的注意。
392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个短命的学生杂志《湘江评论》。这份杂志由毛泽东主办，但却并不是他的第一次文学尝试。早在1917年4月，他就已经以笔名发表了一篇关于体育教育的文章。1919年开始，组织活动逐渐占据了他越来越多的时间，并使他不断往返于北京、长沙、上海之间。但这样的奔波对他而言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从1915年开始，他就不断尝试建立学生组织，在1919年4月新民学会的建立，应当是在1918年4月。此处可能是作者有误。——译者注，他在长沙成功举办新民学会。新民学会使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1921年10月成立后，得以建立在湖南省的支部。随后的十年中，毛泽东一直在共产党内占据高层但并非领导的位置，实际性和组织性的工作较意识形态工作也一直占据更为主导的地位。现在看来，最具有决定性的工作，是对农民的组织。这项工作尽管并不是由他最初发起，但相对其他人而言，他对这项工作的推动却是最为积极的。从1915年开始，他将自己的经历从理论的争论中解脱出来，投入了对他的家乡湖南省的考察。而其结果，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逐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1925年，农民只占共产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五。这个数字到1928年就变为了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而到了1930年，在所有十二万共产党员中，只有两千名产业工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一点六六。但是，这种面貌上所发生的变化要产生其实际效用，只有在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所相信的教条——几乎所有的领导者都受过直接或间接的西方影响，并且曾有过国外留学的经历——失败，并且共产党的追随者只剩下少部分坚定分子时才有可能。甚至莫斯科，现在都还能够如同对待一个濒死的患者那样，改变这个组织的最终自由决定。1927年，中华苏维埃在湖南与江西两省交界之处建立，成了他们自己可以控制的意识形态和军事资源。直到1931年是他们的巩固期，1934…1935年在蒋介石军队不断增强的军事压力下被迫撤离，经过长征，转战至地处西北的陕西省。当然，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是这个集体的领导此处，著者所论与现在所知史实存在差异。此处留存作者观点。——译者注。在1935年早期，他同样也成了整个党的领导，因为党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其他的力量支撑——这已经是大家公认数年的现状了。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13）
“矛盾”与“实践”
393在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毛泽东写了他的两篇最为重要的理论文章《实践论》与《矛盾论》（1937年）。第一篇文章的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不仅指出要基本处理同主题的问题，如矛盾，同时指出，应当在有利于“行”的前提下，对“内”与“外”的老问题进行再次思考和考察。在中国，这个问题经常是决定幸福何处落脚的基础。在可以理解的范围内，我们可以说，毛泽东的思想继续了李大钊的足迹（如果我们暂时忽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然而，他或许也并不是直接受到李大钊的影响。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并且也能在他们二者身上寻找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诲在中国本土环境中发生的奇妙折射。
这个问题的典型，首先是“知”与“行”之间矛盾的调和，或更准确地说，对“行”的强调是更为首要和本质上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文章的题目仅限于“实践”就已经可以看出了。因为尽管毛泽东承认“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他同时承认，“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并且“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然而，有趣的是，认识的发展来源于直接经验，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认识观，不仅给毛泽东对主体的认识带来变化，而且也改变了他对客体的认识：“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特殊理论，让人依稀记起海森堡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1976年），德国物理学家。——译者注（Heisenberg）的测不准原理是“半定”性的。但是毛的这种思想的来源，当然并非来自于物理学，而是毫无疑问来自中国的古老典籍《易经》——这本书也同样（halfdeterminist）。与其他预言体系所信奉的严格宿命论不同，《易经》的预言只是宣示出事物发展的趋势，而当这种趋势以及它所提供的劝告被人能理解时，这种趋势就可能发生明显的变化，甚至可能够被实际克服。
394毛泽东相信，知识不仅其本身就是实践，而且还是能够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实践。这个想法导致了他的进一步关于知识的学说，即认为，认识的发展是无极限的，因为它改造了现实（并且，“真理”由此被发现），而且能够不断使现实以新的面貌出现。物质与认识、客观与主观，根本上是不可分的，并由此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当中。这一过程并非接近远处的某一固定极点，而是构成了存在与认识天然的一部分。因此，毛泽东认为“绝对真理”由“无数”相对真理组成，并因此损失了其本质和绝对性（他在此处大胆地提到了列宁，但引用却不够准确，因为列宁认为，真理是由有限的相对真理构成）：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