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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幸福观-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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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守舍,诚实生活”的训诫。相反“远游”的盛行对他们而言是不可于理喻的。    

  因而,从一开始,在中国文学里远游与对现世的悲天悯人紧密地联系并不是偶然的。在宗教的诗歌中亦复如是。“游”的目的不在发现远方的土地,而是找寻天国与天堂。人们的悲哀有两种,一种是在人们返回凡间后,人又回到了他自己的世界时。据《列子》所云,禹帝从北冥回来时,痛苦困扰着他。《楚辞》中描述的楚国巫师遇见云中仙子后也有同样的经历。也许这就是促使人们离开现世、逃到远离尘俗的世界去的原因。确实,无疑这是较为古老的母题。在最著名的、也许是最早的可以证明这一母题的经典例证《楚辞》中,我们首先发现了此点,《楚辞》由楚怀王时(公元前4世纪)带有半传说性的人,大臣屈原所作。由于小人的阴谋,他被黜官了,据说他漫无目的地在国中游荡,成为一个遗世独立的人,最后在南方长江的一条支流中投水自杀而死。182    

  183事实上,由此我们发现了水(主要是长江水)与进入超自然世界二者间最早的联系;在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中,我们经常看到以奇特的方式出现的水与超俗世界的联系。《楚辞》中并未把屈原的死描绘成绝望的赴水而死,而是把这描绘成到达天国的感伤的旅行。神龙驾着的马车留下车辙,太阳的轨迹就印在车辙上,循着这轨迹,他来到了闻名的神奇之地,但最后在目的地,所有的神仙者都拒斥了他,所有天国之门都是关闭的,所有他钟爱之人钟爱之物也都令他失望。在后来长达187行、由于其丰富性以及常带有隐喻风格而难以翻译的《离骚》中,屈原表达了他的感受。以下几行的形象系列大致体现了屈原的理想,同时它们也表现了《离骚》的风格力量以及奇特的中国南方诗歌的色彩,从而给人以深刻印象: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欲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门兮,倚阊阖而望予。其暖暖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良风而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纷总总其离合兮,纬其难迁。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保厥美以骄傲兮,曰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鸩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第四部分:对彼岸世界的迷恋(约300—1000年)第三节 洞穴后的世界(4)

  184很早时候,《楚辞》中的“骚体”就常被人模仿。例如公元前2世纪,汉初对“骚体”的模仿一时成为时尚,悲天悯人的主题反反复复地重复着,近乎沉闷而冗长,这就表明在中国文学中,数量不但不能代替质量,而且也许很快会压抑与窒息文学样式原来的特性,对《楚辞》的模仿泛滥便是一个例子。在对《楚辞》的模仿中稍早的,因而更可以说是最初的骚体作品是《九辩》,在文辞风格上与屈原的相像,据说是楚国大臣宋玉写成,在稍后的顷襄王时期(前298—前265年),他遭受了与屈原一样的厄运。宋玉的《九辩》也编进了《楚辞》,但显然是独立成篇,与其他屈原所作的有不一致处。尽管与起于屈原的文学模式有相似之处,但差别仍然存在,那就是《离骚》中悲天悯人的情怀比到达天国的旅行占据更多的篇幅,而在宋玉的作品中,天国就不再是新的悲伤的场所;《离骚》篇末表达了作者疲惫,失望,甚至是绝望,而《九辩》则是描绘了非凡的完全充满希望的到达天国的旅程:    

  纷忳忳之愿忠兮,妒被离而鄣之。愿赐不肖之躯而别离兮,放游志乎云中。乘精气之抟抟兮,骛诸神之湛湛。骖白霓之习习兮,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苍龙之躍躍。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前轾辌之锵锵兮,后辎乘之从从。载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计专专之不可化兮,愿遂推而为臧。赖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之无恙。    

