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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孙中山在他生命最后一刻所作的，将中国20世纪20年代思想政治发展中产生的两种思潮——改革过的儒家思想与共产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尝试，通过简单地忽视两者的对抗性因素），无疑是有良好的初衷的。或许，这也是他作为“中国国父”，所应当采取的适合的政治主张：它应具有某种公平性，而非仅仅代表某一种政治力量。但是，他并不能修补中国年轻知识分子间存在的深刻不和。国民党（孙中山是它的创建者）的发展，是这种情形的象征。在1924…1926年之间，它试图与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但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权力逐渐滑向朝共产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些人手中。最终，在1927年春天，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势力发起了暴力攻击，导致了数千国民党内共产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者的死亡。蒋介石夺取了国民党的控制权，国民党也逐渐向保守方向发展。这种变化，并非源自20世纪初在中国发生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争，中国传统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根据逻辑推演，随后的现象应当是其中的一部分人走向激进的右派，而另一部分人则走向激进的左派。更为中国化的追随者多在本土接受教育，他们所持观点相对分散，因为他们同样也不反对含有西方元素的现代化；而更为西化的追随者，其绝大多数都有在国外求学的经历，他们所持的激进主义，更显出一种内聚力。他们求学之地距中国越远，他们所持的观点就越有激进的色彩。那些相对温和的人物，曾经留学日本（至1906年，大约有1万人），而那些最为激进的人多为留欧，尤其是留学法国的学生（至1906年，约有600人）。他们对传统中国的批判观点，仿佛与他们在国外的环境并无完全的联系。满清政府幼稚地认为，将这些最为激进的学生送去欧洲留学，是摆脱他们的最好方法。
351
新无政府主义，与“机器达致大同”
当我们追溯中国20世纪关于人与社会的思想观念（这些观念已经部分地在孙中山的著作中得到表达）时，知识的线索将我们带到了“激进主义”，并且令人惊讶地将我们带回了欧洲，带回了巴黎。从1902年开始，一些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在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影响下，开始建立起了小型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并随着一本名叫《新世纪》的杂志，于1907年浮出水面。直至1910年，这本杂志共出版了一百一十期。这些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包括一些经典和中国传统教育的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基础的自由主义。吴稚晖（1864…1954年），现代中国思想史上颇具个人魅力色彩的学者，成为了这个组织的领袖。他曾在日本接受教育，并于1903年，因为在上海作记者时写的一篇具有煽动性的文章而被迫逃离中国。1904年，他在英国结识了孙中山。当时，孙中山正在几乎世界各地寻找反满和进行反满革命同道的支持。更多地基于友谊而非相同的理念，吴稚晖1905年成了同盟会（国民党前身）会员，并于1906年到达巴黎。在巴黎时期写作的一篇文章中，他仍然在歌颂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中文原文未能找到。此处文字从英文本翻译。——译者注：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三节 理想混乱的时代（10）
无政府之名在世界上是最有前途的……（携无政府之名）每个国家都能够超越自身的疆界……每个国家都可以放弃自己许多不同的语言，并接受一种普遍的语言；非政府的国家用其百分之七八十的力量，向大众传授无政府主义的新伦理。其结果是无政府主义成为一种必然。无政府主义将有它的伦理，而非法律。人们可以“各尽其能”，但那并非“义务”；可以“各取所需”，但那也并非“权利”。当每个人都能“自愿地进入真实与平等之地”，并再也不进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国家”时，那就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
如果是孙中山，或许会说道家与佛家，以及一些人如鲍敬言、阮籍等，都曾经欣喜若狂地相信无政府主义会带来拯救。但与孙中山不同的是，吴稚晖所无限羡慕的一切，都来自欧洲。与他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同道们一样，他深深地爱上了法国这个国家，爱上了这个曾经有过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并仍然通过带贝雷帽等方式在几十年之后表达着对这段历史的热爱的国家（这种对法国钟情的传统，直至今日仍然在中国左派知识分子中继续）。他轻蔑地将中国看作一个肮脏和道德堕落的国家，并相信欧洲已经具备了“最高的道德与文明”。在他看来，欧洲文化的高妙之处，正存在于当时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蔑视的“非精神”因素：物质世界的观点和科技发明之中。他幽默但又有意识简单化地将宇宙起源描述为由混沌（中国形而上学中很早就有的概念）开始，某一日突然爆炸，产生数百万个“自我”的过程。他说，写下这个传说的“形而上学的幽灵”，早已“被科学洗礼”，因为这个传说认为宇宙的产生乃是自己发生，而非由造物主创造。吴稚晖认为人类至今已经经过了数百万年的进化。这种信念，内在地使得吴稚晖相信无政府主义社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终究会来到，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宇宙大灾难的危险会就此消失。有趣的是，吴稚晖相信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并不能被简单的道德发展理解，而是一种在善与恶两极同时发展的进步：
352善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后人；恶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后人。知识之能力可使善亦进，恶亦进。人每忽于此理，所以生出许多厌倦，弄成许多倒走。
这种对理想世界可能被错过的可能，以及它的实现，是中国乌托邦思想中反复出现的母题。它表明了一种发现，认为乌托邦中同样存在历史尺度，这种历史尺度与它们距离实现的不同阶段的清晰程度紧密关联。然而，这种担心并没有妨碍吴稚晖用鲜活的笔调描绘他想像中的未来世界。他闪烁智慧的幽默、向他的听众描述最重要事实时所用的诡计、聪明的表述形式、丰富的比喻以及酷似庄子的想像力，让人们很难说他自己是否真的相信他所说的那些概念和精确描绘出的细节。他真正重要的文章，如《机器促进大同说》等所表现的，是将传统中国式由道家、佛家要求的回到较原始发展阶段的欲望要求，与具有坚实基础，迷漫技术的未来的概念并置。在这里，幸福第一次可以通过人类增加生产而不是减少欲望而达到。由此，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个精力极为充沛的年轻人，这个“白发青年”，这个中国驻巴黎大使曾赞扬为东亚集伏尔泰、左位、孟德斯鸠、儒勒·凡尔纳于一身的作家，会疾呼将中国所有阶级“通通扔到茅坑里三十年”，会赞美一个生气勃勃没有阶级，所有工厂都由工人学生操作的机器时代的来临了：
353工人知识愈高，合作工厂将代用资本工厂，业组之社会主义可不烦流血而成。铁柱日铸万枝，水泥日出万桶，实验仪器充积厂屋，精铁油木之桌椅满贮仓库；三十里而峨焕完备之大学已在面前，二十里而崇闳富丽之书库博览室又堪驻足；一动车而千亩云堆，一开机而万卷雪叠，人皆为适量之节育，亦各操两小时之工：如此而生产，庶几名实两符。……于是在每天余下的二十二小时内，睡觉八小时，快乐六小时，用心思去读书发明八小时。在这二十二小时睡觉、快乐、使用心思之中，凡是对于温厚、鲜洁、轩敞、飞速等条件的享用东西，应有尽有，任人各取所需。到那时候，人人高尚、纯洁、优美。屋舍皆精致优雅，道路尽是宽广九出，繁植花木。珍禽奇兽，豢养相当之地。全世界无一荒毁颓败之区，几如一大园林。彼时人类的形体，头大如五石瓠，因用脑极多之故。肢体皆纤细柔妙，因行远升高入地，皆有现成机器，遍设于道路，所需手足劳动甚少之故。这并不是乌托邦的理想，凡有今时机器较精良之国，差不多已经有几分已经实现。这明明白白是机器的效力。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三节 理想混乱的时代（11）
通过随后建立起一个接近30人的组织，这些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开始了他们迈向自己所描绘世界的第一步，并取得了客观的成就。这些学生以严格的纪律限制自己，禁烟、禁酒、禁赌博，甚至没日没夜地在工厂劳动。他们坚持个人的独立，希望个人能够成为组成社会最小的细胞。在他们创办的杂志《新世纪》（1907年）中，有这样的文字：
社会中个人的本位。合诸个人而为村，合诸村而为国，合诸国而为社会。个人与个人交通，互相协和。同享社会中之安乐，而不由少数人以权力羁制之，此乃正当社会（即无政府主义之所欲也）。
然而，巴黎的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同样非常清楚地知道，无论在什么地方，尤其是中国，从来还没有过一个这样的成功模式存在，作为他们参照的目标。从吴稚晖在这个问题上非常粗暴的态度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民族主义者的中国同样没有任何建议。他们坚持将中国带到它从未经历的地方，直至取得成功或者彻底失败，甚至不惜背上乌托邦或者不爱国的指责。在针对一封读者来信的回信中，《新世纪》的编辑写道：
354中国人之不能随世运而进，好落人后者，以尊古薄今也。泰西之所以实事求是，精益求精者，以尊今薄古也。……（至今日）每学一新理新学，必附会古人，妄用典故，乱用陈语。何者为某某人所曾言，何者为某某人所已为。帝国主义膨胀，则成吉思汗为东方拿破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