  185从主题上来看,十分盛行于三、四世纪的关于游仙的诗歌与宋玉、屈原对上天历程的描绘更为紧密地相连。它们从屈、宋二者中获得许多借鉴,尤其是飞翔的经验上;当然,我们并不能看出它们与屈宋之间明显的差别。因为不仅在性格特性上,而且在内容上,二者彼此相关(总而言之,游仙诗与韵律诗完全不同)。在《楚辞》中,从上天返回人间这一过程并未完全略去(尽管也许回返人间是悲哀的,正如屈原与巫咸;或者也许是凯旋的,如宋玉),原则上现世永远不会因为其益处而被永远地放弃,而只是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内被以典型的儒家方式而搁置一边。另一方面“得道成仙者”在他们的诗中向人间与社会作了相当明确的永久的告别。他们寄予希望的领域不是现世,当然也不会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他们不在时社会形势的改进上,而是将他们的希望寄于超俗的天国。那超绝尘世的理想仍十分坚固地保留在诗歌中,而不是保存在对天堂的伪科学描绘上,并且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梦幻般的色彩。从此岸到彼岸世界的过渡并不是作为客体而经验的,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现实而经验的。正唯如此,在本质上,升天的母题其产生既非政治也非宗教原因,而是诸如情欲等动机。事实是,这些在屈原升天的过程中已起了关键作用。但在此时,它们也已日益进入道教的天堂观中,因而也进入了游仙诗中。我们现在越来越常在天堂中及道教圣者进入云端过程中看到“仙”或“玉女”。从四世纪以来时间范围里,他们抓住了人们的想像力,对仙人们以及他们生活领域进行文字表现,在语言上已有新的创造并带上了色情的色彩,且一直保留至今。最具说服力的例子就是“仙”这一字本身,而且所有的词都带上了“光”“飞”“云”“雾”之间的字眼。    

  这里所要表达的是道教显然处在与其他所有天堂观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矛盾冲突中,这一现象已经公开地或隐蔽地表现出来了:现世快乐的实质,心灵的肉体的爱似乎不属于天国,这是因为它与成为所有天堂组成部分的“纯洁”发生了冲突。爱形成了家庭与社会网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是家庭与社会网络的直接结果。在早期道家著述中,圣人们偶而与他们的家人同住,就如《庄子》中所表现的,它记载了庄子之妻死后,他接待来访客人时相当幽默,生机勃勃,他看穿并且消除了他原先小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本能悲哀。但这则例子也表明了道家的倾向——自我要从爱的束缚中独立出来,以达到隐者的大自由,抖落尘世的重负,向天国飞升。在彭祖的言词中,这一冲突明显得到了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放弃进入天国,建立了“仙”的团体,他们一起把天堂一脚踢开。当然,某种程度上,在遥远的岛屿与山峦,“人间天堂”也向所有飞翔的仙人开放。人间仙境中居住着许多美丽而有魅力的少女,她们张臂欢迎仙人,担当她们作为仆人、伙伴以及女仙的角色,从而赋予幸福之地以特别的魅力。186这些将归结于佛教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非常间接。正如前所提及,确切而言,在佛国天堂里(基本上与非佛教地方北瞿庐洲不同),爱的欢悦并不为人所知,佛国天堂患上了道教染上的虚弱症,就像所有其他净土解决这一问题一样,经三世纪达摩第一次译介的著名佛经在中国广为人知,他优雅严肃的语句宣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妇女居住,因而两性关系完全不为人所知,孩子们则是从莲花上诞生的”。与佛教的竞争中,道教并未看到佛教对妇女的漠视,这一缺陷也从未成为道教的一部分。从一开始,《道德经》时代就在“道”与一种“至柔”之间建立了联系;道教尤其倾力强调所有的“女性气质”的价值,例如“柔”、“顺”、“消极”、“世俗的”及“隶属的”,因而道教比佛教更多地把情欲的因素融进思想体系中,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佛教在中国达到宗教领域的项峰地位、并沾沾自喜于几乎彻底获得的优势时,道教力量仍能保持其稳固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部分:对彼岸世界的迷恋(约300—1000年)第三节 洞穴后的世界(5)

  最近的中国文学批评里,极为显著的是学者朱光潜的研究成果。他所力图做的是向人们展现游仙文学有三种类型。首先,是反抗与逃避主义的文学,典型的是屈原与学习他诗歌的诗人,其中有一些前面在论述其他问题时提到过,如阮籍、嵇康和陶潜;第二类是真正的道士与他们的宗教作品,其中表达了他们隐秘的观点,如张华,郭璞及曹唐;第三类是具有浪漫色彩的情诗,据说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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